1959年，朱传福同志从钻井处调到独山子炼油厂焦化车间工作，当时国家急需石油焦，厂里正赶上夺焦大战。朱传福负责上焦化釜人孔，每天要上十多个釜，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要有很强的责任心，上不紧或上不平就会因漏油引起事故。人孔外焦炭堆积如山，刚从釜里拉出的焦炭温度高，有时见空气还着火。一次，因他专心上人孔，棉裤烤着了也未觉察。还有一次，他在瓦斯浓重、黑咕隆咚的釜里挂焦耙，半沥青烫伤了他的右脚。他被人背出釜后，脚上的双层牛皮靴烫成了焦团团，怎么也脱不下来。用剪刀铰开皮靴，脚底、脚面上起来一个个核桃大的水泡，有的地方粘脱了皮，鲜红鲜红的肉上，滴淌着黄水。水泡刚下去，他不顾大家的劝阻，又急着来上班了。出焦的时候除了上人孔，他只要有空就主动帮助其他岗位，清焦拉焦、拉钢丝绳，什么都干。
1970年，朱传福调到双炉车间当操作工，很快掌握了几个主要岗位的操作。1972年后担任班长。对车间几次检修都未彻底解决的塔——3液面计开关填料漏油问题，他凭着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细心分析，终于找到原因，解决了漏油问题。由于长期的劳累，加上干起工作来常常忘记吃饭，他得了严重的胃病，发作起来脸色苍白，疼得直不起腰，但他仍然坚持上班，捂着肚子调节操作，捂着肚子巡回检查，捂着肚子作记录。他当班的时候，从未见他坐下来热乎乎地吃过一顿饭，要么，啃着个馍馍出出进进联系操作；要么，端着饭碗站在操作台前观察仪表。他常说：“人上班，思想就要上岗。”
青年司炉工小宋，刚分来车间时，不安心工作闹情绪，在朱传福同志的耐心帮助和教育下，进步很快，后来入了团，还成了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后被提拔为干部。朱传福牺牲后，小宋流着泪水说：“朱师傅对我的帮助，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青年女工王润杰，是朱传福一手培养起来的一线女班长，精通全装置操作分析技术，所带班组创造了全车间产品质量最高水平。朱传福牺牲后，王润杰泪流满面，伤心地对着炼塔大喊：“朱师傅啊，你咋能离开我们哪！”
独山子第二小学的少先队员们永远难忘他们和蔼可亲的校外辅导员朱传福。1975年4月，朱传福被第二小学聘请为校外辅导员后，他就在自己家里建起了辅导站，每星期活动三次。他给同学们讲雷锋的故事，讲铁人王进喜的故事，教育孩子们热爱祖国、热爱独山子、热爱炼油事业，艰苦奋斗，立志成才，助人为乐，团结友爱。
直到他牺牲，8个多月中，对孩子们的辅导活动从未间断过一次。就在他牺牲的这天，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同学们还热切地等候在他家里，等朱叔叔下班回来和他们一起开生活会呢……
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哪里知道，他们敬爱的朱叔叔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
英雄走了，他如巍巍炼塔，高耸入云，挺拔屹立，搏击长空。
他用鲜血和生命，染红了泥火山天边的晚霞，染红了独山子灯火辉煌的夜空……
他是耸立在独山子各族人民心中的——血色丰碑。
（原载《历史的足音》，作者：梁继山，本文改撰）
无言的歌
千百年来，人们赞美天山的奇峻和巍峨，更感叹它的博大和雄浑。赞美也好，感叹也罢，天山始终默默无语。它用沉默挺立坚强，它用沉默展露宽厚，它用沉默迎送岁月。它深深扎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它用沉默向人们吟唱着一首——无言的歌。
1959年，当克拉玛依发现大油田的喜讯传到共和国首都北京之时，一个年青有为、才华横溢的大学青年助教激动不已，他的心胸被点燃了。在知识界的象牙塔内，他原本平静的生活掀起了巨澜——大西北在呼唤着他，火热的石油一线生活在吸引着他。
有志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时代的召唤。
他毅然告别了自己深深爱恋的母校——北京石油学院，告别了自己熟悉的教师工作，告别了繁华的都市京城，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天山脚下的石油小城——独山子。从此，他在独山子默默奉献36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才华贡献给了新疆石油炼化工业建设事业。他就是独山子炼油厂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炼油厂科研所所长王继谔。
1929年，王继谔出生在山东泰安。齐鲁大地丰腴厚实的儒家文化，养育了他崇尚知识、科学报国的雄心壮志，更锻造出了他泰山岩石一般坚韧不拔的性格。1958年，他在北京石油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一年后便来到了独山子，此时的他刚刚三十而立。
“新疆是个好地方，我在那里干出感情了！”每当远在北京的姐姐要把他调回北京时，他总是这样回答她。
是的，新疆的确是个好地方，地大物博、矿产丰富，特别是石油资源不断开发，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是广大青年锻炼成才的地方。新疆更是多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团结友爱，亲如一家。在这里，五湖四海皆兄弟，人间真情暖心间。王继谔钟情石油炼制科研，数十年如一日，不但得到厂领导的全力支持，更得到所里各族同事的大力协助，这让他如鱼得水，干劲倍增。当时，他是全厂技术人员中学历最高的知识分子，是厂里科研战线的中坚骨干，因而，一个个科研课题摆到了他的面前。而他不畏艰险和困难，一次次带领全所人员迎战各种困难，在科研的崇山峻岭中蹚冰河、爬陡壁、过大坂、越深涧，不停地一步步向胜利的顶峰攀去，一次次登顶摘取了科研课题皇冠上的明珠。
——克拉玛依油田方圆数百里，地层构造复杂，原油性能也不尽相同，数百口油井遍布油田的各个角落。6年间，他和同事们风雨无阻，始终如一，摸清了油田每一口井的油质情况，查清了油田低凝原油的特性、产区和分布情况，写出了克拉玛依油田全面的评价报告，为油田开发利用提供了合理、科学的依据。
——1969年3月，在我国的一次自卫反击战中，由于我国的军用油品在高寒气温中过不了关，出现了坦克难以启动、机枪不能连发的被动局面。中央军委指示：尽快研制合格的低温军用油，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独山子炼油厂。
王继谔临危受命，毅然承担了研制任务，在接受任务的当天就把铺盖卷搬进了实验室。他带领着大家一遍又一遍实验、修改，再实验、再修改，常常一干就是几个通宵，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为了测试油品在高寒气温中的性能，这年冬天，他带领技术人员来到了可可托海进行实验。可可托海是新疆最寒冷的地方，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为了早一天拿出合格的油品，他把几天的工作压缩在了两天内完成，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寒风中一天要完成几天的工作量。为了测试油品的低温性能，获得准确的第一手试验数据，他常常躺在汽车的底盘下仔细观察。冰雪之中，寒气逼人，脸冻伤了，耳朵冻烂了，腿冻僵了，甚至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他全然不顾，他在用生命与时间赛跑，用生命同严寒搏斗。当试验成功的那天，被冻了两天两夜的汽车一点就启动的时候，王继谔的眼睛湿润了，8号稠化机油表现出了良好的性能，研制终于成功。
在马达的轰鸣声中，他和同事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长久地伫立在可可托海的冰雪世界里。直到今天，当年和王继谔同到可可托海的同事对这些往事依然记忆犹新。他们说，王继谔是一个坚强的人。1970年，独山子炼油厂组织8号稠化机油生产，大批量供应部队。王继谔和他的同事为我军国防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9年，国家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的大动力拖拉机，可国内的油品却用不成。王继谔带着同事们一头扎进实验室，熬了三天三夜。10月18日，11号农用中增压柴油机油终于研制成功，这些进口拖拉机欢快地奔驰了起来。老外吃惊得目瞪口呆，连呼：“中国人，了不起！”
——80年代，国家缺乏重交通道路沥青，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从国外进口。王继谔和项目负责人张载欣、董兆德一同开始了艰难的攻关。
他们力排国内有关专家的反对，大胆采用了美国教授柯贝克的“哑铃调合法”，在一次次失败中总结经验，寻找希望的亮点，终于将重交通道路沥青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当时的乌昌高等级公路，后来的吐乌大、乌奎等高速路，都采用了这种重交通道路沥青。这项研究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90年，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率先走出了世界学术界关于中间基油不能调制高档润滑油和内燃机油的理论误区；他和同事们研制出了上百种汽油、煤油、柴油和中高档润滑油，其中很多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水平。如名牌产品45号变压器油、全封闭冷冻机油、低温抗凝液压油等获得了国家金质奖。
林园手种唯吾事，桃李成荫归他人。王继谔视事业重如泰山，看名利淡泊如水。
独山子炼油厂多年来研制开发的新产品有200多种，其中80％浸透着王继谔的心血；33项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的成果中，他亲自指导、参与的就有30项。但当人们翻开独山子炼油厂科研所成立30周年画册，在50多篇获奖论文中，却几乎找不到他的名字。
1990年，重交通道路沥青研制成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申报科研成果的时候，项目负责人董兆德很自然地把王继谔的名字填上了申报表。可王继谔却趁同志们不注意，悄悄用笔把自己的名字划去。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农用中增压柴油机油研制成功后，申报成果的同志把王继谔的名字填在了“主要负责人”一栏，又是他悄悄划去了自己的名字。
无数次的课题攻关，他作为科研所主要领导，总是领衔受命，冲在前面，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但当科研成果和鲜花、奖章来临之时，他又默默地退避三舍。他究竟多少次在科研成果申报表上悄悄划去自己的名字，人们无从统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30多年来，他默默为独山子炼油厂培养了100多名科研人才。如今，这些人员都成为了科研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为科技兴厂、各类油品不断打入国际市场、全厂技术水平跃居全国同行业前列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是一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但却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为了挤出时间查阅资料和进行实验，他的两个孩子一出生都先后被送往老家农村，直到十多岁还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在他病重送往北京住院期间，他在西安航空学校上学的大儿子流着泪对人们说：“在我的一生中，和父亲呆在一起最长的时间，就是父亲病重时在北京住院度过的那41天。”而王继谔只有在病榻上，在弥留之际才能拿出这41天的时间和儿子在一起。
他是一个清贫的人。用现在的人说法，他不会生活，不懂享受。
1988年同志们帮他搬家时，他的全部家当用三轮摩托车拉了两趟就拉完了，大部分还是用纸箱装着的书籍。他缺钱，但他并不看重钱，他对自己的孩子说：“如果我下海，可能钱很多，但能给你们的人生道路留下什么呢？”他为独山子、为国家创造的财富数以亿计，而他所要求的却很少。
1988年，他就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可他仍然废寝忘食地工作。1993年病情开始恶化，伴随着高烧、腹泻又出现了呕吐、胃出血。得知王继谔的病情，厂区党委书记陈宗禹立刻赶到医院看望他，并请医院尽最大努力医治。厂里给他联系好了北京、上海等多家著名的医院，可他却说：“能在独山子治就不去内地了，去内地既要给别人添麻烦，还要多花国家许多钱。”然而，他的病情在进一步恶化，最终确诊为血癌。1995年，厂里决定立即送这位具有突出贡献的老知识分子去北京医院治疗。在送他去治病的路上，他深情地回望着这片土地，笑着对同志们说：“我还会回来的。”
1995年10月22日下午，是他弥留人世的最后时光。在北京309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厂区党委副书记董明同志委婉地问他：“老王，山东是你出生成长的地方，新疆是你工作奋斗过的地方，说句心里话，你更喜欢哪里？”王继谔用微弱的声音答道：“我还是喜欢新疆。”
在场的每个人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泰山给予了他生命，天山赋予了他灵魂。1995年10月23日凌晨3时46分，王继谔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他又如愿回到新疆，回到了他奋斗一生的独山子。王继谔去世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1997年2月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追认王继谔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号召全区各族人民向王继谔学习。王继谔长眠于天山脚下的泥火山前，他仍旧用他那深情的目光久久注视着独山子这片热土，注视着与他奋斗36载的同事们。在人们心中，他如天山冰峰一般——沉默、质朴，是一首无言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