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864—1911。
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落幕；1911年，清室退位，辛亥革命催生出了一个新中国。前者意味着中兴，后者意味着新生。在这中兴与新生之间，有一个王朝日趋一日地走向穷途末路；更有一个新时代艰难地萌芽和恣意地生长。
在这中兴与末路当中，死亡与新生之间，有一种怎样的历史逻辑——这是太多的论史雄文孜孜不倦探究的命题。但笔者并不相信存在着这样一种历史逻辑，因为一旦深入历史的细节，那些宏大的“历史必然性”往往会彻底丧失一切解释的功能，立刻变得苍白无力。笔者所冀求做到的，仅仅是呈现出某种历史线索而已，这种线索当中有没有“历史必然性”一类的逻辑，笔者并不关心。
笔者关心的是细节的反思。“细节决定成败”是句俗话，也是真言，在历史当中同样适用——洪秀全不满足于只做精神领袖，斌椿努力想用儒家术语把西方“清廷化”，曾国藩深信可以用“以命抵命”的模式处理教案，那些归国的幼童成了有原罪的“思想犯”，以及维新领袖康有为的种种作伪……这些历史的细节背后，都潜伏着成败的契机；也唯有在这些细节里，才能窥见真实的时代风貌，才能窥见一个真实的“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今人求助于历史，以反思“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恰恰也正是历史当日所期望突破的迷局。这是永恒的命题——正如所有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许，都只是想为当下找到一个真实的坐标一样，一切对“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迷失，统统来自对“中国此刻何在，是何模样”的困惑。古人有古人的困惑；今人有今人的困惑。这困惑的程度，谁也不比谁少一些。
所以，这是永无休止的追问——那些在1911年追问过“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人，同样也在1864年、1865年、1866年……追问过。每一年他们都在追问；每一年他们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1864年不是追问的开始，正如1911年不是追问的结束。
本书只是一种追问的方式，并未得出追问的答案。
1864天国亡于内部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年度事件：太平天国运动落幕
1864年6月，天京（今南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落下帷幕，一种“反传统”的意识形态归于失败。
个中原因，后世总结颇多。但最关键之处却极少被人提及——导致天国由顶点急速坠落的“天京事变”背后，是一场赤裸裸的披着权力斗争外衣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宗教领袖洪秀全与世俗领袖杨秀清之间的血腥内斗，有着极复杂的内涵和极深刻的教训。
洪秀全本只是个纯粹的“精神领袖”
洪秀全在1864年6月死于困城天京。一个月后，曾国藩把他从地下挖掘出来，所看到的是：“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胯肉犹未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