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群像
同文馆风波颠覆了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说辞。这场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政府，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前头。
据曾国藩说，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文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尤为值得深思的是，自诩为全天下只有自己才真懂洋务的郭嵩焘，同样反对开设算术馆。郭闲居乡里，时刻关注着京城这场“意识形态论战”，他对争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他们是两个瞎子在路上相撞争辩，都没说到点子上。郭对奕讠斤的批评最耐人寻味：“总理衙门的奏折，立论之荒谬，处处令人喷饭。所拟定的开设算术馆的章程，让我惊骇不已。用洋人所教授的学问作为士大夫升官的依据，这对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上课每天点名，每月考试，用教授蒙童的制度来管理科甲士子，这简直是在蔑视士大夫、侮辱朝廷！”开明如郭嵩焘者尚且如此，其余士子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的地步。据《郭嵩焘日记》记载，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集体抵制他。湖南开了端，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著名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择——在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一点将不断得到极明确的印证。
■相关言论：曾国藩与幕僚讨论清廷灭亡倒计时
倭仁：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
倭仁全面否定“正途”士子“师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立国自强之道。
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何以逾此？”
抛开同文馆风波的历史背景，倭仁这番言论，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同文馆英文教习：同文馆学生品质低劣
据同文馆英文教习额布廉的观察，自倭仁反对以后，“同文馆没有录取任何体面的人，年轻人只要在其他领域有点发展的机会，都不会把他们的命运与同文馆联系在一起。那少数的几个来报考的人都是些失意无能者，他们只是为着总理衙门提供的优厚待遇而不顾惜其名誉。”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也认为：恭亲王等招收“正途人”学习天文算学的主张，“因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皇上师傅倭仁的反对，没有成功”。
李慈铭讥讽朝廷，替倭仁鸣不平
朝廷有意折辱倭仁，将其安置到总理衙门行走，李慈铭在日记里讥讽地替其鸣不平：行走者，驱使之称，乃简贱之辞……国朝之待大臣也，直军机处，直南书房，上书房，皆曰行走……总理衙门是什么卑贱的地方，岂可让堂堂宰相去那里做“行走”！
言下之意，在传统士大夫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的倭仁充任总理衙门行走，简直是奇耻大辱。
赵烈文：清廷亡国不出五十年
1867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而主威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说：“然则当南迁乎?”
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你不是戏论吧？”
赵说：“当着老师您，我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
赵烈文出此言后，清朝灭亡果然未出五十年。
资料来源：《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