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如此，如下历史现象才可能获得解释：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下去，20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
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何以如此？
原因并不复杂：清末新政，导致国家权力的迅速扩大，进而迅速侵蚀了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乡绅集团迅速无可挽回地没落，乡村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出路，迅速选择向城市转移。乡村社会□□迅速流失的结果，是传统的乡村自治体系迅速瓦解，尤其是传统乡村社会赈灾、救济功能严重丧失——正如云南省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云南基督新教的迅速壮大开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确切地说，是利用了乡村在灾荒中丧失了赈济能力的契机，由教会主办赈灾活动，进而吸收了大量教民。
结语：乡民们的选择始终符合利益逻辑
今人习惯于谈论近代民众在东西方交流冲突中的“无理性行为”，尤喜强调其“盲目排外”。这是个相当恶劣的逻辑惯性，尤其是在晚清教案如此重大的历史命题中，更不宜如此轻率地归因于民众的“无理性”。实际上，无论是入教，还是反教，乡民们的行为背后，都有其特殊的理性在驱动。
福建巡抚王凯泰曾经上奏谈论过晚清反教民众最终选择入教的理性动机：“莠民恃教为护符，作奸犯科，逋逃渊薮，教士多方徇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积不能伸”，因而相率入教——边缘乡民入教寻求政治特权，普通乡民受教民之害反教，寻求官府庇护未果，最终也选择了入教。王凯泰最终感慨：百姓不过是为了保身才入教，“非民为无良，乃官驱之”。
最意味深长的一幕是：庚子年之后，不少同教会势力势同水火的义和团团民也都陡然入教。譬如京郊下营村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在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而理由则是：失败的拳民们为了“不受辱，不受气”，这些“辱”与“气”，均来自地方官府。
■相关言论：曾国藩请求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曾国藩：宜亟选聪颖子弟赴国外留学
1871年8月16日，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求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理由是自强之路，不可全靠购买外国利器，必须自己学会制造之道。曾国藩希望，每年派出三十名聪颖幼童，四年总计一百二十名，十五年后，幼童回国，“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
次年，曾国藩去世。第一批留美幼童亦正式启程赴美。
美国公使：本国不寻求传教士地位高于平民
美国公使镂斐迪致函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讠斤，表示美国政府不认可《传教章程》。
同时，镂斐迪也表示，美国在华传教士，其地位与其他在华美国民众并无不同，“本国不希望多得，亦不寻问多取”，如果别国要求中国认可传教士比普通平民地位更高，则“本国不为之助，亦不关心此事”。但是，如果别国向中国提出此项要求，而“蒙贵国皇上允准”，则美国也会“思量自商”，要求按照咸丰八年（1858年）的条约，利益一体均沾。
丁宝桢：教案全是天主教责任
晚清名臣丁宝桢于1871年上奏朝廷，分析近年来教案频频发生的原因。丁说：“中外交涉事件，其最易肇衅滋事而办理又难于得当者，莫如传教。而天主教之传布尤广，怨毒尤深，故自来祸端之起，皆由于彼。”
督抚山东期间，丁宝桢秘密支持民间反教运动，“揭露外国传教士罪行”的《辟邪实录》在山东风行一时，据说就是出自丁宝桢的授意。此书采摘谣言，不实之词甚多。朝廷下令查销此书，丁宝桢巧妙抵制，称“查《辟邪实录》一书，本部院并未目睹，究竟作自何人，刊自何处，所言何事，均不得知”。
同文馆英文教习如何看待《传教章程》
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曾担任过同文馆英文教习，他如此看待1871年清廷推出的《传教章程》：
“尽管文祥在《传教章程》中提出的那些指控的准确性尚值得怀疑，但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所代表的基督教已经颇像一个政治实体了。天主教的主教们根据自己的声明实行官方的礼仪，摆出官方的气派，这对中国政府官员是一种挑衅行为。对于他们干预涉及信徒的司法审判的细节，我们也非常清楚。”
干预司法，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当时传教士吸引教民入会的重要手段。但包尔腾认为：
“缺少保护固然会导致很多不公正和痛苦，但是，保护教徒会产生更恶劣的后果。它会导致许多伪善之徒加入我们的队伍，将使我们更易受到指控，而这种指控可能正蕴育着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敌视，还将会在我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中制造连续不断的政治纠纷。”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一册，中华书局出版；赵树好《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