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嚣尘上。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1873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其时，清廷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内，抬高日本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本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这种“政治口实”的获取，依赖于日本使节同时熟悉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和西方的近代“世界观”。副岛本人出使期间，绝口不提琉球与台湾之事，以免引起清廷警惕；同时低调派遣副使柳原前光前往总理衙门，恍若不经意地质询1871年琉球民众被台湾土番所杀事件。
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回答：“‘蕃’民杀害琉民，我们早已知晓，杀害贵国之人则从未听说。琉球、台湾二岛俱我属土，属于土人互相杀害，裁决之权完全在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何干，而劳烦过问?”
这番回答本已相当得体。但柳原继续“争辩”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又质疑清廷“既然知道抚恤琉球之人，却为何不惩罚台湾番人”，毛昶熙等人的回答就难免开始朝“天下观”方面倾斜——
毛氏回答：“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在清廷，“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是“天下观体系”下的政治词汇；日本人并非不知，但现实需要，他们故意将之放置到了近代“世界观体系”下理解，于是就成了：清廷承认台湾东部番地无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