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国粹主义大潮浩浩荡荡吞噬晚清改革
■年度事件：中国正式设置驻外使馆
1876年，“天朝上国”终于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位驻外公使。
促成此事的，是上一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里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里等人到云南“考察”，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被杀，酿成严重外交事故。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屈辱了结。条约要求清廷须派员前往英国“致歉”，遂有郭嵩焘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国一事。同行的还有副使刘锡鸿，后改任清廷驻柏林公使。
这本该是近代国人详细了解西方的大好机会——无论是将其当作敌人，还是学习的对象，最基本的了解都必不可少。但遗憾的是，郭嵩焘与刘锡鸿，这两位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最后，刘锡鸿得胜还朝，郭嵩焘则收获了万夫所指。
此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清晰地昭示着自1840年打开国门至此四十年来，清廷在“改革”层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从理论上证明西洋各国的所有成就，仍然不出清廷所固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围，而且也“成功地”证明了清廷所固守的这一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是具有普世性的“天下之至道”。而任何敢于挑战此节者，最后都不免沦落到郭嵩焘那般的凄凉结局。
郭嵩焘：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政治
【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
虽然驻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8月份即已下达，但郭嵩焘在等待确定行期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此行无异于自取其辱；1876年3月，他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气焰之嚣张，署中诸公俱都唯唯听训，又深有气短之感。
此前，郭氏已屡次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指责过朝野士大夫们的愚昧无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怀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死活不愿意去了解洋人，于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这些言论刺激了许多人脆弱的神经，自然也就招来了无尽的毁谤。
目睹内外交困，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郭本人也情绪恶劣，意兴阑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焘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坚决不允辞职，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一直从3月持续到了7月。
后世某段时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心态描述成“义无反顾”，心意自然是好的，为着塑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形象；但不惜违背史实，则未见得是著史者应有的做法。留存郭的这段犹豫，又有何妨——其胞弟郭昆焘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长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