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国粹主义的市场有多大？
《使西纪程》毁版后不到一年，赞扬西洋政俗开明、批判自强改革太过肤浅的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此后，虽屡有封疆大吏如沈葆桢等极力推荐，亦未能再获起用。
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将西方文明解释成“圣教”之成果，要求固守祖制，反对改革的刘锡鸿，回国之后则做了光禄寺少卿。
殆至1900年，当整个北中国被一种狂热的国粹情绪所笼罩之际，有刑部郎中左绍佐又记起了1876年曾引发举国公愤的郭嵩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此时，距离郭嵩焘去世已有十年之久——那是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鸿章等人请求朝廷按例给郭嵩焘立传赐谥，朝廷的答复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在朝廷给去世的郭嵩焘如此一个答复之后十年，它们给了世界另一答复——漫山遍野的“义和团”。
■相关言论
威妥玛：不管百姓死活的洋务自强改革无前途
郭嵩焘在伦敦期间，记录下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FWade）对自己所说的一段“肺腑之言”。
威妥玛说：中国地广物丰，人力充足，但“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威氏对正在进行中的洋务运动不屑一顾，“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稍知讲求交接来，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
傅兰雅：洋务改革“不过挨延岁月而已”
出国之后，郭嵩焘得以从傅兰雅（JFryer）处了解到洋人眼中的“洋务运动”为何物。
傅告诉郭嵩焘，他1874年在上海见到两件事，令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极为悲观。一是日本兴兵侵台期间，朝廷派了一艘兵轮前往吴淞江口驻扎，以备不测，待至吴淞口，全船三百余官兵大部分都逃跑了，仅剩二十余人。一是前往江南制造局铸枪厂，见一童子“开通内膛”的方式不对，傅告诉他这样做不行，“此当开通内膛，舍长用短，是不求通也”，童子反而回答“不过挨延岁月而已”，要傅别多管闲事。傅感叹，洋务改革也“不过挨延岁月而已”。
《泰晤士报》：郭嵩焘离职是中国的大损失
郭嵩焘刚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时，总税务司赫德即从北京向英国政府发函，称郭“为一诚实君子，识见明达，具有决心，但终为一中国人”。
至郭嵩焘离开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写道：“郭去曾（纪泽）继，吾人深为惋惜。郭氏已获经验与良好之意见，此种更调实无必要，对于其国家将为一大损失。”
郭嵩焘：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富强之理
洋务自强改革的基本要点是创办“国企”，轮船招商局即是其中一例。郭嵩焘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在一封给李鸿章的书信里，他批评这一“国企”之路：“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郭赞扬西方民富则国富的立国之道：“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民有利则归之国家，国家有利则任之人民，是以事举而力常有继，费烦而国常有余。”继而批评洋务运动误入歧途：“然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郭嵩焘思维的超前，在1876年的中国绝无仅有。但郭也有他坚持传统的一面，譬如，他对西方国家的工人□□一事就颇不以为然，他说：“去年美国火轮车工匠毁坏铁路……盖皆以工匠把持工价，动辄称乱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郭认为西方政俗的最大局限在于民意太泛滥：“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而民气太嚣”；“德、意、西、俄屡有暗杀君主、大臣之事，亦是泰西巨患。”
所以，郭嵩焘的意见是：虽行□□，但也要“略存君主之意”，如此，才能够稳定人心、坚固国本。
资料来源：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出版；《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出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