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二月初二，清廷颁布处理琉球事务的上谕，相当于是给相关人员的一份指导性文件。上谕说：“原议商务一体均沾一条为日本约章所无，今欲援西国约章办理，原非必不可行，唯此案因球案而起，中国以存球为重，若如所议划分两岛，于存球祀一层未臻妥善，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向日本使臣悉心妥商，俟球案妥结，商务自可议行。”
上谕的主旨是认为琉球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存球祀”，即：如果日本能够满足琉球复国这一条件，则其所要求的“一体均沾”享有其他国家在中国权益，也是可以商量的。
总理衙门遂根据这份上谕的精神，与日本议定了一个专条，称：“载明分界以后，彼此永远不相干预，庶以后中国如何设法存球，日本无从置喙。”
朝廷似乎觉得如此结束琉球事件是最佳选择，既避免了中日交恶，又可以使帝国政治制度中至关重要的“朝贡体系”一环免遭冲击。但在李鸿章看来，朝贡体系下宗主国的虚名毫无价值，但让日本“一体均沾”享有其他国家在中国一样的权益，则必然为祸甚远——更何况，如此分割琉球诸岛，对中国而言是徒增防御之累赘，琉球即便复国，也无法在日本的威胁下生存。在李的坚持下，朝廷以同意日本“一体均沾”列强在华利益换取保存琉球社稷的计划中止。
之后的交涉陷入僵局：李鸿章一意坚持保存琉球王国，再三对日使强调中国在琉球问题上没有领土利益诉求，要求恢复琉球王室对琉球的统治或者局部统治；但日本既旨在吞并琉球，对琉球国的存在必不能容忍，竹添进一郎致函李鸿章，强硬表示：“将中部归琉球复国立君，则我国决不能从。”
及至中俄围绕伊犁问题发生外交摩擦，日本乘机讹诈，驻日公使黎庶昌与日方擅自商定了一个“善了”琉球问题的办法：日允中仍认琉球为国，听凭尚氏朝贡中国，册封一了，定日将琉球设县，理其内治，释回尚氏任为县令，子孙世袭。但日意欲声明是专属。
李鸿章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善后办法”的荒诞：琉球复国自然是最好不过，但将琉球国王改称琉球县令，即便“世袭”，与不独立又能有何区别？日方不过意欲借此骗取清廷对琉球乃日本专属的一纸声明。
民间：不可失了宗主国的体面
近代报刊如《申报》、《北华捷报》的出现，给了民间舆论一个释放的空间，使得在琉球亡于日本这类的大事件当中，中、下层知识分子也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而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
【议阻贡：不相信日本会做出有失宗主国体面之事】
1875年，日本阻止琉球入贡中国。3月31日，《申报》刊发社论文章《论日本向中国索还琉球贡物事》，认为这一消息乃以讹传讹。当时有西方报纸报道日本向总理衙门索还琉球入贡中国的礼物，社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此举足以贻笑千古，“日本虽愚，断不出此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