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政使参议刘锡鸿即是这样的典型例子。刘氏之前曾经出使英、德两国，对西方国家有切身的了解。在此次论战中，刘氏总结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得到反对修筑铁路者如李鸿藻、翁同龢、额裕等人的激赏。其出使西方的经历，大大增强了其反对意见的权重。
总结起来，刘氏的反对意见大致有六：其一，反驳铁路有利于巩固国防，认为守国之道在于人和，并兼重地形之险，若造铁路，则不唯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其二，反驳修铁路搞运输可以充裕国库，认为“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为”；其三，针对有人提出修建铁路，便于朝廷访查各地民情，有益于政治清明，认为“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足迹”；其四，反驳铁路利于民生的观点，认为铁路确实利于人民出游，可使商贾得利，但货物流通便捷的同时，还会导致“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其五，认为修筑铁路将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其六，认为修铁路将引发民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以作乱。”
刘氏的这种意见自有其理论渊源。其出使西方时写就的个人日记《英轺私记》中记载了一则轶事，可以作为刘氏在此次论争中的立场的注解——
驻英期间，一位“波斯藩王”曾问过刘锡鸿中国何以不制造火轮车。刘锡鸿以一种充满了哲理智慧的幽默作为回答：“目前，我们大清政府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驶数万里。”
“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根据我们中国圣人‘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在刘锡鸿看来，“四书”、“五经”所规范的意识形态，是胜过任何实体火车的“精神火车”，实实在在的火车会扰乱帝国的秩序，唯有这列“精神火车”能给清帝国带来和谐。
刘氏似乎自己被自己的这番妙论给折服了，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波斯藩王）闻之亦大笑。余自到伦敦，凡出拜客，必正使（郭嵩焘）与偕，未尝向人稍伸辩论。此次每一答驳，波斯藩王必点头不已。语毕辞去，王曰，今日领教殊快，无怪是中国有名人。”
在其自鸣得意的同时，一位英国绅士却在《泰晤士报》撰文尖锐地讽刺他：“中国阻止进益之党，不作他事，只以禁止改变为务。毁弃铁路主议者何人？不得而知，闻共有七人，史册内载，历来开创有七个圣人，似此可编为‘七愚’姓名，传之后世。年来论及吴淞铁路，嬉笑怒骂，兼而有之……不料与郭（嵩焘）同来之柏林公使（刘锡鸿），同观、同想而不同心，谓电报、铁路虽于不慊于心之夷鬼有用，于汉人全不相宜……从前中国有个皇帝，恐民智之日滋，因而焚书坑儒，至今传以为笑。阻止铁路之人，亦必贻笑后代无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