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应母校邀请去北京邮电学院作演讲。当时，我已出任微软中国总裁，谈到上海微软，就有一个学生问：“你们最年轻的经理多大？”我说：“24岁差5个月，他就坐在下面，叫沈乘黄。”我请沈乘黄站起来，跟大家见面。事后，他十分感动，特意找到我说：“我想你能记住我的名字、专业、毕业的学校已经了不起了，居然还记得我的生日，这太让我感动了！”其实有关他的生日，我也不是特意去背的，只是一个偶然的场合看到了，便用心记住了。
一个让普通员工伟大的小案例
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时，有一天晚上，我下班时在西格玛大厦的电梯里遇见了工程师戴维。他正好带着正在追求的女孩子“巡视”完公司。我就主动对他说：“戴维，最近你们的客户项目做得怎样了……”
第二天早上，我的邮箱里收到了戴维的邮件。他说，我让他在他的女朋友面前很有面子，因为连总裁都知道他的名字还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公司里一定很重要，也一定很有前途。他的女朋友因此对他的好感迅速增加了几十分。他还告诉我说以后一定要继续努力，不辜负我的期望。看得出来，戴维真的感动了。
挽留赵芳事件
外企的人员流动是一种正常现象。2003年夏天，时任微软中国华南区总经理的赵芳被苹果电脑公司挖走担任中国区总裁的职务。虽然当时微软中国也很需要这样的人才，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挽留，但对于赵芳来说，这毕竟是她职业生涯一次大的提升和转变。当赵芳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最终的决定时，我正在悉尼开会。我表示支持她的决定，但希望她等我飞回去见她一面。
我马上坐飞机赶到香港，再坐两个小时汽车赶到广州，与赵芳见面谈了半个小时。其实这半小时，我什么也没有讲，就是随便聊聊天。闲聊了半小时后我又飞回悉尼。正当赵芳大惑不解时，第二天早晨，《中止国际会议，唐骏专程飞回广州挽留赵芳》，《唐骏不惜最后努力，专程飞回中国劝说赵芳》等报道纷纷出现在了中国各大财经媒体之上。不用说，这一切都是我有意安排的。这一举动，既让赵芳走得光彩，走得开心，也让苹果公司觉得挖到特别重要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微软公司的员工也同样感受到了公司对于员工的重视和关爱。
这也是一个让他人伟大的典型案例。在我的理念中，CEO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员工从加入公司的第一天，以及工作的每一天，直至离开的最后一天都变得伟大。倘能如此，公司也就自然会更加伟大。
我领导的上海微软连续3年创微软全球最高员工满意度，出任微软中国总裁一年后，公司的员工满意度也迅速上升到微软全球销售类分公司最高。对此，微软总部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专门委派负责企业文化的高级经理来中国进行总结。所以，这才出现了亚特兰大微软全球高峰会的主题“让他人变得伟大”（虽然他们纠正了我的英语翻译，把Make Others Great改为了Making Others Great）。此后，“让他人变得伟大”更成为微软公司七大管理理念之一，成为微软公认的企业文化。
仿佛是为了回报我，在我离开微软之际，微软公司为了让我变得更伟大一点，比尔·盖茨亲自批准授予了我微软公司历史上唯一一位终身荣誉总裁的荣誉。看来比尔·盖茨先生也在学习我的管理理念……
陈永正空降微软，一个人的韶山行
2003年8月8日，本是极平常的一天。那天下午，正在西格玛大厦办公的我接到一位媒体朋友的电话：“唐总，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正要来微软做大中华区的总裁，你知道吗？”
这些年来，围绕微软中国区和大中华区的人事变动，总有很多谣言，想必这是最新的一个。我当然立即否认。可刚放下电话，同样内容的短信也进来了：“唐总，网上已经有消息传开了，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要被换掉了。”尽管难以相信，但我还是立刻拨通了黄存义的电话。“我也是刚刚从网上看到的。”他和我一样，在电话里同样是一种深感不可思议的口吻。
此时是下午3点27分，美国总部的人已经在梦乡里了。我和黄存义统一了口径，对外一致称“微软公司对此类消息不作任何的评论”。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论。在不让我们知情的前提下，难道微软总部真会作出这么重大的决定？若说这消息是空穴来风，可为什么已在网上全面铺开后，陈永正没有出面否认，摩托罗拉也没有出面否认？凭直觉，我认为其中一定有蹊跷。
晚上10点半，我习惯性地查了邮件，有一封来自亚太区总裁凯文·约翰逊的邮件。上面说明天早上他要与黄存义和我一起开个重要的电话会议。虽然邮件里没有透露电话会议的内容，但照我在微软多年的经验判断，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信息，网上的消息果真不假。
悲哀。这真是职业经理人的悲哀，也是微软公司的悲哀。这是对职业经理人自尊心的极大挑战：在没有与当事人进行任何协商甚至知会的前提下，黄存义就这样被换掉了！
微软中国区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的双重架构在职责设置上有许多重复之处，这成了多年来微软中国公司纷争不止的最大因素。我的几位前任，无论是杜家滨、吴士宏还是高群耀，他们的离去全都与此有直接关系。微软中国区和大中华区的矛盾，甚至已是IT业界公开的秘密。许多人说我是微软中国区历届领导人中最为强势的一个，这是事实不假，但这也使得中国区和大中华区的矛盾更加尖锐。我因此屡次向总部反映，希望能取消双重架构（但我又不能明说，这种双重架构的安排本质上就是对中国区管理层的不信任）。微软总部却固执地认为，架构没有问题，只要换人就能解决一切。于是，总部的这种逻辑便造成了陈永正突然空降微软的局面。
当然，总部安慰我说：Tim（陈永正的英文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可以跟他好好合作。可我心里清楚，这不是人的问题，是架构的问题。难道换个人就能改变目前的格局？我的心情极为复杂。
8月16日，新上任的陈永正和我在希尔顿饭店正式见了面。此前我们虽然在某个论坛会议上打过照面，但两个人面对面地坐下来细谈还是第一次。陈永正十分客气地和我握手，说话的时候不时爽朗地笑着，感觉是个很友善而开明的人。“今后我们就好好一起做了，我对软件根本不懂……你又是老微软，要好好帮助我……”我似乎又看到了希望，这样的人也许还是可以好好合作的。
陈永正问了我很多公司的现状以及员工对他来微软的反响。我尽量用很正面的方式来告诉他，员工很期待他的到来，希望他能改变现在微软中国区和大中华区存在已久的矛盾。其实，这些年来高层频繁变动，中国公司的员工已经麻木了，大家基本上对陈永正的到来没有什么期待。当然，这些话我不会说出来。陈永正还问了Alex（黄存义的英文名字）的一些情况，我也不加修饰地和他交流了，对于黄存义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
分手时，陈永正很真诚地对我说：“Jun，我离开摩托罗拉是想来微软做实事的，不是过来玩政治的，希望我们好好合作……”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不禁暗自一惊。中国区和大中华区的矛盾就是因为两个总裁都想做实事，难道他的到来还是回到从前？不过，我已经不愿想那么多了。
事态的发展果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而是印证了我的担忧。10月13日，陈永正向我正式交了底。晚上6点多，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巧合的是，昨天我在上海出席一个软件外包会议，第一次见到了陈天桥。我和陈天桥互换了名片，简单聊了几句，他邀请我有空时去盛大公司参观，我出于礼节需要点头答应下来。当然，此时的我还不知道，这48小时里发生的一切对于我未来职业生涯的重要性。
见到我，陈永正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笑脸。“Jun，我对公司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来微软是想做点实事的。”他讲话很直接，也很容易懂。据摩托罗拉的人说，陈永正虽是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的董事长，其实不负责公司的实际业务，更多的是形象代言。
他的讲话开始变得有些严肃了。“我来微软的吸引力就是能做些具体的微软业务。如果目前你我都想抓主业的话，我们都会很难，所以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个很好的分工。”
在我和黄存义的分工中，大中华区是不涉及中国区的实际业务的，更多的是宏观上的一些监督和管理。陈永正的话其实非常明确，他要改变过去的格局，他想来实际运营中国公司。
“Jun，其实微软中国这块蛋糕很大，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作用。微软全球技术中心，微创软件公司，以及新成立的微软中国创新中心等，你都可以负责，那里需要你的经验……”陈永正试图告诉我，新的工作安排很重要，希望我不要有想法。
我一言不发，坐在那里听他讲他的道理。其实，我很想告诉他，不需要给我讲道理了。我最后只是问了一句：“Tim，你的方案是否得到了凯尔文·约翰逊的认可？”现任亚太区总裁凯尔文是陈永正的直接老板，也曾经是我的直接老板，一直是我的支持者。据说就是凯尔文为了调节我和黄存义的关系而去找陈永正来的。他说：“是的，凯尔文希望我们继续好好合作……”我知道了，这是我无法改变的结果。
陈永正所安排的新的架构，已经不是我想要的工作。两年前如果是这样的安排，我会很满足。但是现在我不可能再走回头路。我不会有激情了，但是我还是喜欢微软……我该怎么办？
此后，网上到处都是有关我被架空的消息。媒体开始热闹起来，我又成为了焦点。不过这次和以前不一样，是一种我没有经历过，也不愿意成为的焦点。我的同事、朋友、同学、家人都来问我，我只能重复一句话：“公司的需要，慢慢看吧，还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大家都会理解这话是在自我安慰，不过除了自我安慰，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工作上的一切变化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而我却不能对媒体说话，为自己辩护。职业要求我保持沉默，以保证公司的形象和利益不受损失。有关公司、陈永正以及我自己的未来，我只能闭口不谈。我必须忍耐，等到我能说话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