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台湾针对信用合作社的管理只有一部《合作社法》可依，合作社的直属机关并非“财政部”，而是“内政部”。在制定法律时，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考虑到信用合作社和其他合作社的性质是不同的，它属于金融机构，应当由“财政部”来管理。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为修补，出台了一份叫作《信用合作社管理办法》的文件，规定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业务遵照《银行法》进行管理，将这部分监管权力委托给“财政部”。这样造成了信用合作社一种复杂的双头管理结构。比如，一旦“财政部”发现了信用合作社的问题，却没有办法立即取缔，还要与“内政部”会商才能做出决定。这样的不便造成信用合作社很难管理，容易钻空子。
另外，以十信为例，台北的信用合作社还需要接受台北市财政局的管理。台北作为直辖市独立于省属，如果在其他城市，则层级更多，要接受台湾省财政厅的管理，财政厅之下是各市县的财政机关。
在做“金融司”副司长时，戴立宁做的是《银行法》的修正。除了对银行的内部人放款作系统规范以外，他试图依照《银行法》既有的规定，将信用合作社改组成类似于德国的国民银行式的组织，也就是废除信用合作社，将所有的信用合作社全部转为银行，这种银行规模小，大部分业务依附于当地，与当地人生活息息相关，与官营的全岛性银行形成一个互为补充的体系。转化成银行的信用合作社只接受《银行法》和“财政部”的管理，不再受双重领导之苦。
同时，信用合作社改成银行后，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只对会员贷款，而是可以向一切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这样不仅缓解了台湾的金融压抑现状，还从根本上解决了信用合作社无法向企业贷款的矛盾。
《银行法》修正案提交到了“立法院”，但走完立法程序已经是戴立宁辞职之后，新修正的《银行法》中，原有关于国民银行的一章，后来不知原因被整个删除掉了。戴立宁彻底变革信用合作社体系的意图宣告失败了。
在修订《银行法》的同时，由于被任命为新的“金融司”司长，戴立宁与十信直接相撞的时间到来了。
突击检查
十信问题的恶化随着一系列的警报声到来。从1983年11月开始，进驻十信后的专案小组就发现十信的库存现金和账面不符。从1984年9月到1985年1月，合作金库更是连续5次向台北市财政局报告，十信的账面库存金额明显偏高。
1984年11月23日，陆润康决定对十信采取行动，于是致函台湾“中央银行”，请求派员检查十信的库存现金，并查看有没有其他的违规事项。
但这次核查失败了。原因还是老问题：由于台湾“财政部”本身没有稽核力量，必须请求“中央银行”配合，“中央银行”嫌事情麻烦，再将核查业务外包给合作金库。合作金库下去核查时，已经是几天之后，消息早已经通过内部人员透露给十信，对方早就作好了充分的部署，拱手相迎。
12月6日，“中央银行”转达了合作金库的检查结果：没有检查出问题。
但十信的事情还没有结束，12月13日，一封署名“十信员工的心声”的陈情书转到了“财政部”，这封由内部员工所写的信件直接检举了十信违法违规。其中提到十信虚报库存现金十几亿新台币；推迟将客户的钱款汇入，供国泰塑胶使用；蔡辰洲利用不值钱的山坡地虚增价值向十信抵押贷款等。
根据法规，“财政部”对于匿名的举报信不予处理。但考虑到其内容有可参照之处，戴立宁还是将此信转给了十信的主管机关台北市财政局，台北市财政局又转给了十信的检察机关合作金库，合作金库将该信列为以后核查的主要依据之一。
1985年1月4日，身为“财政部”部长的陆润康从“行政院”收到了一份来自于合作金库和台北市财政局的报告，于是叫来戴立宁，询问报告中所谓账面库存现金明显偏高是怎么回事。
戴立宁回答，账面库存明显偏高，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贷款不力，出现了烂头寸，只好堆在库房里。但从十信的一般经营情况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二种可能是，有人从金库中直接偷了钱，金库实际上已经没有钱了，但由于偷的钱没有入账，在账面上看，似乎金库里还有钱。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只需要派人去核查一下十信各个分行的金库，看钱是否还在，就一切明了了。
戴立宁也告诉陆润康，如果走常规的核查路线，是不可能查出问题的：“中央银行”会让合作金库去查，合作金库行动迟缓，其内部人员会先将信息透露给十信，让十信有充分的时间借钱放入金库，或者从其他分行金库内把钱拿出来放入要核查的分行。
他的提议与季可渝当年的稽核并无二致：迅速行动，免得打草惊蛇。
他还表示，如果要真的去抓，那么这件事情非常容易抓住。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自从季可渝离开后，“财政部”和“金融司”都采取了拖字诀？答案是：如果从为官的角度讲，拖是个不错的选择。由于十信是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加上政治背景复杂，事到最后，一定会演变成一场金融事故，结果很可能是“财政部”在操作上没有问题，但上层会施加压力，不让继续调查。
法律出身的陆润康考虑片刻，回答：“我们都是读法律的，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做到依法行政，又怎么去要求别人？”
戴立宁理解了陆润康的确是想解决问题的，也下决心着实处理起来。作为建议，他提出了具体的分工：“财政部”以下的事情由戴立宁负责，包括具体核查的实施、事件的认定；“财政部”以上的事情由陆润康负责，包括负责游说“行政院”、“总统”和“立法院”以及承担来自他们的压力。陆润康同意了。
戴立宁回到办公室，开始布置核查事宜。11点半左右，他给“中央银行”金检处处长程光蘅打了电话，要求对方亲自部署检查十信的库存现金，不得再转给合作金库撒手不管。
程光蘅表示，库存现金检查不能在营业中检查，只能在营业后、营业前。戴立宁立刻决定在营业后马上就开始检查，但是，后来程光蘅又来了电话，说当天检查准备不及，最快也要到第二天早晨6点半十信营业之前。戴立宁只好同意。
然而就在电光火石之间，消息已经走漏。当天晚上，“中央银行”副总裁钱纯的家里来了不速之客。钱纯的父亲是台湾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着名化学家钱思亮，同时，钱纯、钱熙、钱复三兄弟亦并称于台湾。除了长兄钱纯担任过“中央银行”副总裁、“财政部”部长外，二弟钱熙是着名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艺术暨自然科学院院士，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幼弟钱复则担任过台湾的“外交部”部长、“监察院”院长。
钱纯也是典型的官员性格，不愿惹事。当多位“立法委员”出现在他的家门口时，他也颇为惊诧。他推说要洗澡，想尽快让不速之客们离开，但这群人如同吃定了他，就不离开。“立法委员”言辞激烈，要求取消第二天对十信的稽查。
由于当时稽查计划已经由更高层同意了，包括“中央银行”总裁、曾经担任过“财政部”部长的张继正，以及“行政院”院长俞国华，钱纯知道事情已经不可能更改，只能坚持表示，取消是不可能的。
“立法委员”们阻止核查的行动失败了。但显然，十信和蔡辰洲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他又故技重施，伪装现场，借钱把窟窿填上，使得稽核人员无法查出问题。
第二天早上6点半的核查结果将会揭开谜底吗？
1月5日晨，台湾“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突击检查了十信18个营业单位中的5个分支机构，发现对方果然已经有了准备。
在5个分支机构中，有4个发现了现金短少的问题。然而由于蔡辰洲在晚间接获了消息，仓促间无法筹措现金，临时开了4张国泰塑胶没有填写日期的支票放在了金库，试图表示金库里短缺的现金是以合法的手续借走的。
一份事后整理的报告反映了当时的检查情况，其中“库存现金之查核”与“不正常放款之查核”为重点，下面是该报告的要点：
1.库存现金与账目上比较，少了7.5069亿元新台币。金库里查获的4张国泰塑胶公司未具发票日期的支票，总金额也恰好是7.5069亿元新台币。这就是蔡辰洲临时放进去的支票。
2.十信的不正常贷款在1983年2月28日有38.5527亿元新台币，由于勒令处理，这些钱已经缩小到3.3684亿元新台币。可是，所谓拆东墙补西墙，十信收回了原来的不正常贷款，却又贷出去了更多的非正常贷款，以至于到1985年1月18日，非正常贷款更是达到了52.6474亿元新台币，而这些贷款的担保品主要是一些林地，这些地的价值被高估了40～120倍。
3.十信本身不承认担保品高估，但对于社员的“人头贷款”问题却供认不讳，并承认贷款主要用于土地投机和关系企业投资。
4.获得贷款的理事主席蔡辰洲的关系企业中，若干企业的业务及财务状况均不健全，并且都参与了土地投机项目。按照目前情况来看，这些土地很难顺利开发。十信的这部分土地担保贷款已经达30亿元新台币以上，利息负担沉重，因此，要改善十信的违规营业状况，不容乐观。
核查完毕，在十信营业之前，检查人员撤出。由于具体的数额还需要计算，“人头”还需要核对，抵押品价值还需要调查，报告还需要撰写，具体惩罚措施还需要拟定，在随后的十几天内，除了仍然督促十信缴回欠款、不要进行不良放款之外，“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没有其他动静。
甚至除了少数人之外，没有人知道十信已经被查了。外部新闻界除了一两篇捕风捉影的报道之外，也没有警觉出了大事。
16日，一份初步的报告由“财政部”递交给了“行政院”和“中央银行”总裁张继正，指出了十信的违规行为，并说明具体的金额还在核算之中。
1月30日，另一份详细的报告又送了上去，上文引用的要点就出自这份报告，但报告除了说明问题严重之外，仍然没有具体的措施。
这是日后人们对十信处理诟病最多之处，人们普遍质疑，为什么核查后一个月的时间，“财政部”、“中央银行”、台北市财政局、合作金库一直没有拿出具体的惩治手段，依然只让原来的驻社辅导小组进行监督，同时也只是下令要求其限期改正，收回不良贷款。这实际上是给了十信更多的腾挪时间。
那么蔡辰洲和十信是如何利用这段时间的呢？
如何应对挤兑
在这段时间，蔡辰洲的国塑集团财务状况更加恶化了。蔡辰洲之所以必须从十信“偷钱”，是因为他的国塑公司和关系企业出了问题。
国塑公司虽然是做塑料的，却做起了房地产生意，买进了大片的地皮开发，然而随着台湾经济一个景气周期的结束，房地产市场低迷，蔡辰洲的资金链一直绷得紧紧的。
为了缓解资金链问题，他采取了三项措施：
1.利用国塑员工做“人头贷款”从十信贷款。
2.从国塑员工手中直接集资。大陆对于员工集资并不陌生，在20世纪90年代，各个地方的国有企业最困难的时候，往往向自己的员工吸纳存款，甚至是强行摊派集资，并许以比市场利率更高的利率。如果该企业活过来了，员工可以获得其许诺的回报，如果资不抵债破产了，员工的存款就血本无归。蔡辰洲从员工手中集资后，往往给员工开一张国泰塑胶的支票，便于员工以后拿支票到十信去兑现。
3.从外面吸收民间存款。这类借款也往往需要国泰塑胶的票据作抵押。
随着经济不景气程度的加深，蔡辰洲从外界和员工处借款越来越艰难。更糟的是，由于债权人发现国塑出了问题，开始向蔡辰洲讨还贷款。蔡辰洲为了应付，只能从十信直接拿钱。原来到十信拿钱还需要找“人头”，办理手续，来不及的时候，就变成直接偷钱了。
这就是当初他为什么被抓住把柄的原因。
把柄被抓住后，虽然外界仍然不知晓发生了什么，但一小部分消息灵通人士已经开始向蔡辰洲施压，让他原本绷紧的资金链更加腾挪不开。于是，在监管机构商量如何惩罚十信的时候，蔡辰洲竟然还在监管者的眼皮下继续直接从十信偷钱。
从1985年1月11日到25日，十信不良贷款再增9亿多元新台币，辅导小组、合作金库、台北市财政局警报声连连，希望尽快处理十信。
这时，新闻界也嗅到了金融风暴的味道，开始介入。从1月28日开始，各家媒体均以大篇幅报道了“十信事件”，并开始追踪报道。这使得人们对十信和国塑集团的信心陡降，也使得蔡辰洲的资金链更加紧张。他明目张胆从十信金库搬钱的行动愈演愈烈。其后几天，十信除了拨付已经承诺的贷款外，其中有相当大部分的贷款怀疑是被蔡辰洲搬走的。
1月28日，1.86亿元新台币。
1月31日，3.06亿元新台币。
2月2日，6600万元新台币。
2月4日，4.25亿元新台币。
2月5日，2.33亿元新台币。
与之对应的则是十信存贷比（贷款与存款的比例）的急速增加，2月2日为85.3%，到了2月7日，已经攀升到了95.66%。而根据要求，信用合作社的存贷比应该保持在78%以下。
一切表明，“十信事件”经过放大后，已经从当初的一次核查行动演变成了一次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