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陆的通货膨胀也一直处于低位，从1994年开始，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胀，甚至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还有通缩的趋势。一直到2007年年底，大陆才开始一轮新的通货膨胀，但通胀率始终维持在个位数。
然而，与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相比，中国大陆的资产价格也如同台湾一样出现了飙升，各地的房价自2000年以来已经翻了几倍。政府数次出台措施稳定房价，却屡屡不见效，以至于人们形成了思维定势，一见政府出台新措施，先入为主，立即认定措施不会产生效果。
造成房地产价格坚挺的因素有很多，但泛滥的货币无疑是其中之一。2010年9月，中国大陆广义货币M2总量已经达到69.64万亿元人民币，约为10.5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M2才8万亿美元。中国的M2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有美国的1/3。由于中国外汇储备在2010年12月底达到了2.84万亿美元，加上中国实行强制结汇制度，使得中国在国内发行了价值相当的人民币，从而间接造成了货币的泛滥。
平抑物价要正本清源
1989年3月14日，戴立宁在《自立早报》发表了《平抑物价要正本清源》一文，将物价上涨的原因直指台湾的经济结构问题。当时，在经过长期的物价稳定之后，台湾恰好出现了一次通货膨胀，当年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前一年同期上升4.07%，创下了7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在施政报告中强调了物价的稳定，规定当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不得超过3%。
这就如同大陆2010年的情况，通货膨胀率达到4%以上，但中国政府制定的当年通胀目标也是3%。只不过大陆的专家有一种权威主义的毛病，一旦通货膨胀无法控制在3%以内，立即有另一批专家跳出来表示3%的目标太低，其实大陆可以容忍4%的通货膨胀率。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这不是给执政者找台阶，但翻开他们的历史言论，就会发现他们的建议总是在为政府排忧解困。
作为政府官员，戴立宁没有给俞国华和“行政院”留面子，他指出：“通货膨胀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货币供给额的大幅增加，以无限货币追逐有限的物品，物价哪有不涨的道理。要消除物价进一步上涨的压力，当然得自控制货币供给额着手。”而之前岛内物价之所以没涨，是因为国际市场价格稳定、关税下降以及技术进步，但到了1989年，这些利好都已经出尽了，比如当时台湾的关税税率大约在5.5%，预计4年后会降到3.5%，但意义已经不大。
2000年以后的大陆也如同当年的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物价却不升，这也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贸易的活络、关税和管制的降低以及技术进步有关。但这些政策性利好在2007年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国际大宗商品在大陆强大的需求下纷纷涨价，造成了新一波的通货膨胀。
1989年，台湾出现通胀的原因在于，台湾的货币供给如同野马脱缰之势出现了失控：“自1982年以来，台币的货币供给额年增加率始终在25%以上，其间甚至高达47%，累积的超额储蓄高达新台币25000亿元。”①
当货币过量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会发行中央银行票据②进行对冲，以减少市面上流通的货币。
台湾的“中央银行”在1989年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想尽办法以出售国库券、储蓄券、定期存单等方式进行冲销。但这样的做法终究是有限度的，也是有成本的，一旦超过了极限，就不能指望它再发挥更大的效果。
既然对冲失效了，台湾的“中央银行”又采取了一个目前大陆中央银行采取的措施：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对银行的贷款进行量的控制。
两岸的央行连做事风格都相同，其宣布政策时，往往利用节假日或者下班时间。1988年年底的一个周六，下班时，台湾“中央银行”突然宣布提高银行各种存款准备金比率，其中货币性存款的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储蓄存款各调高2%，分别是25%、23%、16%；准货币存款的定期存款、定期储蓄存款、外币定期存款则各调高1%，分别为11%、9%、8%。③
台湾“中央银行”的本意是打击资产泡沫，主要是房地产泡沫，但它的做法立即带来了强烈的副作用。由于当时的银行仍然是以公营银行为主，一旦存款准备金提升，贷款收紧，它们立即死活不管，全面停贷，使得原本已经很艰难的民间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压。
戴立宁认为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图一时之快，治标不治本。因为产生资产泡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新台币的低估、贸易的失衡。要治本，必须放弃干预汇率的政策，让它根据市场的需要自由浮动。
正本清源，我们认为，台湾货币供给额大幅成长的原因在于大幅的贸易顺差。“央行”连续干预新台币汇率，使新台币的汇值脱离其应有的价位；出口商在取得外汇时，怀着预期新台币必然升值的想法，当然急急忙忙将美元兑换成新台币，甚至尽可能地将这些效应提前。而新台币也果然在这种预期下不断升值：1985年年底新台币兑美元汇率是39.8；1987年年底是28.5；1988年年底是28.12。这种价差，使所有因贸易顺差赚来的外汇都变成了新台币的发行额。当台湾的外汇存底高达750亿美元时，我们固然可以炫耀这一得来不易的光荣成就，但也不得不为高涨的货币成长率而忧心。
面对又一年度台湾和美国贸易谈判的来临，新台币一再狂升，导致更多的热钱涌进，换成了新台币，货币供给额也随之陡升。鉴于同样的历史似乎又在重复，同样的错误也一再轮回，一再重复，我们不得不沉痛呼吁，要对付通货膨胀这个全民之敌，正本清源，“中央银行”已到了必须放弃干预汇率政策的时候了。
另外，如果放弃干预汇率，那么，汇率的快速升值会对出口企业造成严重的冲击，有可能使得出口企业大批量倒闭。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戴立宁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外汇期货市场，让企业可以通过外汇期货市场锁定汇率，减少风险。
比如，一个工厂在美元兑新台币汇率为1：30的情况下，生产的产品是有利润的，可是一旦新台币升值，变成了1：25，这个工厂的出口就没有了利润，甚至亏损。为了避免新台币升值带来的不确定性，该工厂可以到外汇市场购买外汇期货，将汇率锁定在1：30，哪怕新台币已经升值到1：25，工厂仍然可以以1：30的汇率用美元兑换新台币。
同时，进口厂商为了锁定汇率风险，可以在外汇期货市场上卖出美元兑新台币期货。
这样，一个有效的外汇期货市场就对冲了汇率风险，这就像给进出口企业买了保险一样。到1994年，戴立宁就任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后，由于台湾证管会也负责管理期货市场，在起草期货交易法时，他最关心的就是汇率期货。
最美好的时光
无事不参
不管是“鸿源案”，还是呼吁从根本上解决通胀问题，戴立宁都只是作为一个评论者参与其中。
在戴立宁刚辞职时，“行政院”院长俞国华从报纸上读到了戴立宁辞职的消息，问台湾“财政部”政务次长李洪鳌，戴立宁有没有错，李洪鳌回答，戴立宁并没有问题。俞国华随即询问，是否可以让戴立宁担任财税训练所所长。李洪鳌回答：“金融司”司长是第十二职等，财税训练所所长是第十三职等，如果给他安排这个职位，相当于他辞职后反获提升，会受人质疑。俞国华遂作罢。李洪鳌的一句话使得戴立宁丧失了一次机会。为此，他必须在参事的职位上再等7年。
但戴立宁反而把这7年不管事的时光当成最美好的时光，以前那种日日奔波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工作没有了压力，他反而可以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上参事之后，他立即与几家报社联系，担任了它们的主笔。由于参事没有一级主管的职务加给，他也需要挣点稿费作为补充。恰是这样的举动，使得戴立宁的声音反而比他当司长时更加响亮了。
日后，戴立宁将他在担任参事期间写的文章挑选出一部分，做了合集，出了书，名字就叫《无事不参》。参事本无事，但也恰好可以无事不参。他的文章内容广泛，从税务到保险，到金融、法律，大到针砭庙堂，小到谈论家庭问题，无所不包。
1995年他发表了一篇不到800字的小文章——《耍狠好斗的“国会”》。自从解严后，台湾“立法会”内的打架斗殴成了一景，大陆的电视节目也时常抓下台湾“国会”内打架的镜头加以嘲笑。
一天，电视新闻又报道了一次打架事件，两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开始恶言相向，继而拳脚相加、扭成一团、场面火暴。“立委”打架并不算新闻，但这次的打架却很特殊，以前的打架多发生在不同政党之间，这次却是同属一党的两个人打架，一位是留法博士卢修一，一位是留德博士朱高正。
戴立宁分析了原因，写成文章发表在1995年6月出版的《月旦法学》杂志上。他认为问题出在台湾的选举制度上，当时实行的选举制度是大选区制，即一个选区内可以选择多位“立法委员”。比如，在台北县，同一选区选出18人，有近30人竞选，只要得到3%～5%的选票就可以稳稳当选了。因此，一个候选人只要选定5%的人群去讨好，让这些人成为自己的铁票，哪怕其余95%的人反对，他也可以照样当选。
台湾的“国会议员”之所以如此乐于打架，是为了在他的支持者面前表现，为此不惜在言论和行动上走极端。
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就应该用小选区两票制代替大选区制。所谓小选区两票制，指的是将议员席位分为两类（各占一半），一类在小选区中产生，将台湾重新划分成每个选区只产生一名议员的小选区，票数最高的人当选，不再采用比例制。但如果仅仅采用小选区，那么选出来的议员往往缺乏全局观，只注重身边婆婆妈妈的事情。因此，还必须有另一类议员：不分区的政党议员，即根据选民对政党的投票比例，由各个政党提名的议员。在选举时，选民们会投出两张票，第一张选择自己所属小选区的议员，第二张选择政党，再由政党根据得票率分配另一部分席位。
戴立宁发表文章后不久，1995年12月6日，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连战在台湾政治大学的演讲中突然提到了选举制度的改革。他指出，台湾当前选举文化不成熟、幼稚，充满了暴力、抹黑、谩骂等恶劣选风，只有改革选举制度，才有机会消除弊端。连战提出选制改革的构想，与戴立宁的方案诸多雷同，是巧合，还是受了戴立宁文章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民进党双方都赞成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10年后，台湾的选举制度终于改成了小选区两票制。
戴立宁的文章虽短，但他是最早提出这种方案的人。
到如今，台湾有的地区议员选举仍然采用大选区制，如2010年11月，高雄的议员选举中，陈****之子陈致中之所以高票当选，就是利用了大选区制，在一群铁杆支持者的帮助下成功的。
与媒体的良好互动也让戴立宁在将来担任主管时，能更好地利用媒体传递消息，以及利用媒体宣传政策、进行辩论。后来，他甚至客串过节目主持人，主持过茶话会，担任过“财政部”的义务发言人，这种能力的培养是从他担任参事时开始的。
熬过四任部长
钱纯并不是一个积极承担责任的主管，却是一个很温和的主管。对于戴立宁，他无法做到善用，却也一直善待他。
在钱纯任上，戴立宁专心于学习。他辞职后，“金融司”恰好有一个参加培训的机会，这次的培训是一个叫作环太平洋银行家项目（Pacific Rim Bankers Program）的培训活动，培训银行法，地点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由于戴立宁当过司长，“金融司”内有人提议请他前往，于是戴立宁带薪去西雅图学习了半年。
这次机会让戴立宁重新燃起了去学校攻读博士的雄心，他决定选择一个美国西南方向的学校，于是申请了南美以美大学攻读法学博士。钱纯又批准他带薪前往，甚至从“财政部”部长的特别经费里拨出一笔钱，作为他买书的款项。
戴立宁的论文题目锁定在行政部门对于银行危机的应对上，叫《因应银行倒闭的法律架构》，由于他有处理“十信事件”和国泰信托事件的实际经验，戴立宁试图从中总结出行政部门应该如何制定规则，防范银行倒闭。当时由于巴塞尔协议还没有出现，对于银行的准备金还没有严格的要求，戴立宁的讨论显然具有很强的时代特性，甚至领先于时代。
读了两个学期的课程之后，戴立宁正准备写论文时，收到了家信：他的父亲戴民贵得了肺癌，还有半年的寿命。戴立宁紧急回国陪伴父亲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1988年，戴民贵去世。这位刚正不阿的法官因为处理案件备感心理压力，离不开香烟的陪伴，最终死于吸烟。父亲的遭遇也让戴立宁成了坚决的禁烟派，只要有机会，他就写文章呼吁检讨禁烟政策，不仅在口号上反对，还对烟酒专卖体制、与美国烟企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推动整个制度更有效地禁烟。
父亲的去世让戴立宁失去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兴趣。日后，即便他再次回到主管的职位上，也总是遗憾地想：父亲只知道儿子辞职，却没有熬到儿子复职……
①1985年，台湾货币供应量增加11.93%，1986年猛升至47.67%，1987年4月到达51.61%最高点，以后渐次下降至维持在40%左右；1988年6月以前还在30%之上，7月以后再降，10月为26.86%。
②央票，中央银行为调节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而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其实质是中央银行债券。
③根据当时台湾“中央银行”的统计，到1988年10月底，台湾货币性存款总额为15 316亿元，准备金率调高2%，应增提准备金约306亿元；准货币存款总额计28 882亿元，准备率调高1%，准备金增加288亿元，两者合计594亿元。如再加上11月全月及12月十天的存款增加额，则银行应提准备金增加至少可达600亿元。换句话说，银行存款准备率的调升，通过货币乘数的效果，以保守的2.5倍估算，将收缩货币供给量1 5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