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证券交易所诞生前也发行过纸质的股票，股票上标明股数、面值，由持股人收藏在家中。当持股人需要卖掉股票时，他可将股票和身份证拿到指定的证券营业部，填写交易单据，标明交易价格，营业部则挂出卖出某某股、股数是多少以及交易价格。如果有买家，买家也需持身份证备案后交钱买走股票。卖家隔一段时间，需要跑一趟交易所询问自己的股票是否卖掉，甚至在未卖掉时还可以收回委托。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计算机的引入，股民可以进行电子化交易，也可以选择将股票放在营业部而不是带回家中保存。1990年，位于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交易所内也短暂实行过纸质股票的交割，但随后就实现了无纸化。纸质股票退出了流通，股票交易也实现了款券直接划拨。所谓款券划拨，即通过电子交易系统直接对款券进行记账式的交割，直接从买卖双方的户头划拨款券。可以说，由于大陆的股市起步较晚，反而可以利用先进手段来构建股市。而台湾股市的发展历程更长，它的交割制度演化也更加复杂。
作为证管会主委，戴立宁的前任是张昌邦，张昌邦的前任是沈伯龄（1984年7月6日就职）。沈伯龄是一个电脑专家，在他任上，台湾股市交易系统进行了电子化改造，在应用高科技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以前，股民们买卖股票必须在交易所手工进行撮合，过程类似于大陆20世纪80年代在营业部里进行的交易。电子化改造后，在电脑上就可以直接撮合交易，可以在瞬间进行大量的撮合。
然而，虽然电子化改造进行得非常彻底，以至于撮合可以在瞬间完成，但实体股票交割制度却仍然显得陈旧落后。
20年前，如果一位台湾股民想卖出他手中的股票，需要先通过他的券商在交易所挂出卖单，等待另一位买家买走股票。交易所的电子系统负责进行撮合。由于这一切都是电子化的，几乎在一两分钟之内，撮合已经完成。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大陆股市，到了这一步，交易就算完成了，因为交易系统会在撮合的同时进行款券划拨，将买家的钱交给卖家，卖家的股票划拨给买家。但是，在90年代初期的台湾，由于存在纸质股票，则还必须进行第二步，也是更加复杂的一步。
第二步是实体交割阶段。第二天，这位股民必须把自己手持的纸质股票交给券商，第三天，券商把股票交到交易所并换成钱，这次买卖才算完成。
于是，本来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的交易，由于有了实物交割环节，被拉长成了三天，变成了T+2制度。
如果买进股票，同样也需要三天：第一天在交易所通过电脑撮合，第二天把钱交给券商，第三天，券商去交易所用钱换回股票。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交易风险：如果在交割过程中，买方和卖方有一方不履行交割手续，比如买方突然决定不付款，那么，虽然在撮合的当天显示交易成功，两天后，由于买方的违约，卖方在交出股票时拿不到钱，导致交易失败。这就是违约交割。
违约交割在客观上是因为电子化的集中交易系统被落后的实物交割形式拖了后腿，主观上，则是因为许多炒家在炒作股票时失手了，缴不上款，只能不履行交割义务。
这些炒家也是最反对对交割制度进行改革的势力，这些炒家围绕着着名炒手翁大铭和游淮银，甚至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势力。
这两人依靠在股市呼风唤雨的名声当选了台湾“立法委员”，成了显赫一时的政商人物，并拉拢其他“立委”，围绕着翁大铭的华隆集团，形成所谓的“华隆立委”帮派。
当初十信的蔡辰洲也当选了“立法委员”，并且在“立法院”内拉帮结派，结成了“十三兄弟”，帮派红极一时。如今翁大铭和游淮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比当初的蔡辰洲还要大。
蔡辰洲拉拢了13个“立法委员”，而游淮银和翁大铭拉拢了33个；“十三兄弟”大部分都是增额“立委”，所谓增额“立委”，就是国民党在没有解严、处于“万年国会”时期，由于老“立法委员”的死亡，不得不补入新生力量，开放了少量台湾本土“立法委员”名额，以补充逐渐减少的“立法委员”数量。这些人大多数是政治上的新生代，代表的势力范围多是本岛人士，不代表台湾各种社会势力的全貌。而翁大铭、游淮银的“华隆立委”成分复杂，本岛人士与1949年去台湾的人士都有，并且横跨国民党和民进党，囊括了老中青三代，更表现出广泛的代表性。翁大铭等人所掌控的企业又通过让这些“立委”担任一些拿干薪的象征性职务，把这些“立委”从利益上绑在了一起。
这些人在政治上向监管当局施压，希望维持股市现状，反对任何的改革，因为只要一改革，他们由于不熟悉新的交易规则，炒作就不够方便了。在经济上，他们则在股市兴风作浪，利用现有的规则进行炒作。
除了利用交割的T+2制度之外，炒家们可以利用的规则还有信用交易，即融资融券。所谓融资融券，就是借钱和借券制度，当人们手中资金不够时，可以向券商或者证券金融公司借钱购买股票；当人们手中股票不够时，也可以借股票卖出，待以后买回股票再轧平。
与从银行借钱炒股不同，证券信用交易更加灵活，并与股票账户直接挂钩，且没有动用融资额度买股票时，没有利息负担，因此，台湾的信用交易比例非常高，能够占到市场交易量的40%。
信用交易可以活络股市，同时也可以成为炒作者的工具。有了它，股市大户可以利用杠杆撬动更多的资金投入股市进行炒作。由于信用交易量大，股市的结构更加脆弱，一旦炒作失败，出现违约交割时，违约的面积要比不利用信用交易大很多。
违约交割问题不会出现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是因为大陆股市采用的是非实体股票，买卖全部在电脑上瞬间完成，没有进行实体交割的步骤。
当时的台湾股市如果要解决违约交割问题，要做的无非也是取消实体交割。而取消实体交割，不一定要废除纸质股票，实际上，只需要规定纸质股票不再保管在个人手中，而是统一保管在一个地方。在交易时，人们也不用再四处跑动，只需要通过电脑进行买卖就完成交易，至于纸质股票的交割，由于双方都把股票存在一个地方，只需要在账面上从甲划给乙就行了。就像存储在美联储金库内的黄金一样，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美联储金库存了黄金，如果英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交割一笔黄金，并不需要从英国搬到法国，只需要在美联储的金库账面上作一下调整就可以了。
对于台湾而言，如果要改成完全款券划拨，集中保管是必须的一步。在台湾成立证券集中保管公司之前，大部分的散户已经将自己的股票寄存在证券公司了，这样就不用每次交割都跑证券交易所。
1989年，台湾已经成立了证券集中保管公司，规定投资者可以将证券集中保管于此。但由于集中保管并非强制性的，依然有一部分人没有选择集中保管，而是自己持有，或者放在券商手中。
那些炒家更是抵制集中保管，担心集中保管后会改变股市T+2的交割制度，而T+2的交割制度实际上给他们提供了两天的腾挪时间，使得在这两天里，他们可以继续使用已经交易出去的股票和钱。抵制的人中还包括一部分券商，它们也希望投资者将股票交给自己，而不是证券集中保管公司。因为谁掌握了股票，谁就有了主动权。
戴立宁担任证管会主委后，有心改变规则，实行强制证券集中保管，并实行款券划拨。但由于压力过大，他一开始只是在新改造的柜台市场实行了强制集中保管，并没有应用在集中交易市场。
另外，他实行了另一项阻力较小，更容易达成共识的改革——当日冲销。
开放当日冲销
所谓当日冲销，也和T+2制度有关。在没有电子计算机之前，投资者即便买了股票，也只能在两天之后才能拿到，也就是说，如果他要卖掉股票，必须在两天后才能卖。如果进行一买一卖，竟然要花4天时间。
交易系统电子化之后，由于处理能力的增加，从理论上，投资者买卖股票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比如，A从B手中买了1000股股票，又转手卖给了C，那么，交割股票的时候，B就不用把股票交给A，而是直接交给C。至于A，由于他进行了一买一卖，不需要再转于股票，只需要获得或者补上一买一卖的差价即可。
这就是余额交割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买卖之间的差额需要进行交割，其余的都只是走账而已。
这样的改革对于中小投资者也是有利的。冲销时间过长，对于大户影响不大。大户手中股票多，每次只会买卖其中的一部分，自己的持股已经形成了冲销。比如一个大户有10000股某只股票，他当天要买进1000股，再卖出1000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对于中小投资者，如果他手头没有现成的股票，就做不到当天买进1000股，再卖出1000股。
推行当日冲销不仅对中小投资者有利，也能给券商、大户都带来方便，因此对于开放当日冲销，大部分人倒是达成了一致。甚至在反对戴立宁的“924游行”中，游行者提出的“十大诉求”之一就是开放当日冲销。
但是，一个获得了普遍共识的制度却迟迟不能推出。原因在于，监管者害怕当日冲销推行后带来的不确定性，引起股价下跌，从而引起民众反对声的反弹。
在戴立宁的前任张昌邦时期，由于支持当日冲销的声音很大，张昌邦不得不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但最后，他并没有拍板决定，而是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给“财政部”部长白培英，将利弊统统写出，请“财政部”部长定夺。
白培英也当过证管会主委，深知其中关节，张昌邦之所以不作决定，是害怕承担责任。如果自己拍板决定，一旦出现副作用，则一切后果都要由自己承担；但是，如果不准，又无法面对投资人的质问。恰好这时，台湾要调降证交税，公众转移了目光，使得这件事情又搁置了起来。①张昌邦离任后，问题留给了戴立宁。
“924游行”过后，借着群众的呼声高涨，戴立宁决定趁机捅破这层窗户纸，他召开了几次研讨会，与券商代表和专家门讨论实施细则。最后的共识是：台湾的交易系统已经可以适应当日冲销。但所谓当日冲销分为两大类，一类存在于融资融券交易中，也就是投资人借钱买股票，再在当天卖出把钱还上，或者先借股票卖出，再当天买回赚取差价，这类叫作资券相抵的当日冲销。另一类发生在常规交易中，也就是非融资融券类的当日冲销——一名普通投资者用自有资金当天可以买卖股票。这类当日冲销由于技术复杂，需要较长时间解决，而且最好与证券集中保管一同解决。
为了加快进度，戴立宁决定先开放资券相抵的当日冲销。他拒绝采取前任的方法，没有写出评估报告交由“财政部”部长林振国处理，而是自己做出了决定，在证管会这一层级上解决了问题。
1994年1月5日，信用交易资券相抵的当日冲销交易制度开始实施。这项改革使得人们发出了“戴立宁有担当”的感慨，也使得台湾股市向全面电子化交易迈出了一步。
而如果要迈出另一步，则必须靠彻底实行证券集中保管，并实现全面的款券划拨来完成。所谓款券划拨，就是不再有纸质交割这一步，直接通过电脑完成交易，与目前大陆的交易情况类似。唯一与大陆不同的是，大陆实现的是T+1制度，买了股票当天不能卖出，而台湾则实行更彻底的T+0制度，当天可以买卖。
然而，全面款券划拨的实施却比当日冲销复杂得多，如果不是这时恰好发生了震惊台湾股市的洪福违约交割案，这项改革还会拖得更久。
洪福案
要谈“洪福案”，必须先回溯1993年的“厚生巨额违约交割案”。制造“厚生案”的正是翁大铭的操盘手雷伯龙。“四大天王”之一的雷伯龙在股市上纵横驰骋，但是，1990年，台湾股市从12000多点直降到2000多点，呼风唤雨的雷伯龙在财力上大损，不得不投靠了翁大铭。不过，实力已经受损的雷伯龙最终还是栽在了厚生公司的股票上。1993年，雷伯龙施展圈养套杀的功夫，想把厚生公司股票拉高出货，赚取差价，但这次他还没有完成一个周期，钱就不够了，最终发生了违约交割案。即，雷伯龙购买了厚生公司股票，到了第三天付款时却付不出款。“厚生案”的违约金额达到了92亿元新台币，该事件也导致了雷伯龙彻底失去了左右股市的财力。
然而，这还不是最后的结果。雷伯龙在“厚生案”上的失利也影响到了他的金主翁大铭。为了从股市上把失去的钱捞回来，已经当选了“立法委员”的翁大铭决定让助理李秀芬接过雷伯龙留下的烂摊子，继续炒作股票。这次他选择的是华国饭店的股票。
洪福和永丰两个券商都与翁大铭有密切的联系，翁大铭利用在这两个券商开户的户头，买进卖出华国饭店股票，将其拉升，从每股几十元新台币拉升到了上百元，最后甚至高达300多元，仍然玩圈养套杀的旧把戏。为了凑足买股票的钱，翁大铭不仅从券商处融资，还私下里借了不少钱，这种不经过金融机构、私下里的借债叫丙种贷款，有点儿类似于向地下钱庄借钱。
①林文杰，《戴立宁面对问题有担当》，《台湾新生报》第19版，1993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