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门外的胡同阿姨
我是2003年春天“非典”高峰时期来到北京的。至今依然记得从北京首都机场第二航站楼（那时还没有第三航站楼）走出来，北京的土地与天空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沙尘暴，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黄色的空气。在日本长大的18年期间，我基本没有去浏览关于当代中国的新闻或信息，“黄色沙尘暴”给我的冲击力变得更为巨大。那是我与后来成为第二个故乡的北京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非典”迫使许多当地人隔离在屋子里，也迫使许多外国人撤离北京。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笼罩新闻舆论的两大新闻，一个是“非典”，另一个是伊拉克战争。以“一句中文都不会”的状态来到北京的我，遭遇身边发生的突发事件之后也保持相对冷静，决定“那集中精力与时间学习汉语吧”。
谈到“学习汉语”，整个过程充满曲折，却是格外充实的。
除了查词典、练习发音、读报纸、听广播等以外，我每天走到北大西门外的胡同里找卖东西的中年阿姨聊天。当时在18岁的“伊豆少年”看来（我是日本伊豆半岛出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曾写过《伊豆的舞女》），那些阿姨基本没什么事情可干，除了简单应付客人的消费行为之外，就是跟邻居聊天，打发时间。
刚开始觉得很奇怪，在日本，不管是城市里的还是农村的、高收入的还是低收入的，人们都显得很忙碌，没有太多时间与精力享受聊天本身，何况打发时间。但在眼前的阿姨们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没什么事可干”的生活方式，轻松而愉快，她们应该是一辈子都这样过去的。
后来，我学到了一个词叫“闲人”，也发现除了北大西门外的胡同里，以“有工作，但没什么可忙的；有最起码的经济基础，不为人生而操心的；没有什么目标或野心，轻松愉快过一辈子的”为特征的“闲人”在中国全国各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随着自己对时事评论的参与日益深化，从“中国政治学”的角度慢慢产生，“这些闲人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未来的发展起到独特的战略作用，不容忽视”的观点。这也是我至今观察中国政治的视角之一。
我每天从北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勺园”出发，走过着名的北大西门，到胡同里的小卖部跟那些阿姨们聊天。实话实说，没有钱的我是别有用心的，就是利用阿姨们没事干，显得有些无聊，想找新鲜事物的状况，有意勾引，使得她们无意中对我产生好奇心。刚认识的时候，她们对我表现得有些抵触，毕竟是外国人嘛，中文也不怎么会，有一次（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其中一个卖冰棍儿的阿姨感叹说：“都买完东西了，这个小伙子怎么还不走呢？”
我的目的当然不是买冰棍儿，而是找会话的对象，提高汉语水平，但尽量自然地表现出“交朋友”的欲望。有一次，我从包里拿出纸和笔，用汉字把我要表达的意思写下来。她们动不动就说（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个小伙子不会说中文，但怎么会写汉字呢？”
我想，她们应该不知道日本人平时使用的语言结构里面汉字占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也好，这样能够进一步拉近我与她们之间心理上的距离。
接下来的交流是愉快的。我每天过去，在阿姨们自由自在生活的胡同里度过白天的时光。我把每天的“聊天目标”设定为8个小时，不管有没有话题（经常遇到“没什么事可聊”的困境），身体有多疲倦，对方多不耐烦，我都坚持聊天。每天，每一天……
我的中文是在那里学的，那里才是我的语言学校。
开始学习中文后过了两年左右，我开始在中国媒体上发表文章、评论，内容往往涉及日中关系和中国政治这两个颇为敏感、紧张的话题。作为一名外国人，更是日本人，在中国的评论环境下谋生、发展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困难的，尤其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陷入僵硬的时候。
不过，在“大时代”面前，每一次感到困难的时候，感到压力的时候，感到无奈的时候，我都回想18岁自己什么也不是的时候在北大西门外的胡同跟没事干的阿姨们聊天的时光。不知为什么，这一回忆给我注入信心，使我放松，有决心面对中国这一不确定的巨龙。
如今，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进入“后奥运会”的时代。
城市改观了，交通发达了，网络普及了，富人增加了，穷人醒来了，汽车泛滥了，大厦鼎立了，环境污染了，就业困难了，腐败严重了。
我无法判断北京是顺着时代走，还是逆着时代走。这个问题只能让历史去加以审判。
不过，我深信，对自己来说，一成不变、永远不朽的记忆只有一个，它才是北京这座东方的新天地曾经给过我的最美好的时光。
只要它在，我会回来。
此时，此刻，此身。
“诚品”的味道
4月底的某一天晚上，我走到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台北的晚上既安静，又热闹。
一楼有星巴克，从外面观察里面，一批年轻朋友们喝咖啡聊天，不知不觉令人产生“这是不是日本啊”的幻觉，这与城市或建筑的氛围相关，还有与人们的气质有关。
以“24小时营业”闻名，“诚品”是台湾最大的书店，据说，它即将进入香港，将来，还有上海。“诚品”体现的是文化，将提升香港或上海市民对“读书”与“空间”的认同感。我在现场能感觉到，“诚品”给台北市居民提供着“随时都可以来体验读书文化”的公共空间。
我走进店里逛一逛。店里的客人很多，服务员反而没那么多。店里的基本布局或结构没有显着的特征，还是“新书推荐”、“畅销书”、“社科类”、“财经类”、“小说类”、“外语类”“儿童类”等。
令人感叹的不是其结构，而是氛围。既有序，又充满人情味儿。这是在日本感受不到的。东京似乎已经忘记了市民对城市的激情。我从“诚品”的风格闻到了我欣赏的台湾的味道。
客人们很遵守秩序，没人坐在地上，或大声说话，但却抱着激情与礼貌，接触摆在店里的书籍。客人与书籍之间存在着合理的“距离感”。就“公共空间”而言，距离感是重要的，它甚至成为决定其秩序与氛围的关键因素。
毕竟那些书籍是销售品，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被大家共享的产物，市民们似乎明白这一常识，就去珍惜它，与陌生人之间产生默契。在我经常去参观的大陆的新华书店里，这些场景恐怕很难遇到。在大陆最大连锁书店里，销售员也好，客人也好，大家动不动就把书籍当白菜一样扔来扔去，不少人坐在地上，家长拉着孩子狂购教材，还大声讲话。
我渴望有一天“诚品”能够在中国大陆无处不在，铺天盖地。它不仅能在各城市渗透充满中华文化根基的“读书文化”以及来自西方先进制度文化的“公共空间”，大陆读者们会享受的。深信，它也有利于促进两岸之间的交流。来自民间的、多层面的沟通总是健康的。
感动人心的管理学
最近翻译并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如果高中棒球队女子经理读了彼得·德鲁克》。这是一本青春小说，2009年12月在日本面世后至今已销售了300万左右，其量甚至超过了村上春树的《1Q84》。我很高兴能够把这本传奇书引进到中国，并带着它走向全国各地的高校巡讲，与同学们一起分享日本和中国间的校园文化，其相同点和差异性何在。
该书在日本的首次印刷只有一万本，说明出版方对市场预期没那么乐观。但随着营销过程的成熟以及其力度的强化与细化，刚开始只被宅男拿起来的该书，后来逐渐被企业家、年轻商人、学校、医院、政府、体育团队、教会，甚至家庭主妇等广泛群体所接受。该书突破点或创新在于实现了“边受感动，边学管理”的高度。
日本有个地方叫“甲子园”，是“日本阪神甲子园球场”的简称，在春夏两季举行高中棒球锦标赛，球队必须在地方预赛中胜出，才能取得甲子园出赛资格。东京一所普通高中的落后棒球队，其女子经理川岛南把“打进甲子园”作为目标带着球队前进，不断学习并应用“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管理》这本书的经典内容。
“经理人最重要的是正直的品格”；“企业的目的在于创造顾客，企业仅有两个职能，只有营销与创新才能创造成果”；“人的管理，就是发挥人的优势”……为小南以及棒球队“如何管理棒球队，服务于‘顾客’”提供了核心指针。所有高中棒球爱好者，包括学校、父母、企业、媒体、政府、球迷等向队员渴求的则是“感动”，他们希望通过高中棒球，共享少年“热血”的场面。社会是需要感动的。
日本人重视“文武两道”，在学校的校园文化里，体育精神与学习态度之间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棒球队还是足球队，在教练的指导下，队员们首先重视的是团队精神，人与人之间只有心连心，手牵手，团结起来，潜移默化，才能感动人心。这也符合以中国为发源地，“以和为贵”的儒家精神。
作为译者，我由衷希望中国朋友们走进《如果高中棒球队女子经理读了彼得·德鲁克》，相信从中能够感受日本的校园文化，并为大家带来感动人心的启发。
香港的图书
10月下旬我在香港待了两天半，拙着《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的繁体版在香港得到出版，这次赴港是为了参加发布会。
就出书而言，香港不是理想的地方。700万人口的市场太小，与着书的成本相比，物质回报相对薄弱，首次印刷量大概是内地的十分之一，港币对人民币也在贬值。若想赚钱，在香港出书恐怕得不偿失，作家绝不好过日子。
不少香港作家跟我说：“香港人平时不怎么买书，到了一年一度的书展期间狂购。”香港的主要书店，我基本都逛过，由于地价昂贵，开书店的成本与风险很高，导致书店很少。因昂贵的劳动成本，香港图书的折扣度不大，邮寄费用也高，网络购书也就不那么发达，无法做到内地那样依靠极低的劳动成本，通过当当或亚马逊等网购平台，向消费者免费邮寄折扣书。
不过，对一名作家而言，在香港可以享受相对宽泛的自由，在生产并输出知识过程中起到精神催化剂的作用。它会上瘾，能够让在内地谋生的作者安慰自己。
此次我有机会参观位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对面的“中央图书馆”。它是向全民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建筑相当壮观，面积很大，共有八层，除了休息日，每天从10时开至21时。市民可在里面宽敞的空间读书，也可以借书带走，在香港随处设置的“公共还书箱”可还书。
我在馆里见到许多当地大学生在复习，准备考试，中老年同志在翻报纸，读旧书。报纸涵盖有港澳台、内地、海外版本，书有中文版和英文版，从内地运过来的图书也不少，品种相当丰富。我怀想小时候在日本经常去的“市民图书馆”，它也是公共福利，一张借书卡可以借20本书，随时还书。
当地朋友告诉我说，“因为香港的房子太小，市民不敢买太多书，放哪里呢？所以到图书馆借书，然后还书。一个人又一个人，一本书传来传去，大家一起共享读书。”我想到位了，每一块地方都有每一块地方的读书形态，入乡随俗。有两点是肯定的：共享才是公共的；循环才是健康的。
我会写下去，抱着一个梦想：有一天，但愿我的书也能被共享，循环。
办书展的局限
这几天参加南国书香节，在我演讲时，由中学生组成的小记者团抢占了最前面的位子。她们纷纷对我说：“我将来想当记者！要好好学习！”如此多的小朋友们抱着梦想，主动促进言论多样化，追求新闻自由，令人欣慰。中国的未来，还是要靠年轻人。当“80后”“90后”甚至“00后”领导中国时，深信，会变更好的。
我曾提及过“中国城市发展的同质化令人担忧”。我在演讲里重复了此观点，并展开说：“一座城市认真培养读书文化和阅读习惯能够使得城市更有个性，以知识和文化吸引更多的人，这种文化主导型而非政绩主导型的模式才是可持续的。”
逛一逛书香节的现场，到处都能看到“打8折”“手机通话费回扣”等优惠政策。从中不难看出，政府希望通过举办书展，让老百姓多购书，这也是一种惠民政策，虽然购书不等于读书。
不过，马上要离开广州的我正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着思考。
我很支持中国城市“办书展”，希望能够办下去。但它毕竟是一年一度，“一次性政治盛典”的味道难以消除。我晚上跟一位政府官员聊天时，他对我说：“其实，我们都意识到盲目扩张GDP，丰富物质不可持续，还是要培养老百姓的文化，这样只能想到办书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表示同意说：“你们应该多征求网民的意见，当今中国网民的想象力和表达力无疑是世界一流的。”
对于培养读书文化来说，办书展这一政府自上而下的行为恐怕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那什么有可能成为充分条件？
我想，答案还是在于民间或草根。有一天晚上我到位于华乐路的唐宁书店做讲座，那里很有文化的味道，年轻人也很喜欢。老板告诉我说，“我们这样的民营书店，经营起来很难”。我由衷希望，来自草根的民营书店在广州越来越多，并成为老百姓放松下来，喝茶、聊天，没有压力的空间。放松才有思路嘛。
真正的政治是从民间来，向民间去。
它才是承担未来的年轻人真正解放思想的文化空间。
我的笔记本
上次有朋友问我，“你最不想丢的东西是什么？如果只能带一个东西，你会带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