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以为他要拂袖而去，但他没有，而是说了些学生应说的话，并说他十分爱读书，可是回到村里到哪里找书看？他爱读书这我是知道的，在学生中他算得上是“饱学之士”，当教师的天生就喜欢爱读书的学生，要不是“****”惑乱了他的心性，他原本是个很叫人喜欢的学生。可是，现在……他爱读书还是应该支持的嘛，最后，我还是把书借给了他。那书16卷，分8册线装，纸已微微发黄，已没有了书函。我用报纸包了包，边递给他边说：“可要爱惜着看啊！”他说：“没问题，看完我就马上还给老师。”
几个月过去了，不见他来还书，我想，大概是读了一遍再读一遍吧，他不是说村里找不到书读吗？好不容易有了这书，还不得多读几遍？
又过了一两个月，像父母想念久别的孩子一样，我实在想我那书了，而且“儿行千里母担忧”，我怕我的宝贝书有个好歹。一天，我骑自行车去了崔顺贤的家。一进门，他就连连向我说：“实在对不起老师了，这么长时间没去还书，是我没法还了！我们村的人借去看，弄丢了4本，怎么找也找不回来了！”
我一听心里“扑通”一声，就像有人把我的爱子断臂致残一样难受。我一句话也没说。还说什么呢？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拿上那残存的另外4册，我悻悻地离开了他家。他十分尴尬、满脸歉色地站在大门外，目送我远去。
开始那几年我还十分痛悔当时我不该借给他书，以后就慢慢淡忘了，可一触到“聊斋”二字，就又不能原谅自己，连同那个学生。
“****”结束，恢复高考，我调来平度一中。一天，他来城里找我给他指导功课，他要参加高考。一见到他，我就想起那书来，真不想搭理他。可又想，怎么能拒绝一个上门来向你求教的学生呢？书的事没提，我还是耐心地对他进行了辅导，并领他去找了别的科的老师。后来，他考上了华东石油学院，考上后给我来过信，信上只说了些感激的话，没提书的事。再以后，听说他大学毕业分到玉门油田去了，从此也就绝了音信，我也忘了这个学生，连同我那本《聊斋志异》。
又过了20多年，到了2006年2月份，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操一口四川口音，我一时辨不出是谁。“你是谁？”我问。
“我是你学生啊，是给你弄丢了书的崔顺贤啊！”
“你先别说书，快说说你这些年的情况！”
电话里他像学生回答老师提问一样，说了他这些年的经历：
石油学院毕业后，他分到了玉门油田，旋即参加四川的油气开发调到了四川。他在大学里学的是石油机械，到四川后在采油管具方面作出了贡献，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荣获过“五一劳动奖章”。这些年，他一直担任中国石化西南分公司管具中心的主任，县团级干部，公司下属十几个厂子，分布在全国几个省。
这很出我预料，没想到当年那样一个学生发展得这么好，做出了那么多成绩。我还像当年老师表扬学生一样在电话里表扬了他。
在汇报完他的成绩后，又说到书的事，说一定还我，我连说“不用了”。
电话是2006年12月5日打给我的。过了一个月，2007年1月7日，我突然收到了一个邮包，打开一看，是两部《聊斋志异》，一部是吉林一家出版社出的精装本，很精美，另一部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仿线装本，全书3册，装帧古朴雅致。里面的大量插图，显然是采用了我原来的书上的插图，但多得多，连四五十字的超短篇，如《头滚》、《蛙曲》等也有插图。我一看书这么好，对它的珍爱可与当年我那线装本等同了。
啊，他真的还我书了！如果这是在当年，也许我会很平静地接受他的还书，有借有还嘛，很平常。可这是过了34年啊，我早已忘了他不能璧还我书的事了，连他这个人也忘了，他却没忘，没忘他的老师，连当年那书的模样都没忘，寄来的是插图相同的仿古版本。
我常听人议论，当今的人不讲信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更甚。人家欠他的，一般不会忘；他欠人家的，往往就要“忘却”，忘不了，努努力使使劲，也要忘个一干二净。——我从崔顺贤身上找到了例外。对，是有别于当下世风的一个例外，绝对的例外！
又过了几个月，2007年清明时他回老家上坟，来平度城宴请了我。席间，他问我当年我教他时说的一个字谜，谜面他记得很清：“一月则不足，一日则有余，以日之有余补月之不足，则明矣。”他说猜了30多年没猜出，终于见到出谜人了，问我谜底，我告诉了他。他猜不出不是他不聪明，是这谜太刁钻了。而这么些年他还记得谜面，这说明他记性太好了。我想到，他还记得书的事，却不完全是因他记忆力强，因为有些事儿可以使使劲把它忘掉的嘛。
见面的时候他还十分真诚地邀我和老伴到四川去旅游，住多长时间都行。我把他这诚意与还我《聊斋志异》一事联系起来审度他这个人，得出结论：崔顺贤是个好人！是个当今难找的大大的好人！
（ 2009年4月13日于平度文丰居）
辛显令走了，想起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
前天，2月22日18时10分，辛显令在与癌魔抗争了9年之后，终于割舍下他心爱的文学和书法事业，悄然走了！噩耗我今天才在报纸上看到，我先是大大地吃了一惊，继而想起了曾经与他相处的那段日子，他的音容笑貌宛然就在眼前。
记得那是1973年，县文化馆举办歌曲创作学习班，一个公社去一个写歌词的一个写曲的。当时我在青杨高中任教，因为我带学校的宣传队常写点押韵的节目给学生演出，人们认为我会写歌词，就叫我到文化馆去了。到那里才认识了蔡德科、袁延书、赵伟、蒲瑞亭等老师，自然也认识了在文化馆主管群众文学创作的辛显令。一个月下来，我自己没写出像样的歌词，倒是为许多人修改过歌词，甚至可以说是指导过不少人的歌词创作。这惊动了辛显令等文化馆的老师们。在和他们熟了以后，他们问我：“王老师，你是不是才调来平度？”我说，我来平度10多年了。“来这么长时间，我们怎么不知道你？”我说，我趴在偏僻的乡下中学教学，无名小卒一个，你们怎么会知道我？
学习班结束，从各公社来的人都收拾行李打道回府。这天，我正在收拾行李，突然辛显令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告诉我，他正在为馆里编一本诗歌创作集，叫我留下帮他做些修改加工工作。我说，行，只要我们校长准了，我就留在这里。他说，校长那边他已说好了，没问题。
打那天以后，我就天天在他办公室里，和他加工那些群众创作诗歌。我俩一首首地讨论、加工、修改、定稿。辛显令这时虽是发表过不少作品的知名人物，但他一点不拿架子，很平易近人，对我的意见很是尊重，我俩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10多天，诗集修改完了，我俩成了好朋友。在我临离开的那天，他在他的住处特意备下几盘菜，一瓶酒，我俩边吃边谈，十分惬意，十分融洽。当时他妻子还在古岘家里，他只把辛龙辛虎一双爱子带在身边，我俩喝酒时龙儿虎子就在旁边，时时得到一块肉一箸鱼的犒劳。两个小家伙虎头虎脑，活泼又知礼数，我至今还记得那可爱的样子。
辛显令，1943年生于平度古岘，十几岁时，就开始读古典小说和诗歌，中学时就在县报上发表过作品。1963年平度一中高中毕业后曾下乡务农，后任小学教员，物资局会计。这期间，他开始文学创作，写一些反映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1971年后发表戏曲剧本《五个鸡蛋》、《管得好》，短篇小说《水足苗壮》等。到我和他喝酒的时候，他的小吕剧《管得好》已演遍平度城乡，他已很有些名气了，但使他誉满全国成为著名剧作家的《喜盈门》这时还没有。记得他在和我推杯换盏的时候跟我说：人活一世，不能平平淡淡地过去，我非写出像样的东西来不行！他这志存高远的人生态度，使我十分感佩。我还记得，他想以平度东乡从前的一次龙卷风灾害为素材写一个剧本。几年后，“龙卷风”没刮起来，《喜盈门》却在全国刮起了旋风。
打那以后，我回我的乡村学校教学，他在他的名人之路上奋力迅进，再就没有接触的机会了。只于1978年在文化馆举行《喜盈门》座谈会听导演赵焕章讲电影时我见过他一面。当时，他被众星拱月似的拱着，根本没有时间与我单独说话。再以后他挂着一大串头衔到青岛去了，就更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和辛显令再无来往，倒是与在文化馆结识的赵伟有些过从。以后他到青杨找我帮他改过诗。1978年我调来一中后，他又到我家让我和他修改他的一首长诗，那诗在一家青年报上发表，他还叫我写了一篇诗评发在那报上。1994年赵到北京办一份建设部的大型画报，又拉我去当过编辑。另外，在我和辛显令修改的诗中，有几首的作者叫王友文，见那诗纤巧婉约，名字又秀气，我当时还以为这个王友文是一个妙龄女郎呢。以后友文老师调来平度一中，一看，是个胡子拉碴的粗壮汉子，同事间说起来，一顿笑。
曾经的朋友辛显令走了，心中怅怅然，戚戚然！才60多岁的人，文学和书法创作还正是好时候，却天不假年，溘然长逝，更是让人惜哉痛哉！
朋友辛显令，愿一路走好！
（ 2010年2月24日于平度文丰居）
在老学生张瑞娥的记忆里
近午，学校办公室主任李斌打来电话，说1989级一个老学生回母校拜访老师，校长留她吃饭，叫我去作陪。一会儿，车来接我，我赶忙找出一本《知暖集》，准备给我的学生。我这本书自2006年出版后，凡来拜访我的学生，都赠送一本，并要在屝页上写上赠言或题上一首诗。车在楼下等我，来不及题诗写赠言了，只把屝页上盖了一方印，就带着去了。
在车上我一路想，是谁呢？校长宴请，定是个很为学校争光的校友吧。进了校长室一看，是一个面熟的女生。校长先介绍了她是谁，见我带着书，又赶忙找笔，让我在书上题字，于是我写上了“赠老学生张瑞娥”。
问答间，才知道张瑞娥是1989级七班学生。刘晟校长那时还不是校领导，给那个班当班主任，我教语文，从高二教到他们毕业，教了整整两年。张瑞娥高中毕业后考入安徽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分配到安徽科技学院任教，现在是副教授，正在上海读博士。
20年前张瑞娥留给我的印象在我脑子里完全复活了。眯着有神的眼睛，总是笑嘻嘻的，说话声不大，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浑身有一种农村姑娘的质朴气质。我问她家是哪里，她翻出《知暖集》的目录页，指着“桃花涧”这篇名说，我就是你写的这里人。啊，她不但是农民子女，还是山民的后代，那地方我去过，山民除质朴外，还特别热情，特别豪爽。
接着她说起了当年我教她时候的一些往事，仿佛使我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
“老师，您还记得您叫我们写‘课间十分钟’吗？”
我说：“记得。”
那是我刚接手这个班不久，在作文课上我出了个题目“课间10分钟速写”。到讲评作文的时候，我先给他们读了几篇“佳作”。有的写一下了课就跑到阅览室，读了一篇感人的文章，受到了深深的教育；有的写跑到了操场上，同学分成两队，龙腾虎跃地赛起篮球来，到10分钟结束时，比分已是60∶70；有的写在课间学雷锋做了一件助人为乐的好事……我问这些文章写得如何，大家一致说好。好在哪里？好在思想性强，符合时代精神。接着，我又读了一篇，一个学生写一下课，同学跑出教室，挤下楼梯，纷纷向厕所跑去。通向那里的路上一个个急急火火，比肩继踵，成了急速流动的人流，“内急”的更是一路迅跑，生怕占不到坑位。厕所门那儿人挤成疙瘩，好容易解决了问题，又急急地向回奔，等回到教室，上课铃响了。写上厕所的，全班只这一个同学，我读完后问同学们这篇写得怎么样，课堂里一片寂静，一个个神色疑惑。这篇作文的作者（这次张瑞娥说到那学生的名字，可惜我又忘了）低下了头。静了一会儿，有的同学发言，说这篇文章不好。我问为什么，回答是，这篇文章写上厕所，内容没有意义，思想性不强。我问，课间才10分钟，一般老师下课铃响了还要拖上一两分钟才下课，这么短的时间，来得及去打球还打到了那么高的比分吗？来得及读一篇文章学一次雷锋吗？你们不上厕所能行吗……
当时是上个世纪80年代，极“左”的流毒还弥漫在各个角落，语文教学还在向学生灌输着僵化的思想，学生作文除了说套话、假话、大话，差不多是一句真话、实话不会说了。这次作文课，好像在学生板结的思想模块上狠狠地砸了一锤，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荡，所以他们记得才这样深，20年过去了，张瑞娥一见我就急不可待地向我说这件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