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丌师傅是个木匠，在包钢农场做工。那天他为添置木工工具去包头，在街上碰到了明庆。听明庆用十分亲切的乡音说了自己的难处后，丌师傅就问他愿意不愿意跟他到农场去，明庆当然愿意去了，于是就随丌师傅去了包钢农场。
据明庆说的方向和里程，我断定那农场在今内蒙包头市北的白云区一带。那地方在“黄河九害，惟利一套”的河套北沿，北边就是连绵的阴山。那里自古就是水草丰美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敕勒川所在地。一个砖墙围起的大院，几排瓦房，一溜谷仓，拖拉机、播种机，各种农业机械停放在院中空地上，伙房的烟囱冒着炊烟，点缀出一幅“大漠孤烟直”的古典景象。大院外边，是平展无边的麦田，空中盘旋着几只苍鹰，一朵朵白云在麦田上投下流动的暗影，远处是一带苍黄的山峦。——这就是根据明庆的述说在我脑际形成的一幅图画。
开始，丌师傅要明庆跟他学木工，学了几天，明庆觉得干不了学徒必有的功课——拉大锯，再说兴趣也不在这里，就不愿意学了。天生对机械感兴趣的明庆，常到修理农机的师傅那儿帮着干点零碎活，那些师傅很喜欢他，于是他就干上了“随机工”。明庆很勤快，又心灵手巧，一些机器活一看就会，工作干得很好，常受到表扬。他一颗在饥饿线上甚至是死亡线上挣扎的心此时才熨帖了些，觉得自己这只在浪涛中颠簸多日几近倾覆的小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在这里，他不但有了固定的住处，管饭的食堂，而且每月还有了几块钱的工资。
从离家去包头，到在农场定居下来，前后有十来天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固定住址，被褥行李无法寄给他。在严寒的西北边陲无被无褥地过了10几天，他遭的罪，叫人想想就会浑身战栗！俗话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从明庆的这段经历，我好像对这话有了深切的理解。享福，是在保证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不受外界逼迫得到的余外享受，一旦过优的享受成为负担，就可拋弃这种享受，所以看起来“有享不了的福”；而受罪，是在外界条件的逼迫下对恶劣境遇的忍受，想不忍受也不可能，只有忍受下去，看起来就是“没有遭不了的罪”了。明庆弟在那10多天中，就只能遭那样的罪，冻也得忍，饿也得忍，只要还有生的留恋，就得忍受那人之不能忍的苦难，有什么办法呢！在我家人中，从上几代到以后的子孙，遭这样罪的，恐怕就只有他一人了。但从充斥在大西北的那众多“盲流”来看，遭罪比他更重的，比比皆是，他到农场找到了个吃饭的地方，那些继续在乌大喝稀粥抬大筐的呢？那些连稀粥也喝不上的呢？那些生生被饿死的呢？
明庆弟刚在包钢农场安下身来，就写了家信，也给在曲阜上学的我发了信。我在收到五舅的信前，对他去包头的事一点也不知道，知道后才为他担心难过，而家中的父母妹妹，自那个离别的早晨之后，就为他揪着心。一连半个月音信全无，对远行的人做着种种猜想：找到地方了吗？有饭吃吗？没有行李，冻坏了吗？特别是母亲，俗语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子正常的远行千里母亲都要担忧，明庆是在隆冬天没带被褥偷偷跑到那天寒地冻的万里之外去了，母亲不只是担忧，简直是把她的心给带走了。母亲想象中的种种情境，全都带上了不祥的色彩，那色彩像云雾一样，没白没黑地笼罩在心头，直到收到了明庆的信，母亲的心才稍稍释然。但母亲从信上知道的是明庆在农场安下身来的情况，那从包头到乌大忍饥挨冻的苦难，如果不是明庆在信上有意隐去，母亲又要像心疼他在望留7天7夜捞不着睡觉那样心疼了，可这次连用漫画和泉边怒斥来出气解疼的办法也没有了！
母亲接信后，当天就把早已准备好了的行李包裹叫明英妹妹到坊子寄走了，我也从曲阜寄去了绒衣绒裤。此后，弟弟常往家写信，也常给我写信，随时告诉我们他的情况，总之是在那里越来越好，一家人也就把挂心变成了思念。对比家中的情况，甚至对明庆在包头能吃饱饭还有了些微的庆幸。
人总是这样，当更紧迫的问题摆在面前时，另一些不那么紧迫的问题会暂时压下，而一旦摆脱了眼前的紧迫形势，被压在心底的那些东西就会泛起，占据主导地位了。当明庆奔波求生的时候，是顾不得想家的，刚到农场，为立稳脚跟，努力工作，也没有闲工夫想家。过了几个月，思乡的感情却主宰了他的整个心绪，恨不能立即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他这种情绪，与家中人的想法正相反。1959年人们可吃的东西，诸如树叶树皮，一应的野菜，都已吃尽，再也难找可下咽的东西，一些人被活活饿死。文献记载全国在“******”中饿死的人达两千多万。而明庆所在的农场，是支持包钢万千工人吃饭的单位，毕竟能从角角落落找到填饱肚子的东西。他信上说能吃饱。“吃饱”，在当时成了最诱人的字眼。家中写信劝他，安心在那里好好干，别想家，我给他的信上甚至劝他学点技术，把那里作安身立命的打算。
1959年寒假，校方再没有理由不让我们回家了。我回到家后，母亲拿出明庆的家信给我看，见他思乡的心情一封比一封强烈，到后来，居然说要回家，不在那里了。他下决心要回家的原因，是他从家中去信上了解到家乡已不再深翻土地，不再完不成土方“拔白旗”，挨批斗了。这时，虽然“******”还在搞，可饿得半死不活的人们是“跃”也跃不起，“进”也进不动了，一天到晚忙着找填肚子的东西。当时明庆走，主要原因还不是吃不饱饭，而是当“****”子弟在深翻土地中受的那种歧视，既然现在歧视已不那么严重了，就没有必要背井离乡远离亲人了。他知道回来要挨饿，但挨饿人人有份，他不在乎，他最受不了的是被打入“另册”，平白地受人欺侮。
明庆弟要回来的意思在给我的信上已有透露，及至我看了他给父母妹妹的信后，知道劝他不回来已没有用了。母亲说，这些日子该来信没来信，大概快回来了。既然要回来，若能赶在年前回到家，一家人过个团圆年那就太好了。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借用韩愈句子中“穷年”二字，变其意思来形容1960年的春节倒是很恰当的。那个年，真可谓是个“穷年”，是在贫穷中极为惨淡地度过的。
父亲这时已结束潍坊农场的学习劳动，回到了望留供销社，管理酱油厂，虽没改“主任”称呼，但工资却只有30来块钱了。弟弟不在家，母亲和妹妹挣的工分极少。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人的收入到了最低谷，又加上当时物资极为匮乏，吃穿之物一切凭票，票又极少，所谓“年货”能办多少，就可想而知了。但这年的惨淡、凄凉，不在物质方面，而是精神方面，主要是因为明庆不在家过年。
年五更，发完“纸马”（祭祀天地的仪式）后，一家人坐在炕上围着饭桌默默地吃用“小豆腐”包的年夜饺子。家乡的风俗，年五更是不能说话的，非说不行，只能悄悄耳语，意思是怕说话声惊扰了纷纷下界来歆享祭品的天地众神。这种寂静要一直持续到快吃完饺子的时候。民俗规定的这种沉默正适合了我们家过这个年的需要，大家心里在想着同一件事，却又谁也不说出来，都怕破坏了过年应有的气氛。我们默默地低头吃着，只见父亲只吃了几个，就放下筷子，眼里的泪水吧嗒吧嗒地落下来。一家人见父亲这样，都放下了筷子。我重新拿起筷子说：“反正他快回来了，别再难过了，还是打起精神过好这个年！”父亲擦一把泪说：
“从前，你老爷爷年五更里一拿起筷子就要掉泪，这会儿，轮到我了！呜，呜，呜……”
我的祖父亲兄弟五个，家里穷，没法过了，大祖父和二祖父就下了口外，一去不返乡，再无音信。平常倒罢了，一到年五更一家人吃年夜饺子时，我曾祖父一看缺了两个儿子，就止不住要落泪，吃不下饺子去。我父亲说的正是他儿时所见，如今这情境轮到他身上了！
一个极惨淡的年五更就这样过去了。吃完饺子，一家人坐在炕头上，说着明庆在外一年的情境，有不尽的思念和酸楚。一会儿，拜年的来了，我也就出去拜年。我们家乡兴天不亮就挑着灯笼拜年，我小时候对挑灯拜年最感兴趣了。到了谁家，进门问一声“过年好”，跪在屋当门磕个头，然后长辈就给花生、瓜子吃，外加一套特别温馨的话语，有对自己的褒扬，有对父母的问候，听来特别受用。往年都是我弟兄俩一块去拜年，这一年只我自己了。到了长辈们家里，老人们显然都能注意到少了一个人，可是没人提这事。
在外面转到中午，回家吃了饭，就到东间炕上和娘说话。往年，午饭后照例还要到“磕不着头”的几家去玩，这一年没这心绪，只在家和娘做伴。女孩子不出去磕头，只在男人们拜完年后去到本家拜望，这下午明英妹妹不在家。父亲是长辈，上午在家“接头”，下午才出门去自己的几个长辈家里拜年，这下午父亲也不在家，家里只我和母亲坐在炕上说话。
“娘！我回来了！”
我和娘正说着弟弟的事，突然房门一开，闯进一个人来，穿一件毛朝外的黑色山羊皮小大衣，戴一顶长毛的黑皮帽子，背一个大背包，一进门把背包一撂，扑在娘身上就哭起来。我和娘一看是日思夜想的明庆回来了，也大哭起来。3人什么也不说，只是哭，只是大哭不止。哭了不知多少时间，刚要止住哭声，父亲和妹妹回来了，又是哭，这会儿一家5口人凑在一起了，却是凑在一起哭。一年了，整整一年了，郁结在一家人心中的一切，让泪水冲刷着，哭，痛痛快快地哭！……
（1992年于平度一中老校寓所）
初中岁月
我的中学时代开始于1952年秋季，1958年暑假结束。初、高中都在潍坊一中就读，我在这所学校整整住了6年。
6年，在人的短暂一生中，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在小学，我由儿童变成少年；在中学，我由少年变成了青年。完成前一个变化时，虽在上学，却一直住家里，是在母亲的照顾呵护中完成的；离开了家乡，到城里上学，学校就接替了母亲的职责，像母亲一样抚育我完成了后一个变化。所以我说，“母校”这个词，太贴切了，创造这个词的人真令人佩服！
照理说，有“母”就应该有子女，无子女何从言“母”？可惜，发明“母校”这词的人没有同时为学生发明出一个相应的词来。没有专用词，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凡称一所学校为“母校”的人，都应该是这所学校的“子女”，我，正是我母校——潍坊一中的儿子。
在我进入以怀旧为精神生活内容的年龄段后，对在母校的那段时光的回忆，竟然成了我常有的功课。每当想起那段生活，心里就觉得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熨帖，还真有点儿子思念母亲的感觉。
我要用我的一支拙笔，把对那段生活回忆的片断定格在这里。
考学
秋季始业，是从1952年开始的。这一年，我提前半年在石沟河小学毕业，很顺利地考取了很难考的潍坊一中。当时考学的情景，至今还依稀记得不少。
报名
如何报名的，我已记不很清，只记得在一中校本部孔庙大殿的后面设了一长排桌子，那就是报名处。学生可以填报的学校有一中、二中、三中，还有一所合作干校。合作干校我是不想报的，在一、二、三中之间，我没怎么考虑就报了一中。当时光想一中定然会比二中、三中好，却没有考虑学校越好越难考的问题。
当时报名，是拿着小学毕业文凭自己去报的，原来的学校好像不管这些事。考试也是这样，连个带队的老师也没有。
考试
印象很清晰的是考试那天的情景。准考证好像是报名时就拿到了，上面有考试时间和地点。到了考试的那一天，早早吃了饭，背上小书包，约上本村的伙伴，就向潍县城进发了。书包里有钢笔、墨水之类，还有父亲特为给买的一个带“翅”的“杠子头”火烧。
到了潍县城一看，满城是我这样的考学的小学生。见过雨后的蚂蚁阵吗？黑黑的一片，全是忙碌着的蚂蚁，那天的潍县城就成了这样一个蚂蚁阵。一群群如蚁的学生穿行在大街小巷间，步履匆匆地寻找着自己考试的地方。参加考试的学生，不光是潍坊当地的，潍坊周围各县，连广饶、沂水、益都等很远地方的都来了，所以人才那么多。考场分散在全城的各个角落，学校的教室不用说，礼堂、戏院、电影院、教堂，凡是能利用的场所都成了考场。
我是在胡家牌坊街西首路北的中苏友协礼堂里考的。所谓考场，并不像现在的考场，没有桌子凳子，礼堂里只有一排排排椅。那排椅，椅面还不是板的，是木条条的那种，人蹲在椅旁，卷子放在木条条上答题，得不时移动着卷子，让正答的题落在一条木条的面上才行。好像是考三门，有语文、算术、常识。上午考两门，中午喝着给准备的开水，吃了那个“杠子头”。下午又考完了一门，完事大吉，就把考试的事撂在脑后，一路上和同伴说说笑笑背着书包回家了。
看榜
当时的心理很怪，考完了就没事了，并不怎么想考上考不上的问题，也不怎么盼着发榜。没怎么盼，发榜的日子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那时不像现在下录取通知书，而是自己去看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