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有人向我们宣布中央关于高、饶事件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高岗和****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结成****联盟，在搞****活动，被揪住了，高岗自杀了，那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云云。
“中国的贝利亚！”我心中暗暗说。
几个月前，刚听到了苏联的二号人物、内务部长贝利亚****叛国被处决的消息，这不，中国也出了个这样的大官！令人震惊！
贝利亚有叛国一条该死的罪状，高岗为什么该死，没听明白。
三批材料
如果把我们国家比喻成一个大池塘，那作为一名初中学生的我，就是池塘边角上露在水面上的一茎细弱的水草，每当池塘里掀起波浪，波浪层层扩展开去变成圈圈涟漪，总能波及水边，使我这细草微微晃动一番，对风浪略略有所知觉。
在我上初中的3年中，我们国家的“水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但也有“****五反”、“抗美援朝”、“批判《红楼梦研究》”、“反胡风运动”等事件像巨石投到水面上一样，激起过轩然大波。这些政治风浪，我这棵水边的小草，都通过传来的波纹有感觉，特别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感触更深一些。当时全国掀起了反胡风、抓胡风分子声势浩大的运动，报纸上铺天盖的满是反胡风的文章。那时我们几个同学都早已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对报纸上批判胡风和胡风分子的文章都很爱读，尤其是那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我们最感兴趣，读了又读，越读越生气，以至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义愤填膺了。
对“三批材料”我们几个人不光欣赏，还如法炮制，“效”起“尤”来。
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给我们提供了效尤的机会。这时，已到了1955年暑期，班主任老师因为好像犯了什么事不知被带到哪里去了。我们几个突然心血来潮，咱何不也整出“三批材料”来？于是由老齐执笔，我们把老师课堂上平日说话中有“问题”的只言片语搜寻出来，学着胡风材料的样子，一条条列出来，也学着加了一条条按语，无非是些上纲上线、危言耸听的空话。三批材料整理好了，由我通过团委交上去了。不知这所谓的“材料”是不是给老师挨整雪上加霜了。不管加没加霜，我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落井下石，尽管我们有闹着玩的成分，但人掉到井里去了，能往井里扔石头玩吗？以后班主任老师被调到平度二中教学，我也成了平度的一名教师。有一次全县中学语文老师集合搞一个教研活动，在一个礼堂里听课。我走进那礼堂向里面一看，我的班主任老师坐在人群里。我没犹豫，快步走上前去，握着老师的手，眼里湿湿的。我面有赧色，心里想起了那“三批材料”。
我当学生干部
“干部”一词来源于日语，在我国，通常指担任公职者，又指担任一定领导工作的人。学生干部显然不是前者，与后者庶几近之，但也没有多少领导权，只能说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头儿。
没想到一生为民的我，“干部”身份却差不多如影随形地陪伴了我的整个中小学时代。
火爆的竞选
从我开蒙上学的第一天，我就当上了班长。1948年春家乡解放，我的母校石沟河小学解散，我失学在家，就在这期间，我们村开始发展团员，成立团支部（当时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成了我们村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不久又成了乡总支副书记。1950年我复学进入张友家完小，一年后转入石沟河完小，我一直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当时全校只有一个团支部，连老师中的团员都属于这个支部。在张友家上高小时，我还被选为县团代会代表、县人大代表，到当时潍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望留”参加过几次团代会和人代会，人代会上我是全体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分班点名第一个就点着我的原因了。那天在校本部小广场上，我们十二级一班的同学点齐后，就由班主任杜老师整队把我们带到分院我们的教室里，然后宣布我为班长，进入中学的第一天，我又当上了“干部”。
开学不久的一天课外活动时间，我正在教室里割纸钉本子（当时本子都是自己买纸钉），突然来了高年级的几个男生和女生，他们拿着纸笔，来问我小学时的情况。我当时不知道这叫“采访”，也不知他们问这些干什么，就有问必答地把我以前担任什么，如何带领青年人参加镇反、土改、动参等运动跟他们说了，看来他们对我的回答是满意的。以后又来过几拨，也是问的那些内容。
又过了几天，全校的团员四五百人，集合到校本部南院，就是伸到新华影剧院西边的那个院子，举行团总支改选竞选大会。不知道别的年级的候选人是怎样竞选的，这一次集会是专为我们初十二级的候选人竞选。我一进那个院子，就见屋檐上、墙上挂了许多横幅，上边用大字赫然写着我和另一个姓曹的同学的名字，“请选王××！”“请选曹××！”“×××是最佳人选！”这样的字十分抢眼。大会开始了，先叫我和曹同学到前面台上自报了一下家门。前面说过，那一排隔出了一个南院的房子是老屋，有“拔台子”，正好做了“主席台”。在我俩“登台亮相”之后，分别有人对我俩做了介绍，然后就开始竞选辩论。“拥王派”和“拥曹派”纷纷登台发言，言辞越来越激烈，声调越来越高昂，有的竟然是声嘶力竭了，气氛异常火爆。
我到现在记得两个人的发言：一个是这之前到我们教室采访过我的那个高年级的女生，她没有像别的同学说我的“辉煌历史”，而是讲的“采访记”。她说那天去采访我，我一边割纸钉本，一边大大方方地回答他们的询问，小小年纪，竟然那样沉稳从容云云。我坐在下面听着，回想那天，我确实没怎么害怕，也没有扭捏之态，这可能与我打小当“孩子头”有一定有关，在我没觉着有什么特别之处，却让那位女同学当成了很能拉选票的一个发言内容。另一个发言者是个愣头愣脑的男生，他从台子的一边背着块板子上去，口吐唾沫星子地大声说了些应该选我的理由后，突然背转身来，大家这才看清他背的原来是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大大的3个字——王明章。他把一条胳臂从小黑板的一端弯转过来，一根指头指着我的名字，把头别转过来，大声地说：“就选这个！就选这个！大家看清了，就选这个！”
那激烈火爆的竞选场面，我第一次看到，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使我联想到美国的选举、中国台湾的“选战”，我不敢说是好是歹，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通过这么一“呼隆”，选举人就对候选人有所了解了。1949年我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其实不是“选”而是“定”，连过场也没走，不知什么人定了我是代表。1993年我又当了市（县级市）人大代表，这一次倒是走了过场，煞有介事地进行了差额选举。我当候选人，可是我连面都没露，选民大多不知我是何许人，就选上了，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另外，通过那次竞选活动，我还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思想是活跃的、自由的，西方的一些做法还是可以拿来用用的。
最后，我被选为团总支委员，分工担任组织委员，同时兼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不久，总支升格为团委，我改任团委宣传委员兼班团支书，从初一一直到高三。
我的“作为”
现在常在一些公文中看到“不作为”这个字眼，一个人，主要是负有责任的官员，该干的事不干，该起的作用不起，“占着茅坑不拉屎”，这就是“不作为”。回想我在中学时担任团干部，还不是只蹲在茅坑上“不作为”，而是有所“作为”的。但那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印象已经模糊，尚残存在记忆中的几件，写在下面。
当总支组织委员，主要负责发展团员的工作，自然要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做了些什么，全忘了。最近与初中同班老同学葛伟堂叙旧，他说到齐国恩、毛国杰两个同学入团的事，说再没见过那么正规、隆重的入团仪式，至今他印象清晰。他这一说，我也约略记起来了。那是有别班团干部列席的我班团支部的一次活动，好像是该有的能想得到的步骤都有了，的确在学校里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新颖。拒绝平淡俗套，让平常的事也带上一点声色，喜欢给内容找到一种合适的形式，这好像是我这个人当时就有以后也并未全无的一个特点。
团总支升格为团委后，我改任团委宣传委员，似乎这更适合我。我的一项具体工作是办《学声报》。在我入学之前母校就有很像样的黑板报，各班的是《生活报》，校园里的大黑板上办的则是全校性的壁报——《学声报》。名字很好听，办的水平也不低，每一期我都是带着赞赏、佩服的目光予以关注的。没想到不久办报的任务落到我肩上。开始，我有些打怵。我们是一所完中，从初一到高三，各个年级都有，我才是个初一学生，能行吗？在这位置上，不行也得行，不能说“草鸡”话了。生性不服输的我，和学生会的宣传委员一起，重组了编委会，认真地办起来。办了几期，没想到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叫好声，都说《学声报》有了新面貌。报上刊登了不少好文章，尤其是我们班擅长美术的李述之同学画了不少讽刺学校里不良现象的漫画，反响很好，校领导讲话都引用漫画内容作例子。我参加工作当了老师后很长时间负责辅导学生办黑板报、油印报，好像都是当时那项工作的延续，不过我们那时却没有老师辅导，完全是学生自己办。
大概是初二的一天，班里的一个女生突然找到我，说她要退学，我大吃一惊。我一直兼着班团支书，同学们对我似乎有一种有了什么难事愿找我谈谈的信赖感。这女生品行很好，学习也不错，为什么要不念了？我问她原因，她怎么也不说，只说不想念书了。我当时想，你不念走就是了，为何找我说？找我说就说明你不想退学，肯定是有难处想取得我的帮助。再说，为什么不找班主任老师说呢？我被她对我的信任感动了，决定以一个团支部书记的身份帮助她。第二天我找到她，耐心地打消了她作为女孩子羞于开口的心理，她终于说了原因。原来她家是很贫的城市贫民，家里只有母亲，靠母亲给人家浆洗缝补衣服生活。家境的困难已经让她无力念书了，却又在给班主任老师送洗好的衣服时发生了一件让她难以启齿的事，实在无法了，才求助于我。我主要从眼前挫折与远大前途这方面开导她，对支部里的同学只说了她家庭困难无力上学的事，大家凑了些钱，在保护她自尊心的情况下给予了一些帮助。并向班主任很巧妙地汇报了这个同学家里困难想退学大家给予帮助的事。从此那位同学像变了个人似的，有精神了，学习成绩步步上升。到毕业时，以很不错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
像这样我自己努力并以团组织的力量帮助同学的事，还有一些。我后来读了王蒙的《青春万岁》，看了根据那小说拍的电影以后，觉得他有点像在写我们。我们班也有特贫困的同学，也有信基督教的同学，作品中那几个类型的同学我们差不多都有。王蒙写的正是新中国刚成立后的一所城市中学一个班里同学们的事，同一类学校，同一个时代，必然有大同小异的生活，只不过在王蒙笔下是经过提炼加工的生活，我记忆里的情景是原生态的生活，或说只是些生活的素材罢了。我多少有点像那小说中的主人公，只不过我是男生。
教室里，把课桌凳拉向四周，中间留出空场。一会儿，一对农村老大爷和老大娘模样的人来到空场中间，坐在小板凳上念叨起在外上学的儿子来。正念叨着，儿子做推门状来到老人面前。老大爷问：
“你怎么回来了？今个是礼拜日啊还是星期天？”
一片笑声。
这是我们班在演自编的小剧。
当时农村在实行粮食“统购”政策，我们同学大都来自农村，每次回家看到父母那满脸菜色，自己却要带粮上学，于心不忍，有点人心浮动，有的甚至想辍学回家。针对这种情况，团支部和班主任老师商量着要做同学们这方面的思想工作。思想问题起因是家中父母，还得让父母来解决问题，于是我们决定编演这出小剧。那剧情接下去是儿子向父母提出要辍学，父母一听大怒，说比起旧社会逃荒要饭来，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把儿子批评了一顿，硬是撵回了学校。编剧是齐国恩、葛伟堂和我，饰演老头儿的是我，另两个角色是谁演的，忘了。剧本水平一般，演技更在一般水平以下，但反响很热烈，小剧成了同学们谈论的话题。同学们情绪越来越稳定，没有一个辍学的，不知是不是这自编自演的小剧起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