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人曾国藩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诗中写了这样两句：“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意思是劝其弟学习屠羊说，淡泊名利，顺其自然，不图报答，藏锋掩芒，平安度日。
屠羊说何许人也？读过庄子《南华经·让王》篇的就会知道，屠羊说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个以杀羊为生的小摊贩，也就是今天的个体户。可是这个普普通通的“个体户”却有着极高的思想境界，像颗小小的星星，在历史的太空中留下了一道灿烂的光芒。
当年吴军攻占楚国，楚昭王丧失国土流亡他乡，屠羊说和众人起跟随逃亡。在逃亡途中，屠羊说主动担负起照顾楚王的任务。衣食住行，病灾困苦，使楚王克服了流亡途中的许多困难。为楚昭王复国出了许多的好主意，楚王很受感动。楚王复国后，对跟随他的人实行奖赏，当然少不了屠羊说。当楚王派人问屠羊说要什么官时，屠羊说冷静地回答：什么官也不要，只要他那个羊肉摊，仍以屠羊为生。楚昭王派人强令他接受并要亲自接见他，屠羊说则以大局为重，考虑到国家的法令，避而不见不受。楚昭王见屠羊说位卑而义高，又派司马子綦去封他为三旌之位——卿职，授万钟之禄。屠羊说仍以国家的法律和楚王的声誉为重，终没接受。
曾国藩在诗中对其弟低头一拜屠羊说是怕曾国荃持功自傲，招谤引毁，当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不好开口也不敢开口罢啦。这不是本文要谈的。邵么我们应该拜屠羊说什么呢？古人云：士能寡欲，安于清淡，不为富贵所淫是难能可贵的。因此首先值得我们低头一拜的就是淡泊名利。
名和利是密切相关的，明人钱琦说：“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利之尤行也。”追名水利是人的本能，要淡泊名利，没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思想修养是做不到的，淡泊一字虽然淡泊，非常人所能达到。诸葛亮在诫干书中动其干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其实他自己生也没淡泊过。刘备死后，他一直执掌着蜀国的大权，直到“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对名利的淡泊上，屠羊说便是人们的楷模。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从一开始主动照顾楚王，就没有政治目的，没有非分之想，是自发的自然的爱国忠君观念的流露。是善良的人性的具体体现。这在当今某些人身上是很难想象的。我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位朋友听，朋友没听完就说，屠羊说想当官，想功名利禄，想日后报答。是的，在这些世俗人的眼中，除了对名利的追求还有什么呢？楚王复国后，屠羊说没有争功的冲动，没有追求荣华富贵的欲望，心如静水，悠闲坦荡。他也兴奋过，但兴奋的不是楚王要封他的官，而是恢复了他一生操劳的职业——屠羊。当楚王问他要什么奖赏时，他回答得很平淡：“大王失国，我也失去了屠羊的职业，大王返国，我又重操旧业，有什么好奖赏的呢？”当楚王强令他受赏时，他回答的更坦然：“大王返国，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不应当受奖”。这与那些为了个人利益而邀功讨赏，争名夺利的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只有淡泊，心里才能平衡。那些官欲、权欲、利欲熏心的人，是找不到心理平衡点的。明争暗斗，尔诈我虞，追名逐利，费神劳形，直至身败名裂。所以庄子日：“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人，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
值得我们低头一拜的第二点便是爱国忧君思想。范仲淹有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古至今着范仲淹这样俄国忧民的官员美名流芳，而似屠羊说这样位卑人做的百姓则默默无闻。当楚王要接见他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法律和维护法律的尊严。他对去请他的大臣说：“依照我们楚国的法令、只有功劳卓著而应受到重赏的人才能晋见。我既没文治的才能，又没有安邦的韬略，大王接见我是会被人讥笑的，我不愿天天下人讥笑我们的国家没有法度”。当楚王派司马子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去传达他的旨令：屠羊说出任卿职，授万钟之禄。屠羊说仍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对司弓子綦说：卿的职位比我屠羊的职位尊贵，万钟之禄比我屠羊的收入丰厚若干倍。可是我本能贪图爵禄而使大王蒙受滥施奖赏的恶名。面对荣华富贵，面对高官厚禄，屠羊说考虑的仍然是国家的利益，毅然舍去丰厚的待遇来维护国家的法律和大王的尊严。这种崇高的精神在一个普通的百姓身上显现，是多么难能可贵。由此想起现在一些视官如命的官本位者，为了往上爬，为了捞到好处，置国家的法律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不惜一切代价买官、跑官，弄权渎职，丧失人格和国格；至走上犯罪品道路不是更应该从屠羊说身上汲取一点政治营养吗？
不求报答是我们低头一拜屠羊说的第二点。施崽得报，失人际关系中的常规。无论当官的为民的，做了好事理应得到好的报答。《名贤集》上有两话记忆很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古戏中的《屠夫状元》、《锁麟囊》都是反映恩德报应的。此来启发后人，广施恩德。但施恩回报与施恩得报虽一字之差，却能衡量出一个人思想意识的纯净与污浊，道德情操的高尚乌低卡，人性的美善与丑恶。施恩图报的人一般私欲膨胀，动机不纯。他只要给了别人一点恩德（好处），便念念不忘都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信条。在贪图报答时，稍不如意，便恼羞成怒。这种人，民间有，官场也有。当年当时偶然或一时良心发现，在生活或工作中给了某某领导一点帮助或恩德，便作为要求报答的砝码。借此要官要权要利，一旦达不到日的，便恼羞成怒，反目成仇。至弃义抛德，走向极端。这与施大恩而不图报的屠羊说相比形成了多大的反差？
施恩图报要不得，恩将仇报更要不得。即是知恩报恩也应该讲究形式和方法。像楚昭王这样以封官的方式来报恩也是要不得的。倘若屠羊说接受高官之后能有所作为还可以，如果他升官后只会屠羊而不通官道，那不是对官职的亵渎吗？这不是误国误民吗？现实中也确实有为了报恩而封了官的无能之辈，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那些买官卖官者起到了利诱和导向作用。孔子说得好：陈力就列，不能则止。无论是当官的，为民的施恩的报恩的是不是都应该低头一拜屠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