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打的莱州，纸糊的登州”。这句民谚在胶东半岛的知名度很高，谚语的源头来自于明朝末年的一场兵变。
先说“纸糊的登州”。
明熹宗天启初年，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洲后金政权已经占据了辽东大部，登莱（今蓬莱、莱州）一带成了边防前线。明王朝设立登莱巡抚，在登州驻扎重兵，并雇用洋人，在这里生产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登州成为当时明王朝重武器的生产基地。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辽东战事告急，登莱巡抚孙元化奉命派守将孔有德（辽东人）率精锐部队支援辽东。在从辽东撤退途经吴桥时，孔有德率军反叛，史称“吴桥兵变”。叛乱后，孔有德率军杀回山东半岛，接连攻陷临邑、陵县、商河诸城，直趋登州。
登州城，城高池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因战略位置重要，常年有重兵把守，且拥有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西洋大炮数百门。与州城仅一条夹道之隔的水城，是宋代建设的水军码头，与州城互为犄角，相互策应，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崇祯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孔有德率部兵临登州城下。本来是自己派出的援兵，现在却率军攻城。巡抚孙元化有苦难言，急令总兵官张焘率兵守登州城外，遣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消灭叛军。但这个张焘与孔有德是老战友，手下士兵多是辽东人。交战开始后，张焘的兵卒即投入孔有德的行列，攻击张可大部，张可大部大败。登州城内，中军耿仲明等人与孔有德是旧交。崇祯五年正月初三夜，孔有德再次攻城，耿仲明等人密谋内应，举火开门，叛军从东门攻入城内，登州城在苦苦支撑了约一个月后，正式陷落。正月初四，叛军又占领水城。“纸糊的登州”由此得名。
是时，登州城内尚有士兵7000人，马3000匹、饷银10万两、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20余门，西洋炮300门，火器、甲胄不可胜数，皆为孔有德所获。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明军火器防卫事业付诸东流。这支兵强马壮，武器精良的叛军后来投降皇太极，皇太极出郊十里相迎，日后为建立大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后话。
再说“铁打的莱州”。
莱州城位于登州西约100多公里处。无论规模还是地势、武器装备，都无法与登州城相比。且地处平原，无险可居。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二月初三，孔有德兵围莱州城。虽然莱州太守朱万年收缩防线，将城外卫所兵卒尽行撤回城里，但当叛军兵临城下时，莱州城内的守城之兵不足五千，而叛军拥有骑兵、步兵足有15000之众，且装备足以轰破城墙的红夷大炮和西洋大炮。力量对比如此悬殊，所以，叛军认为，攻下莱州如探囊取物。
早在叛军进攻登州城之际，朱万年就清醒地认识到，叛军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莱州城，因此加紧了备战部署。调运粮草，调集守军，加固城墙，增加设施，发动百姓协防守城，并于崇祯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制定《守城约》25条公布于众，部署全城军民死守莱州城，立下与莱州共存亡的决心。二月初四，叛军开始攻城，大炮轰、烈火烧、挖隧道、搭云梯，手段用尽，机关算尽，但莱州城巍然屹立。朱万年的严密部署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莱州保卫战可歌可泣。守城期间，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炮身亡。久攻不下的孔有德诈降，朝廷中的“招安派”同意招降。农历七月七，是传说中牛郎织女节，登莱巡抚谢琏、莱州知府朱万年去叛军营中宣读招降诏书，不幸被俘，被缚至城前，壮烈殉难。守城军民同仇敌忾，誓与莱州共存亡。后来，朝廷中“主剿派”占了上风，查办了主张招抚的官吏，调集精兵平叛解围。八月十九日，在苦苦坚守六个半月之后，援军至，莱州围解。自此，“铁打的莱州”便流传开来。
其实，“铁打的”与“纸糊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攻打莱州的叛军撤围后，退守登州。明朝的平叛大军收复登州颇费周折，挖甬道、大炮轰，无所不用其极，连续攻打四个月后，叛军才撤出登州，从海上撤往辽东。此时，你能说登州城还是“纸糊的”么？！
这段历史，明史、清史都有记载，复述并不困难，但其中的道理却耐人寻味。登州城之所以是“纸糊的”，是因为有内奸接应，再坚固的城防也难以抵御，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莱州城之所以成为“铁打的”，是因为准备充分，戒备森严，同仇敌忾，众志成城。
如今的登州府驻地以蓬莱阁而闻名，成为经济发达、风景优美的优秀旅游城市——蓬莱市，原来的登州之名，只留下登州镇作为历史的纪念而保留。
莱州府自清初更名为掖县，直至1992撤县设市，才恢复莱州之名。不过不叫莱州府，而叫莱州市了。那座“铁打的莱州”，20世纪40年代还巍然挺立在莱州湾畔，50年代初期开始拆砖扒墙，到50年代后期，莱州城连同城内上百座精美的牌坊一起毁坏殆尽，见不到一点踪影了。今天的莱州市以“月季花城”、“石材之都”而闻名，没有人关注它是“铁打的”还是“纸糊的”，因为在远离了硝烟和战火的年代，这些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莱州之所以成为“铁打的莱州”，这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值得人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