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贪官的“五大告白”。
剖析贪官们的自我告白中，尽管丑态百出，但归纳起来，不外乎5种类型：
“我是人民的公仆，花人民一点钱算什么？怎么就成贪污犯了？”当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受贿宣布对马红妹立案调查时，这位广东省仙尾市原副市长竟歇斯底里地大声嚎啕。当检察院问她为什么把家里买水果、面包以及时装的票据都以办公用品的名义公款报销时，她竟振振有词地说：“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就应该是公家的。”
马红妹的“公仆观”可以说对“公仆”二字作了最新的“经典注释”。人民的公仆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本应尽心竭力地为人民服务，倘若真如马红妹之说，以“揩国家的油”满足个人膨胀的私欲为目的，“公仆”二字也许真的就成为辞典里最邪恶的名词了。
“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这是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当选市长后，在答记者问时的慷慨陈词。而就是这位对腐败“疾恶如仇”的市长，不日之后，就笑纳了来祝贺他荣升的40多个红包，计人民币100万元。
贪官们伪善表演的技巧着实高超，真让人“雌雄”难辨。肖作新之流，平时在大会小会上都理直气壮地大讲特讲为官清正廉洁的道理，而台下却“身体力行”搞着腐败。真可谓“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这样的人如果不“东窗事发”，人们真要永远被其施放的“烟幕弹”所笼罩。
“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并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最后你们肯定会查出一个廉洁奉公的干部。”先后收受贿赂35起312万元的江苏省邳州市原市委书记刑党婴，在纪委让其交待问题时如此大放獗词。
贪官们大多认为“一对一”的腐败交易天衣无缝。因此，在腐败的“道路”上绝不会“见好就收”。加上善于掩护自己，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因而，即使面对执纪执法人员的讯问，也大多气焰嚣张、警言铮铮，极力为自己开脱、辩解。殊不知，“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刑党婴并未受到同伙的“保护”。
受贿财物200多万元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被纪委立案“两规”期间，拒不承认自己受贿。在《我的灰色收入》中竟这样“表白”：“说我受贿，毫无根据。我给别人办成了事，得到一些酬劳，这是双方间平等交换原则的约定；我为歌厅剪彩收的是劳务费；我被工作累得住院收得是营养费；我提拔他们得到的是礼尚往来；我给别人批条子得到的是‘红利’……”。
劳务费、营养费、红利等“灰色收入”是贪官们给自己披上的一层“遮羞布”。把贪污受贿来的钱解释成“灰色收入”，受贿不言贿，岂不是“窃书不为偷”的翻版？
人称陕西第一贪的西安机电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长青，指示本公司下属部门，将巨额公款汇往珠海利恒公司，兑换成港币转入澳门从事赌博等非法活动，数额达4823万余元，此外挪用公款272万元。案发后，绝大部分公款未被追回，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周长青被执行死刑前履行签字手续时，有关媒体记者问他：“你不觉得你对国家造成了太大的损失吗？”没想到，周长青的回答竟是：“没觉得。”
许多已成为待决死囚的腐败分子，表示的都是追悔莫及。但罪孽深重的周长青却毫无悔恨之意，足见贪婪之心狂妄之极。他留给人们的是沉重的思考。
再谈谈贪官的“十大心相”：
上述贪官的告白，看似一副真金不怕火炼的英雄气概，其实际完全是一种自我掩饰的虚伪心理。他们如坐针毡，早已丢魂落魄，难以自己了。正像有关专案组的同志所说的那样：“贪官都是软骨头。”大多数贪官的“骨气”不抵街头的地痞流氓。有的地痞流氓被抓进来后，还能同办案人员“抵挡”一阵，可那些贪官一进来，竟软得像鼻涕，也许早被反腐的利剑吓破了胆，早就成了惊弓之鸟。真不知他们是怎么上来的？他们在位时又能干出什么“丰功伟业”？
表面上看，腐败分子吃香的喝辣的，在“台上”时指手画脚，风风光光，生活过得洒脱逍遥。其实，他们内心惶惶，度日如年。整日提心吊胆，过得不是正常人的日子。正常人的生活，首先要有个安定踏实的心境，有了这种心境，才能吃得香，睡得安，过得有滋有味，舒舒坦坦。贪官们大都心理空虚、脆弱，一遇风吹草动，就胆战心惊，生怕哪一个环节出了纰漏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贪官们在大庭广众面前还要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主席台上端端正正，稿子照念，官话照讲；与人交谈一如往常，有时还要装出笑脸；头发依然梳得整整齐齐，衣服依然穿得板板正正……。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不好过”的迹象，其实是死撑活挨，心里一点也不从容、坦然。他们整天在这种反差极大的环境里生活着、伪装着，简直如坐针毡。说到底，就是十怕。
贪官往往权重位高，炙手可热，身边少不了一帮溜须拍马、称兄道弟之辈。这些人往往掌握自己的“核心机密”，一旦东窗事发，必会从“心腹”变为“后患”，置自己于死地。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些腐败分子不怕明里有人查，但忌暗地“横炮”打中，拔出萝卜带出泥。
贪官多半是“双面人”，功于心计，善于伪装，聚敛多少横财，常人难以知晓，而一旦窃贼上门，立马露馅。有的窃贼专拣富门官宅光顾，且每每都有重大发现。遇到这类毛贼，腐败分子往往防不胜防，叫苦不迭。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夫妻朝夕相处，知根知底。腐败分子一旦家庭矛盾加深，配偶由爱生恨，必会弄得鱼死网破，不可收拾。
多数贪官不但贪权，而且嗜色。据中纪委统计，被查处的处级以上腐败分子95%都有包养情妇行为。这些“情人”，“小蜜”往往握有他们的“把柄”，一旦反目成仇，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腐败分子在蚕食鲸吞之后，都要千方百计寻找“保护伞”，加入“告不倒”行列。而一旦腐败“生态圈”被打破，赖以生存的“后台”成泥菩萨，必会风声鹤唳，丢魂落魄如丧家之犬。
一些贪官长期称霸一方，为所欲为。老百姓心知肚明，但慑于其权势，敢怒不敢言。一旦升迁或调离，群众举报便会纷至沓来。一些贪官很可能是未进新门，先入牢门。
舆论是反贪利剑，一些贪官不怕检举揭发，上级追查，就把舆论曝光。丑事一旦被张扬出去，如蚁置热锅，寝食难安，末日也就不会太远了。
反贪机关是贪官们的“克星”，腐败分子一旦进入这些机关的视线，多半在劫难逃。对此既恨之，又惧之。尤其是反腐风声趋紧时，更是终日寝食难安，时刻提心吊胆。
所有腐败分子都是极端利已主义者，买官弄权也好，贪污受贿也罢，都是为了满足一已私利。因此，他们最担心的事莫过于丧失权利后落魄和身陷囹圄时的凄惨。
洞窥“心相”，方知隐衷。贪官这“十怕”就像10根绳索，只要有一根套到脖子上，好日子就宣告结束。逃了这一根，又有另一根，逃脱了昨天，又有今天……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下去，不把神经绷断，也会弄个百病缠身。难怪有个进去的贪官深有感触地说：“自从来到这里，心才安定下来，吃也香了，睡也安了，反而比以前踏实多了。”
贪官们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方才大彻大悟，感到能够像老百姓那样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该有多好。可惜悔之晚矣。一腐败成千古恨，当恢恢法网罩上他们的时候，贪心就成为撒气的皮球，惩罚将打碎贪婪之梦，最终结束可耻的人生。
第三节 奢侈无度——生活腐败
中国自古就有“人之性，食色二欲也”的说法。食之欲反映的是“以权换食”；色之欲代表的是“以权换色”。二者都是生活腐败的突出表现，是社会的一大公害。
食和色人之“原欲”。“原欲”所以能驱使权力而酿成生活作风腐败，固然是食、色与权力的魔力内在结合的结果。当然，享乐之风的盛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吃喝玩乐，酒色财气，是人民群众最厌感的腐败现象。它像淌着浓血的毒瘤，严重侵蚀着健康的肌体，损害着党和政府形象，理应受到全社会的谴责。
“吓人”的公款吃喝风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当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炎黄子孙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向着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令人大跌眼镜的公款吃喝风席卷全国。
吃喝玩乐之风，古已有之。尤其在日益繁荣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刺激下，充分享受，也是无可非议。但像中国目前这样用公款大吃大喝，屡禁不止，越禁越盛，以至泛滥成社会通病，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公款吃喝到底耗去多少资金？要准确地计算出来，恐怕比“哥德巴赫猜想”都难，不过大略的估算，还是做得到的。从全国来看，以对外开放初期的1988年为例，全国公款宴请的总额达300多个亿，相当于当年的财政赤字总额。而1992年，全国公款宴请的总费用突破700亿，4年翻了一番多。据近几年国家统计数字表明，全国大中型饭店、酒家60%～70%的营业额来自公款吃喝。公款吃喝占用一半左右的集团购买力，每年吃掉的公款超过千亿元，相当于国家教育经费的数倍。中国的教育经费在世界排行榜上始终徘徊在倒数几名的位置，而公款吃喝的费用，恐怕已稳居世界第一了。
宴请，作为社会交往的情感交流的一种礼仪方式，对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来说是必要的。但一些公款“食客”忘记了中国饮食文化简朴的一面，贪吃各种山珍海味，喝遍人间琼浆玉液，有道是：“鸡鸭鱼肉端下去，乌龟王八爬上来，五粮茅台不过瘾。”某老板一席话道出真情：“我们花的都是公家的钱，个人掏腰包的没有几个。”
公正地说，在对外接待工作和重要的公务活动中，在一些公司的经营活动和业务往来中，本着庄重、简朴、合理的原则，搞些礼仪式的宴请是必要的，无可厚非。但是，今日的公款宴请，范围之广、规格之高、频率之快、密度之大，已经到了毫无节制、泛滥成灾的地步。宴请的本义已经被严重地扭曲，成了一大社会公害。
公款吃喝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常见的有以下7种形式：
借工作方便，到下级索吃要喝，个人不掏分文。一个乡的副书记带领工作组搞“清欠”，驻村21天，吃羊22只，喝酒100瓶，吸烟36条，全由村里支付。村民气愤地说：“收回那点欠款，还不够他们吃喝的！”
只要来公客，一齐陪吃喝。某乡来了个地区业务局的科员，乡里摆了2桌，18个干部轮流陪同敬酒，直喝得那科员酩酊大醉，被抬到床上。
上边不来客，找个名目“撮”一顿。有个村好几天没来公客，支部几个干部打熬不住，一碰头，便大吃大喝起来，直喝得大醉大吐，互相殴打起来，最后躺了满屋。
私客不用自掏腰包，记在账上都报销。有些干部家中来客，或领到酒店吃喝一顿，公家交钱；或让服务员把酒菜送到家中，公家记账。问及这些领导，为何不自家做菜请客，回答是图个方便。据某市一酒楼讲，公宴私家的现象占了五分之一。
你到我区，我到你县，你吃我的，我喝你的，这种“串门”吃喝的现象在县乡一级尤为严重。名曰之：来看看老领导，老伙计，老同学……。
本来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小事，非要亲自光临，关系热的就更直接今天去你那里喝一壶，明天到我这吃一顿。某局局长嗜酒成瘾，每3天就要到乡下解决酒馋，而且不早不晚赶在11点。群众一见他那辆车，就说：“酒罐车又来了。”
一人到职，全体欢迎；一人升职，大家光荣。有个镇形成了惯例：书记、镇长调动摆酒8桌；副职调动摆酒5桌；其他人员2桌。
此外，还有什么团拜酒、峻工酒、安家酒、贺喜酒等等。
公款吃喝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是社会风气上，在人们心理上造成了难以抹掉的阴影。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央曾先后下发37个红头文件，对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不正之风，明令禁止，态度之坚决，要求之急切，是所有禁令性文件中少见的。这在中国古代，中央政权倘若对下发出37道金牌令，必是系及国家江山社稷安危的头等重要的军国大事，受令之将臣务必死命执行，不得有半点迟缓。可今天这些文件的效力一个比一个差，乃至中办国办以及地方各级的文件，如强弩之末，效力近无。公款吃喝风在一片片禁止声中，此消彼长，螺旋式上升，令人叫苦不迭。
综观公款吃喝风的蔓延过程，也是一个由游击战术到集团作战，进而覆盖全国的过程。其对策变化多端，手段五花八门，令人深思。主要有以下几种：
文件叫刹，我也说刹，关起门来，照样吃喝。某一部门正在会议室传达上级刹公款吃喝风的文件，后院食堂里却杀鸡宰羊，烹炒煎炸，准备宴席。主要领导说：“说归说，做归做，该吃该喝的还得吃喝。”
上级规定的业务性往来可搞接待，我机关来客到企业“参观指导”也属业务，理应招待。据统计，一段时间内，机关吃喝风有所收敛，行政接待费用锐减，可企业的接待费用剧增，原来机关客成了企业的客，企业苦不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