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之际，李哲夫离开南京返回上海满铁调查部，随后，他便按以前和老潘的约定，去瑞康药店接头。李哲夫起初担心药店受战争影响会关门停业，但去了才知道，瑞康药店地理位置不错，位于苏州河畔的公共租界区。淞沪会战的战场集中于闸北、南市、浦东、沪西，这些地方留下了片片废墟，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州河彼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依然是一片和平的景观，租界四周的铁丝网划分出地狱与天堂的楚河汉界，戏院、电影院、饭馆、跳舞场照常营业，依旧是歌舞升平、肩摩辐辏，而且由于战乱涌入了大批人口，反而比平时更加热闹，呈现出畸形繁华的景观。虽然租界之外已经被日军占领，但在租界内某些地方依然可见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在迎风飘扬。此时租界的形势错综复杂，这里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情报的重要窗口。
瑞康药店所在的街区集中了好多家药店，什么“仁厚堂”、“长春堂”、“回年斋”、“五洲大药房分店”等，匾额堂皇，招牌林立，人来人往不容易引起注意。邻居都是一些外来商户，管闲事的少。瑞康药店房子前后相通，周围道路复杂，容易疏散。
李哲夫一到此处，便闻到空气里泛着一股浓郁的草药味儿，有点香，又有点苦，让人不禁有醺醺然之感。他进了药店，门面不大，里面顾客倒挺多，他问：“谭老板在吗？”一个伙计问：“找我们老板什么事？”李哲夫说：“一个姓潘的师傅给我开了张药方，叫我来找谭老板拿药。”伙计说：“稍等。”去了后堂。
一会儿谭老板掀起门帘走了出来，问：“是潘先生让你来的？方子呢？”李哲夫见他四十来岁年纪，身材微胖，短须，戴黑边眼镜，形貌和老潘说的一致，便把药方递给了他：“麻烦谭老板了。”谭老板接过药方仔细看了看，又看了李哲夫一眼，回到后堂，拿出几包草药和一盒牛黄清心丸给李哲夫。李哲夫道谢，拿了药回到住处。他关上门，打开药盒，找到那一颗特殊的药丸，剥开，见里面有张纸条，上面写着下一次的接头地点和时间。
两天后，在一家名叫“春湘楼”的茶楼包厢里，李哲夫和谭老板见了面。谭老板自我介绍叫谭维舟，是有十二年党龄的地下工作者，是瑞康药店联络点负责人，也是李哲夫和上级之间的联络者。他简要说明了一下：“淞沪会战爆发后，党组织在上海组建了情报科，抗日情报活动全面展开。我们在租界建立了两个秘密电台，报务员、机务员、译电员以及递送电稿的通讯员均从延安派来，十分可靠。上海情报科肩负着敌后救亡图存的艰巨任务和重大职责，但因组建伊始，还要积蓄力量，许多工作尚有待展开，上级给你的指示仍是‘隐蔽埋伏，以待时机’，抓住一切机会深入敌情报部门的高层。”
李哲夫大体介绍了一下他所掌握的情况：“上海的形势很乱，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梁鸿志的伪维新政府不得人心，西方的租界日本人虽然无法掌控，但势力已经渗透进去了，工部局人员组成很复杂。最严重的威胁是五花八门的日本特务情报组织，它们分属陆军、海军、外务省、民间右翼团体等等，十分庞大，像影子一样分布于上海各处，你们要多加小心。”
谭维舟说：“日本在上海的特务组织有哪些，你做个归纳。”
“日特组织主要为以下八类。”李哲夫一一罗列如下：
一、大本营直系：上海特务机关，机关长熊谷太郎，设于狄思威路；大理石机关，机关长池田纯久，设于静安寺大西路。
二、陆军省直系：“田机关”，机关长坂田诚盛；“森机关”，机关长森政一。
三、陆军第13军直系：情报谋略课，设立情报站或以商行形式进行情报活动；政治经济课，主要任务是控制上海地区物资往来，施行经济封锁。
四、陆军宪兵直系：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设于礼查饭店，三浦少将担任部队长，宪兵队内部设有特高课；尚公馆，负责人朝鲜浪人尚旭东（曾在宪兵队特高课任职），主要任务是为特高课收集情报；上海市警察局特高课，名义上是伪上海市警察局的一部分，实际上由日宪控制。
五、海军军令部直系：“冈机关”，机关长冈明薰；“南城机关”，海军陆战队情报部，设于四川中路；上海俄侨自治协会，由海军武官府黑桂领导，以白俄侨民收集情报工作；万和商社，为海军武官府之经济情报机构，兼营物资贸易，设于福州路；“儿玉机关”，设于百老汇大楼，机关长儿玉誉志夫，成员多系日本浪人，除了组织调查情报活动还兼营物资买卖。
六、内阁情报局系：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负责人伊藤芳男；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大川周明、宫崎正义、阪西利八郎，出版《常识半月刊》；上海东亚调查会，负责人为《每日新闻》社长深町作次；中支那经济咨询委员会，由上海经济界的日藉人士组成，主要收集中国的经济情报。
七、外务省情报部系：日本大使馆事务所情报部，设于外滩；日本大使馆特别调查班，设在江西路建设大厦；岩井公馆，负责人为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英一；东京同文书院调查部，负责人北野丈吉；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负责人船津辰一郎；上海市政研究会，负责人林广吉。
八、民间系：此类组织异常庞杂，较大者有：黑龙会上海支部，负责人头山秀三；国际情报社上海支局，负责人藤平芳利；大日本青年党上海支部，负责人岩田本雄；佐之木公馆，负责人佐之木四郎；日满商事株式会社，负责人阿片久五郎。
另外，李哲夫还提到了以常玉清为会长的黄道会，总部设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同时设于此的汉奸特务组织还有东亚会（后改名为兴亚会），两个汉奸组织在租界内搞暗杀破坏活动，是日本情报部门的走狗。
李哲夫一边说，谭维舟一边在纸上记，用的是别人看不懂的符号，乍一看好似胡乱涂鸦。
末了，谭维舟说：“以后我们每个星期在这个地方碰一次头，交换一下情报。这个茶楼的老板是可靠的。”
李哲夫想了一下说：“这不合适。我平时工作很忙，没有一个人出去喝茶的习惯，经常过来会惹人怀疑，我周围都是日本特务。”
谭老板皱了一下眉头：“那你认为怎么交换情报比较好？”
李哲夫说：“最好安排一个可靠的情报员装扮成收购废旧报纸的，定期到虹口的兰花巷转悠，我会把情报夹在报纸里给他。”因为在满铁调查部工作，要订阅大量报纸，将过期的报纸当作废纸卖给附近的杂货店，再自然不过。
谭老板想了想，说：“可以。”他递给李哲夫一个电话号码，“这是瑞康药店的电话，紧急情况下你可以打这个电话，用暗语直接联系，但是要特别小心电话被监听。”
李哲夫看一眼电话号码便记住了，还给谭老板：“我知道了。”
“七七”事变后，满铁调查部里那些“早晨8点钟的男子”们，神情狂热而又冷静，雀跃而又细密，目光里溢荡着那面同样镶有一颗血红太阳的旗子的光芒，调查活动完全转向侵略战争“强烈要求的调查”，更被强调体现“具体性”与“实践性”。
1938年5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侵入黄河沿岸时，要求满铁进行华北资源的紧急调查。同年8月，按参谋本部临时兵要地理班驻南京臼井部队的要求，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人员为骨干，组队调查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的长江沿岸政治经济和军事地志。这一“兵要”调查，随着日军侵占广州和海南岛而扩及华南。
在这忙碌的一年里，李哲夫向党组织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
关于华东各占领区日军的兵力分布和意图；
关于参加徐州、武汉、广州等战役的日军部队番号、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
关于日本陆军成立“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企图以此加强侵华日军的统一指挥的情况，这是因为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泥足深陷于辽阔中国战场的日本统帅部感到“速胜”希望渺茫，为了尽快结束“支那事变”采取的措施。
这些战略情报以及李哲夫对此的分析，对判断日本当前的国策和战略方针具有非同小可的价值，其中包括：
一、武汉战役之前，日本前线将领与大本营统帅部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摩擦。前线将领认为，应乘势继续进攻，两翼包抄入川，彻底消灭蒋政权；统帅部则认为日本兵力有限，国力已受重大消耗，两翼入川山重路远，继续蛮攻不可取。这表明，虽然自中日全面开战以来日军一直处于主动和优势，侵占了中国大片国土，但日本的国力不能承受长期的战争消耗，日本在实质上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处于有利地位，只要中国坚持抗战而不求和，日本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李哲夫认为“和日本打仗，胜也好，败也好，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二、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政略上的大斗争。以宇垣一成外相为代表的“稳健派”，主张“力所胜任，适可而止”，只要******承认伪“满洲国”和实行华北特殊化，以及取得其他一些能使美英妥协的政治、经济特权，便可与蒋媾和，以便换取喘息时间，再作打算；但是，以法西斯军阀为实体、以近卫文麿首相为代表的“激进派”，坚持要******投降，否则就扶植伪政权另起炉灶，建立受日本直接控制的新“国民政府”，近卫发表过“不以******为和谈对手”的政策声明便是一例。为此，“激进派”起用特务军人如土肥原贤二等来上海统制对华政策，并设置各种相应的特务机关。外相同首相的严重分歧，促使第一次近卫内阁垮台。
三、日本政坛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在内阁把外务省处理对华的外交、政治、经济大权剥离出来，以便对中国进行直接的掠夺和控制。
四、纳粹德国相继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统治阶层对世界战略发生了“新的构想”，野心大大膨胀，正准备与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新的国际斗争的配合，有对西方国家或苏联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
五、日本内阁新设立的机构“兴亚院”出笼，这是内阁为避免在中国占领区内各系统间发生争夺的矛盾、协调侵华策略而成立的，以统一处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它的总裁是内阁首相（总理大臣），陆相（陆军大臣）、海相（海军大臣）、外相（外务大臣）、藏相（大藏大臣）任副总裁，成为统治中国占领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亦即日本对华殖民部。兴亚院设有特高课，在中国各占领区分设联络部及分部等执行机构。
此外，还有华北日军编制更改的详情、华中日军特务部和满铁上海事务所内幕，日伪密谈、协议及其进展，各路汉奸内讧等。
尤其可贵的是，李哲夫还汇报了日本高层统治者的思维模式和决策模式。
向延安发送的这一系列的宝贵情报，使得远在黄土高原窑洞里的****领导人简直等于参加了侵华日军高层决策会，成为党中央洞晓外部世界、把握世界大局的渠道之一。
在当时中国普遍存在抗战悲观情绪的情况下，******主席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会是速决战，也不会长期拖下去，会经历几个大的阶段，会从战略进攻到战略僵持，到最后的战略反攻，这一预言和此后的历史走向惊人的一致。******的结论，不是灵机一动，也不是空洞的鼓舞人心，而是通过大量的情报分析所得出的科学预测。
李哲夫后来在日本情报部门看到过这本《论持久战》，他因此估计，党组织从日本高层获知机密消息的渠道有多条，从而多方印证，从全局把握大势。
谭老板对于李哲夫提供的情报又是惊喜又是钦佩，他传达了组织上对李哲夫的嘉奖。
李哲夫在日本情报部门的升迁也是一路顺风。1939年8月，他作为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代表参加了“梅机关”，官阶提升为陆军大尉，月薪涨到一百二十日元。虽然他的官阶仍不算高，但一个情报员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官阶，而是他所处的位置。“梅机关”是设立于虹口北四川路永乐坊的高级特务机关，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参谋本部，以影佐祯昭中将为机关长。“梅机关”下设沪西分机关、南京分机关、苏州分机关、杭州分机关、第一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原来的大理石机关（池田纯久此时已调往关东军任职）等大批陆军特务机关统统成为它的下属机构。“梅机关”负责华东地区日特机关的情报交换和协调工作，李哲夫所接触到的情报已经触及到了日军内部的核心机密。
李哲夫的升迁是有理由的。这一年，满铁调查部扩大为日本最大的“国策调查机关”，并被赋予综合管理满铁各地区各部门各种调查机构的权力。李哲夫作为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的主查，进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内部，参加了“支那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接触到了大量的秘密资料。这个委员会利用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调查工作，调查结果成书后共分出五篇十册，每本都是“极密”级，这些“成果”包括“支那抗战力调查的方法论和总结论”、“战时支那的内政”、“八路军和新四军”、“交通”、“商业”、“贸易”、“通货”、“金融”、“财政”、“农业”、“工矿业”以及“列国对支那的援助”等详细内容，中国的社会性质、政治机构、国民党及各党派的动向、各阶层民众动员、宪法问题、军事状况变化等一应俱全，在日本对华的外交、军事战略的制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