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人非常迷信地崇敬辫子。人们非常小心地梳理它，并用马尾或蚕丝把它加长。辫子有时被缠在头上，小心地盖好，以免沾上灰尘。人们普遍把它当成尊严和荣誉。中国男孩想要有一条辫子，就像美国男孩想要有一条带兜的裤子一样。
东方人和西方人最显著和惊人的不同是他们的头发。东方人的头发是粗糙的、直的、深黑色。欧洲和美洲人的头发是柔软的、光滑的、弯曲的，没有乌鸦羽毛般的深黑色，而是有着不同的颜色。在东方居住了许多年之后，我见过的所有纯种的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都是黑头发。当然要刨除那些被岁月漂得灰白的头发和中国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他们的眼睛是粉色的，头发是白色的。
另一个同样显著的区别是长在脸上的毛发。亚洲人只长很少的胡须。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只是在脸颊和上唇处有一些稀疏的胡子，更普遍的情况是上唇根本就不长胡子，只有三四根毛从脸颊或是下巴上的痣上滋生出来。有了这几根毛的人就相当的骄傲，随身带着一把特制的小梳子，不时地梳一梳，捋一捋，精心的照料它们。尽管很少，但是也是珍贵的男性特征。
外国人的络腮胡子很美，很早就成为了中国人嫉妒的对象。和他们光滑笔直的辫子相比，中国人不羡慕外国人头发的颜色，也不承认它们又短又密；他们认为外国人的大鼻子很难看，也不喜欢外国人惨白的肤色，批评我们眼睛的颜色，并且反感我们眼睛观察事物的角度。他们不友好地把外国人的耳朵和驴耳朵相比。但是说到胡须，他们承认外国人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
很多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生长胡须的能力不仅限于男子。1874年秋，我和两个美国绅士一起去中国内陆旅行了几个月。那些地方很少有外国人涉足，多数人甚至根本没见过外国人。我的两个旅伴中有一个比较矮小，但是拥有全部的男性特征，包括锐利的眼神和一大把垂到胸前的胡子。但是我们没有料到，由于中国人的误解，这位绅士一路上都被当成我的妻子，一个女人。这种荒唐的错误可能是来源于他瘦小的身材。在一个城市，大概有十万人是来看我们的。我无意中听到当地两个穿着体面的人的一段对话。其中一个人指着我身边的同伴说：“那是一个女人。”另一个人回答：“不可能。看看他的胡子。”第一个中国人嘟哝着说：“你不知道，在他们国家，女人有着和男人一样的胡子。”满心疑惑的汤玛斯（同行的第二个绅士）发出惊讶的叫声，非常敬佩中国人的广博知识。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辫子不仅是中国人的标志，更是中国男人的象征。在婴儿和儿童时期，他们的头发被剃光，像一个光滑的闪闪发亮的撞球。或者是绕着圈留几块头发，杂乱地铺在表面，从上面长出一束头发，编成一根根的羊角辫。只是当男孩子到了十三四岁，这些娃娃头才被郑重其事地剃掉，开始真正地留男人的辫子。
辫子虽然是中国男人的象征，但是中国人原本没有辫子。和其他的服饰相比，它是外来品，是现代最近的发明。当今的朝代的皇室家族本身就是外来的，300年前他们是鞑靼人或蒙古人。是他们带来了留辫子的传统。简要地补充一下，留辫子是唯一一件中国人从满人那里吸收的事物。在前朝，中国人不剃头，头发梳得和我们差不多。当现在的统治者的祖先取得皇位之后，新皇帝就下令，所有臣民都要剃发蓄辫，作为归顺的标志。这项法令立刻引起全国激烈的反抗。人们认为留辫子在身份上是不体面的，在道德上是堕落的表现。在一段时间内，各地暴乱不断发生。人们怀疑这种新服饰不经过长期的流血战争是否能实行下去。
然而鞑靼皇帝能胜任这种情况，他用精明和机智战胜困难，成为千古一帝，青史留名。他不威胁也不强制。他不理睬反对，颁布了另一个法令。这个法令禁止犯人留辫子，并要求官员剪去犯人的辫子，不许他们剃头。这样剃头留辫子的人就变得令人尊敬了。皇帝的新臣民立刻就急于采用这种新发式，就像他们过去急于反对一样。直到今日，满头的头发，没有辫子都是犯人的特征。英明的满族皇帝更进一步，利用中国人孝顺的观念。他把不剃头、不梳辫子说成是对死去的父母的哀悼。无论看起来多么邋遢，孝子百日不剃头。
现在中国人非常迷信地崇敬辫子。人们非常小心地梳理它，并用马尾或蚕丝把它加长。辫子有时被缠在头上，小心地盖好，以免沾上灰尘。人们普遍把它当成尊严和荣誉。中国男孩想要有一条辫子，就像美国男孩想要有一条带兜的裤子一样。拉别人的辫子被认为是一种侮辱，剪辫子就是大不敬，要受到法律严厉的惩罚。
关于辫子的礼节和其他东方的习俗一样严格而且奇特。松散的编辫子是粗人的标志。每一股都要绷紧，梳整齐。在发梢通常系上黑色绸绳和流苏。但是在服丧期间，就要用白绳，因为在中国白色是表示哀悼的颜色。一个人在满是尘土的路上旅行，为了保持头发的干净，把辫子盘在头上。当他遇到一位朋友或是熟人时，在打招呼之前，他就必须把盘着的辫子解下来，让它直直地、端庄地垂在身后。与之相似的一个礼节规矩是，仆人不能盘着头发出现在他的男女主人面前。这种行为极为粗鲁无礼，就如同他半裸着一样。
中国人是如此关注发式，一个了解浓厚迷信性格的人一定不会惊讶于中国几乎每年都爆发的剪辫子事件。它像一阵骚动的旋风，毫无原因地突然爆发。通常，人们都不知道它是如何开始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结束。它意想不到地到来，没有一点警告，就像席卷美国西部大草原的旋风。有些事件是由中国知识阶层中不怀好意的人故意引起的，以加重人们对外国人的仇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人精心蓄谋，把风波的始作俑者指向外国人。这样的事件最近几年发生过不止一次，由于种种荒谬的谣言，没有恶意的外国人的生命不时被置于危难之中。
在这种浪潮之中，整个的中国，无论知识分子还是贩夫走卒，都变得异常激动和恐惧。最荒唐的故事流传开来，并且被人深信。我举几个真实生活中的例子。有一个中国人在大街上走，他的辫子突然掉下来消失了。那时他周围没有任何人。另一个人想把辫子盘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辫子没了。他后脖颈子一凉，他的辫子就没了。这个人和一个陌生人在街上说话，那个陌生人突然消失了，这个人的辫子也跟着没了。另一个人瞟了一个外国小孩一眼，这个小孩也直勾勾地盯着他，突然他的辫子没了，只剩一股烧焦了的头发的味道。
这样的故事在骚动的时候广泛流传，并且被普遍相信。辩论或者请求人们用常识判断一下根本没用。其实只有人使用大剪刀和类似锋利的工具才可以剪断头发。但是这样的说理没人相信。中国人对鬼神和神仙方术深信不疑。就像这些典型的故事所表现出的那样，人们把大部分剪辫子事件（即使不是所有）归因于这种力量。在这种疯狂的时期，作为外国人不去和他们最亲密的东方朋友或仆人争论，而是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谨慎的缄默是明智的做法。在这种时候，谁也说不准一个欠考虑的词语可能会招致的猜疑和后果。
在这种思想风暴中，官员们应该采取措施，平息骚动，安抚百姓。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做。在所有迷信问题上，他们不比被他们管理的人开明多少。我已经见到过至少一打由北京的长官在这种骚乱时期发布的布告。每一个都在事实上加强而不是减弱公众心理的骚动。他们开始都警告人们，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人们应该留在家中，做好自己的事情。他们建议人们避免和陌生人打交道，门窗要封好，天黑了不要出门，照看好孩子。最后还提供一种保护的方法或者一种保护辫子的特效药。药方很简单。一个告示中说把红色和黄色的细绳编在头发里。另一个告示描述了一种内服的药。另一个告示介绍了一种药，一半吞服，一半要扔在炉膛里。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药方，是由顺天府尹在1877年1月公布的。这是一种奇怪的文字组合。把三个汉字以某种方式组织在一起，然后用墨汁写在一张固定大小的黄纸的三个角上。一角要被烧掉，把灰小心地留下来喝掉。第二角编在辫子里。第三角要贴在门楣上。父母官保证这样做就可以阻止日夜游荡，伺机夺走作为国粹的辫子，使人们安全。这个药方被府尹谦虚地称为“神通广大、包用包灵的护辫秘方”。
应该补充的是，在这种剪辫子风潮中，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证明哪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辫子。人们满口流言，意志完全消沉，经济活动陷于停顿状态。那些神秘兮兮、面色惊恐的人讲述着各种故事。他们以及告诉他们的人都没有确实见过一桩。在所有这些骚乱中，我也没见过哪个中国人，他确实见到过另一个中国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失去了他的辫子。每一个故事的基础都是道听途说。这种骚乱是一种不能理解的，危险的迷信恐惧流行病。
在事态严重的北京，就在顺天府尹公布了公告和药方不久。一天清晨我被叫醒去见一位美国传教士。他来报告说就在前一天晚上，一个在他手下掌管的小礼拜堂内过夜的中国人失去了他的辫子。这位传教士知道在那个骚乱猖獗的时刻，如果走漏了风声，这个小礼拜堂就会立刻被暴民拆掉，可能会有人伤亡。所以他万分小心地把受害者关在一间屋子里，一大早就急匆匆地到公使馆寻求建议和援助。我先给京城军方的都统衙门发了一封急信，没有给出任何原因，请求在这天晚些时候与他会面，目的是在必要时请他派出军队保护小礼拜堂。然后就到出事地点进行调查。
事实很简单。除了罪犯按照法律规定剪掉了辫子以外，这是唯一一次真实的剪辫子事件。这个被剪了辫子的中国人是一个乡下人。他来北京学习基督教。好心的传教士留他多待几天。他就和两个本地的基督徒住在小礼拜堂后面的小屋里。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所以他很可能是由怀有恶意的中国人派到小礼拜堂中的。他声称自己对基督教感兴趣，在那里找到一个落脚点，之后剪去他自己的辫子，希望以此引起反对外国人的暴动。但是在严密的审问之下，他的申辩前后一致，完全可信，于是我消除了对他的怀疑。
他前一天晚上九点钟，就在我发现他的那间屋子里上床睡觉。另外两个人不久也进到屋子里。他在凌晨大约两点醒了，他的头感觉有点奇怪，伸手一摸，辫子没了。他吓得几乎失去理智，大声痛哭，吵醒了他的同伴，他们也很害怕，点亮了蜡烛。三个人就这么坐着，一直发抖，直到天明，其中的一个人叫来了传教士。出去叫传教士的路上，他发现了丢失的辫子在院子中的雪地里。有人把它扔在那里的。
经过仔细询问，得到了以上事实。它让我感觉很困惑。这整整两个晚上都和这个乡下人在一起的人名声良好，不用怀疑。只要是他们知道的事，他们都认可了这个人的话。发现辫子的那个院子有很高的围墙，人很难爬过去。那晚，门窗都小心地锁上了。没有人能够一声不响地进到屋里来。辫子被剪掉了是事实。它就在我的手里。它是由大剪刀，在离发根一英寸的地方被剪掉的，手法干净利落。辫子很粗，下手的人手腕一定是强壮有力，剪刀一定很锋利，剪的时候极为小心，让受害人毫无察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没有任何结果。像以前一样，我问道：
“那时只有你们三个人在屋里吗？”
“没有，就我们三个。”
“再没有其他人比你们先进去吗？”
一个人说没有，但是另一个想了一会儿，说道：“有。阿新傍晚就在那儿。但是我们睡觉之前他就走了。”
“他是干什么的？”
“他把外国的纸装订成书。”
“他用什么工具？”
“细绳、针，还有剪刀。”
“这屋里最近还有其他的剪刀吗？”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了。”
“阿新把剪刀拿走了？”
“是的。”
进一步的询问弄清了事实。那个乡下人躺下睡着了，阿新才离开房间。他装订书时坐的位置，就在睡觉的人头边。另外********人离他们有一段距离。他们在桌子的另一旁，专心读书。在这种情况下，阿新连动都不用动，就可以很容易地抓住睡觉者的辫子，用剪刀把它剪下来而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桌子比受害者的头要高。如果那两个看书的人有一个在这个时候抬一下头，就可以看见阿新的行为。
阿新曾经是我的一位朋友的仆人。我知道他是一个年轻的无赖，英俊又邪恶。毫无疑问，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解释剪辫子的事件。于是传教士亲自去找阿新（他就在教会的印刷所工作），并且立刻把他带到我的面前，不用告诉他为什么要找他。一会儿阿新来了。他表情很愉快，态度坦诚，面带微笑。像通常一样打了招呼，安静地站在一旁，等候吩咐。我单刀直入，问他为什么在前一天晚上要剪掉那个乡下人的辫子。他断然否定做过这件事，并且对有人的辫子被剪掉表示惊讶。他还想知道是谁做了这件事。他承认自己在那间房间里呆过，手里有剪刀，坐的位置和其他人说的一样。在详细询问之下，他曾从印刷所偷过装订用的纸张。他说，偷一两令纸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剪掉一个中国人的辫子可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他从来，从来也没有犯过这样的罪。
他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回答完了所有问题。抓住他的把柄是不太可能的。他对于这项罪过的严重性认识的比我要深刻。哄诱和劝说都不能让他就范。例如，我向他保证，他做这件事完全没有恶意。当他看到睡觉的人的辫子就挂在床边，伸手可及，就只是因为贪玩，像小孩子一样使用了这把剪刀。但是他立刻纠正了我。他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加了解玩辫子（即使是无意中晃动辫子）意味着什么。剪辫子的人绝不仅仅是在制造恶作剧。这件事情相当严重。我向他保证，如果他承认了绝不会受到伤害，依然不起效果。既然他没做过这件事，为什么要承认呢？
用这种方法叙述这场谈话和它的失败很简单。任何笔也描绘不出他那无辜的、孩子般的脸，沉稳安静的眼神，敏捷坚定有礼貌的语调。总的来说，没有一点儿内疚的痕迹。如果阿新是有罪的，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有罪的。一个朋友善于发现中国的小偷。一次，他将他的秘诀和盘托出。如果突然询问一个嫌疑犯偷东西的理由和时间，然后仔细地看着他的喉咙。如果他是有罪的，那他在回答之前就总是要咽一口唾沫。但是阿新没有咽唾沫。
最后，我很疲乏而且失去了耐心。我确定是他剪的辫子，说到：“很好，你否认做了这件事。我依然确定是你做的。我来到这里，把你找来，是来帮助你，不是来给你找麻烦的。我不想看到你受到处罚，就像我反复向你保证的一样。我很高兴做任何能帮助你的事情。你是有罪的，你剪了辫子。在这种混乱时期，关于中国的官员会对任何人，甚至是剪辫子的嫌疑犯做出什么这件事，你知道得比我清楚。那条辫子是昨天晚上，在这间屋里，被一把剪刀剪掉的。你在屋里，而且承认自己拿着屋里唯一的一把剪刀，整晚都拿着。我将把你连同这些事实交给京城衙门处理，让他们去决定你是否有罪，因为那是他们的职责。”
即使这样说也没有让他做出任何改变。于是我转身叫跟随我的一位仆人，拿着我的名帖去旁边的衙门，立刻找来两位警官。阿新听到我这样说，还是带着无忧无虑的表情站在那里，直到我的仆人走到门口，他的举止像闪电一样改变了，说到：“你不必那么做。你说的完全正确。是我在那个人睡着之后剪掉了他的辫子。就像你猜得那样，在我回家时把它扔在了门外的雪地里。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吓那个人，他是一个乡巴佬。”
我知道这个男孩如果落到当地衙门的手里，会因为他欠考虑的行为受到怎样残忍的惩罚。我和传教士达成共识，不把这件事汇报给附近的衙门，而是对要见军方都统这件事作出解释。传教士答应立刻把阿新送出城去，并且先把被剪了辫子的人关在屋里，然后再由两个谨慎的中国人护送出城镇，给他一些礼物，送他回家。这个计划顺利地执行了。没有把剪辫子这件事的一点实事宣扬出去。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中国的高级官员是多么严肃地对待剪辫子这种大不敬的行为。一个星期后，恭亲王和内阁成员来到公使馆问候新年。在交谈中，他询问道为什么我一开始请求见都统，后来又撤销了请求。因为他手下的人发现他很忙，直到第二封请求撤销约见的信到了之后，才告诉他。我向他叙述了这件事，并且补充道，剪辫子这件事只是阿新孩子气的行为，最好不要在意它。但是恭亲王不这么看。他变得很激动，认为阿新完全清楚剪掉辫子的后果，他将因此丧命。并且坚持让我提供给他的真实名字和住址。幸好我的确不知道阿新姓什么，也不知道他被送到了哪儿。因此不能给当局提供任何线索。毫无疑问，如果阿新落在当局手中，会因为这种孩子气的举动而丢掉性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