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体育都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生存的土壤必然会产生异化，这种异化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其文化形成与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变迁
“文化”一词，英文和法文均作Culture，德文作Rultur，它们的词义均源于拉丁文Colere，本义为耕作和植物培育，后来引申到精神领域，有化育人类心灵、智慧、情操、风尚之义。日本学者评价此词时，借用古代汉语中表示文治教化的“文化”一词作译（古汉语中，“文化”一词较早于《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其所用“文化”或取自《周易·贲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经中国留日学生引入中国，成为现代汉语中表示新文化概念的一个外来词。
后来，这一术语产生了转义，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在他的“智慧文化即哲学”这句名言中把文化的转义确切地表达出来了。智慧文化的内容变为指改造、完善人的内在世界，使人具有理想公民素质的过程。于是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培育人和公民具有参加这些生活所必需的品质和能力等，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被逐渐列入文化概念，使其外延与内涵都变得更为广泛和丰富。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1632—1694）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18 世纪启蒙时代的理论家们（伏尔泰、杜尔哥、孔多塞等）把“文化”概念进一步从神学体系中解放出来。他们把文化视为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统一。德国哲学家们对“文化”概念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基德尔把文化看作是人类智慧力量的不断开发，他将这种概念引用到各个相对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并用它来说明启蒙的价值。19世纪中叶以后，“文化”概念成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热心讨论的题目。这时，英国的泰勒提出了他著名的“文化定义”，即“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泰勒这一文化定义虽然是一般描述性的，没有深入探究文化的本质，但其理论作用十分重要。它促使当时和以后的许多学者从不同领域和以不同方法对文化综合体进行研究，由此出现了文化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论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文化历史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文化结构学派，这些学派的学者对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的界定，故出现各自不同的文化定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定义又分广义说、狭义说和文化多义兼容说三种。①广义文化说，有人认为，广义的文化“是与自然对立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创造并保存的内容之总和。②狭义文化说，把文化涵盖对象限定在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方面的文化定义。如《现代汉语辞典》定义：“（文化）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辞海》：“（文化）专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文化多义兼容说，有学者认为：“广义地说，文化指人类的活动方式及创造的物质、精神成果的总和。中义而言，它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就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如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法律、道德、伦理、习俗风尚等观念性的东西。狭义是指人类的一般知识及运用文字的能力、水平等。”上述可见，文化定义是多义的，而且一些定义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文化定义和认识还将持续深入，不断丰富和发展下去。
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通常表现为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亦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或文化自身的创造。文化变迁的方式可称为“文化过程”。如英国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就把文化变迁定义为：“现存的社会秩序，包括它的组织、信仰和知识，以及工具和消费者的目的，或多或少地发生迅速的改变的过程。”美国学者克莱德·伍兹提出，文化变迁指“不论是一个民族内部发展的结果，还是两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接触所引起的，在一个民族生活方式上发生的任何改变。”美国社会学家吉林认为产生文化变迁的原因有：（1）文化的供应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要求；（2）人们创造并掌握了新的工具；（3）对事物能作出必要的反应；（4）新事物比旧事物看起来更令人满意。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可归结为造成文化变迁的原因，如“中心指向”、“强制文明”等。
历史学派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他的门生们所形成的学派。历史学派重视单个文化特质的传播变化过程并以此来构拟文化史，还注意传播过程的调适和文化。历史学派理论主要注意文化模式中一般的相同和差异而忽视不太明显的细节，但强调细致的调查和详尽的民族志描述，研究者可以从中观察到文化变迁的过程。布朗强调文化的功能和整体性，他的功能是部分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满足生物需要。功能学派通过其功能的变化、消失和替代来实现文化变迁的主要机制为创新、传播和涵化。（1）创新，通常包括发现和发明两种。（2）传播。对传播的界定；依传播形式的不同而分直接传播、间接传播和刺激传播三类；文化传播的整合过程。（3）涵化。涵化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接受、适应（同化或融合）、抗拒。（4）文化变迁与进化。“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社会人类学家能够亲历和体验的文化变迁结果通常是涵化，而不是属于抽象层次上的或“长时段”的“一般进化”。目前，其他类型的文化变迁也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如：单一文化体系中的变迁，都市化，农民文化的变革，以及大型民族社会的复杂的文化体系的变迁，文化创新、转移。
第二节 航空体育文化变迁的内部原因
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的进步。这是工艺因素说提到的，该观点认为科学的发明、技术的进步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系统的变化，从而发生一系列的变迁。发现和发明就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也会导致文化发生变迁。“发明，是指人类为了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而创造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新生事物。通过文化基础、社会需要和人的实践活动，新生事物一经巩固和发展，便会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一切文化在最初创造的阶段都是一种发明。发明不仅要提供前所未有的东西，而且要提供比以往技术更为先进的东西，即在原理、结构特别是功能效益上优于现有技术。发明总是既有继承又有创造，在一般情况下大都有先进性。
人类在飞行器发明以前，就有飞翔的梦想，我国神话故事中有黄帝乘龙上天、嫦娥奔月，有天宫、月宫的描写。而西方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氏大多能在天空飞翔，宙斯神族中宙斯是大鹰，阿波罗是太阳神等。但神话阶段的人类社会，生产很落后，科学思想很落后，只能发明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和武器。公元前506年春秋时期鲁国人鲁班研制出会飞的木鸟，据《墨子·鲁问》中说：“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巧。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车辖。”三日是72 个小时，不用电，不用加燃料，即便是现代飞行器也难与之相比，真是奇迹。公元前468年，宋国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墨子看到鲁班的发明后，心里也不服，所以也造了木鸟，想和鲁班的木鹊一比高下。据《韩非子·外储左上》中说：“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作为当时的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墨子为什么不去发明人们生活中实用的器械，而制作一个木鸟呢？当然他当时考虑的是这样的发明，看似小，但意义重大，甚至与墨家不是一个学派的儒家也对他纷纷评论，给予高度关注。如东汉王充说：“儒书称鲁班墨子之巧，刻木为鸢飞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儒家不但称赞墨子的发明，而且在儒书里帮他吹棒，这一点，王充觉得有些过。一只木鸟能飞，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下，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鲁班、墨子造出能飞的木鸟，无疑是和当时社会科学气氛有直接关系。
到汉魏南北朝至唐宋时期，飞行器有进一步发展，而且那些飞行器飞得也较高，有的用于通信，有的用于测量，有的用于娱乐。汉唐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撰写了7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他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学技术上的地位，作了如下评价：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 ‘希腊奇迹’ 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从东汉末年至元代的千余年间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唐初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和唐中期炼丹家清虚子，曾与别人采用 ‘伏硫磺法’ 和“伏火矾法”，有意识地对硝、硫、炭混合物的剧烈燃烧实施控制。唐中期的丹书《真元妙道要略》中载，以硫磺、硝石、木炭混合燃烧，会爆发烈焰，烧坏人的面部，乃至使房舍化为灰烬。《韩非子·有度篇》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据东汉学者王充介绍，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磨制而成的，其形如勺，底圆，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勺柄就会自动转向南方。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针。1957 年西安灞桥出土的西汉初期的麻纸，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在此前后，新疆罗布淖尔、甘肃居延、陕西扶风、敦煌马圈湾、天水放马滩等地也都有西汉麻纸的发现。这些发现确凿表明，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发明了造纸术。晋人借鉴古代印玺和石刻的经验，发明了墨拓技术。隋代在墨拓的基础上发明了真正的印刷术——雕版印刷。中国四大发明一向以其深远的意义，而在世界科技史上享受着殊荣。
汉唐科技的蓬勃发展，使人们对飞行器的创造发明又进了一步。众所周知，火箭是现代飞行器、航空体育模型等的推进动力装置。“火箭”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诸葛亮一出歧山攻打陈仓时，守将郝昭就用过火箭，火箭必须由火药作为推动力，火药早在春秋战国的炼丹术中就已发明，火药发明以后，首先被用在军事上。11世纪初，唐福、石普先后制成火箭、火球、火蒺藜献给宋朝。北宋末年，在抗金战争中宋军进一步将燃烧性火器发展成爆炸性火器，创造了“霹雳炮”。宋元之际，还出现一种利用火箭燃烧喷射气体产生反作用力而把箭火射向敌方的火药箭，和现代火箭的发射原理一致。南宋孝宗年间（1163—1189年）出现了新品种的烟花，当时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地老鼠。地老鼠的构造已用了喷气反推力的原理。明代这类火药箭得到迅速的发展，著名军事著作《武备志》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火箭图。如同时发射10枝箭的“火弩流星箭”，发射32枝箭的“一窝蜂”，发射49枝箭的“飞镰箭”，发射100枝箭的“百矢弧”、“百虎齐奔”等。这些都为飞机、火箭推动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在汉唐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中，中国的飞行器也发生了变化，木、竹鸟除了靠风，甚至还在内部装有飞行推力器，使之飞的距离更远。这一时期有一些科学家亲自参加飞鸟的制作，如汉代科学家就对木鸟的飞行十分感兴趣，并制作出与前人不同的飞鸟。南朝宋范晔编的《后汉书·张衡传》中有张衡“木雕独飞”的记载。木雕的鸟为何能飞？宋朝李昉等人编的《太平御览》叙述得更详细些：“文士传曰：张衡曾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按道理，木鸟是雕刻成的，“假以羽翮”就是在木鸟上插上羽毛，把木鸟装扮成有羽毛的真鸟。“腹中施机”，就是在木鸟被掏空的腹腔内制作能使鸟翼运动的齿轮装置，所谓“独飞”指的是不依靠任何支撑、引线，能独立放飞。在唐代，木鸟已经有专门的开关控制，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篇》记载：“飞龙士韩志和，木倭国人也，善雕木作鸾、鹤、鵶、鹊之状，饮啄动静与真无异。以关戾置于腹内，发之则凌云奋飞，可高三丈，至一二百步外始落下。”这个韩志和长期生活在中国，学习了唐朝先进的科学技术，最擅长雕刻会运动的木鸟，比如饮水、啄食就像真鸟一样。并在鸟肚子里放入“关戾”即机械开关。“发之”就是设置好开关，就像上发条。“凌云奋飞”句有些夸张，唐时1 丈＝3.3 米，三丈也即有9.9 米，飞行的距离也只有二三百米左右，但靠机械力能让木鸟飞行已是一个很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