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不让人预知他的作战计划，而在论功行赏时，下层兵士的意见则是极其重要的参考。在一次战役之后，他常会召集一些指挥官、下级军官和士兵，让他们围成一圈，逐个发表意见。他会询问谁作战最勇敢，并当场给予奖励，亲手颁发鹰章。“军官提名，士兵核准，皇帝批准。”目击者塞居尔这样描述。
是的，拿破仑酷爱战争，但仅仅是因为这是一门艺术，一如他热爱权力。一个旅行者告诉他，中国有一座岛，岛上没有任何武器。他笑了笑，表示不相信：“什么？他们肯定有武器！”
“没有，陛下。”
“总该有长矛，或者至少应有弓箭？”
“这两样都没有。”
“总该有匕首吧！”
“也没有。”
“那里的人怎么打仗呢？”
“那座岛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
“什么！没有战争？！”在旅行者听来，阳光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民族存在，皇帝似乎觉得闻所未闻。他身体里的军人血液令他产生如此反应。
然而，他也看到一个和平时代正悄然而至，他也许不会喜欢这个时代，但他肯定预见到了它的到来。他认为运筹胜于蛮干。这使得他成为新时代的第一士兵，也使得他远超过同时代的统帅。着名雕塑家卡诺瓦曾为他雕塑造像，雕像摆出一副极具威胁的架势，他轻蔑地说：“难道他以为我的成就是靠拳头获得的吗？”除此之外，他还曾就统帅超越士兵之处给过一个定义。任执政时，他曾在参议院中说道：
“统帅高明在哪里？他具有独特的思维：眼光、计算、决断、口才和洞悉人性。这一切也是治理天下的要素……如果只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和勇气就可以当军队的统帅的话，那么任何勇敢的士兵都能征服天下了……而今，无论何地，暴力都已让位于道义。在拥有知识与洞察力的人面前，刺刀只能俯首称臣。我很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同时拥有法兰西学院院士头衔：连最年轻的鼓手都能理解我。”
后来他说得更加坚定：“战争是时代的错误。总有一天，胜利将不再依靠大炮和刺刀……谁想破坏欧洲的和平，谁就将挑起内战。”
这就是军队统帅拿破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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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视人类的人 心理学家 问题与谈话 金钱 将军的爱恨
巨大成功 坦诚 反动政治 关于德国人 反大众
拿破仑的精力主要用来与人奋斗，他几乎从不与自然做斗争。如果必须与天斗，他也都以失败告终。一般说来，他只驱使人们为他征服山川和土地。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在“人”这种材料上殚精竭虑，消耗了全部的精力和想象力。他只能通过治理人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找回自我。没有人能像他能征服如此多的人。他不仅使军队和各民族俯首称臣，同时也征服卓尔不群的精英。
蔑视是他的方法，荣誉和金钱是他的手段。自信心和经验使他深信：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从利益出发的。享乐、占有欲或家族观念使人好利。虚荣、嫉妒和野心使人好名。他拒绝任何出世超俗的动机，所以他需要的也只是现实的手段。但事与愿违，有时他的自负的锋芒却会焕发出永恒荣耀的光芒。这位魔法师企图以名利引诱他人，殊不知这一切却被自己的独特魅力所掩盖。歌德说：“拿破仑生活在理想之中，自己却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他矢口否认理想，却又不满任何现实，而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理念。”
总体而言，与歌德相同，拿破仑不赞成梅菲斯特人性本恶的观点。但有时他的观点也会与魔鬼相吻合，例如他说：“大多数人心中既有善因也有恶缘；有英雄之气，也有懦夫之质。这就是人的本性。教育和环境不过是后天因素，”只能确保少数人不受诱惑。20年来，他每天都要使用上百次这类对人心的认知。对于人性的敏锐把握，是他成功的首要条件。在他所擅长的各种领域中，最得心应手的便是人心。
“我最爱分析……‘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些问题非常有用，人们无论怎样使用它们都不嫌多。”犹如一名冷静而又理智的神经科医生，他能使用一切手段用以探知他人的所有心理特点，特别是相面术，他非常熟悉拉瓦特尔。他喜欢骂人，因为“通过他们的反应，我能摸清他们的灵魂。用手套敲打矿石，不会有任何回音，可是如果用锤子击打，就会有极大的回响”。初次见到他的人，总会为他磁石般的目光所吸引。
讲话和提问，拿破仑借此在心中对各种人分门别类，还不时进行补充。他的问题穷根究底，完全不顾对方是否尴尬、迷惘甚至胆怯。有时他竟会越问越幼稚。在他远离政治舞台之后，他还是不断地学习。在圣赫勒拿岛上，他有一次与一名医生同桌而坐，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这20分钟的。
“您的船上有多少人患肝炎？多少人害痢疾？在英国挂号费多少？一名军医拿多少退休金？……什么是死亡，如何定义？灵魂何时离开躯体？躯体何时有灵魂？”
他的另外一个方法是讲话。他的一名亲信宣称，皇帝的身份带给拿破仑的唯一真正乐趣就是可以实现一言堂。我们见过不少实干家，但没有人能像他那般滔滔不绝！他总是一个人直面这个世界，因此他必须口若悬河，以给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他经常与人交谈5到8小时，有时甚至达到10或11小时。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人在说。此外，他语速极快，带有外地口音。这一切都显得意大利味更重，而罗马味更少。不过他很少用手势，只在激动时他的双手才会分开，而平时他都是背着手，就好像他要挺起宽阔的胸膛去迎击整个世界的挑战。
对属下，他就是个挥霍无度的东方君主，巨赏厚赐毫不皱眉。他本人却所需甚少。任执政时，他说：“打了这么多次仗，无论你是否情愿，必定会有一点财产。我的退休金约为8万至10万法郎。城里和乡间各有一所房子。别的我也不需要了。一旦我对法兰西不满或是法兰西对我不满，我便可毫无后顾之忧地退隐……但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小偷，大臣们意志薄弱。他们一定已聚敛了大批财富……可能怎么办呢？国家已经彻底腐败。历来都是如此：谁当了大臣，就会马上给自己建一座宫殿……你知道，他们为了在杜伊勒利宫给我添置家具而找我要多少钱吗？200万……必须削减到80万。我的身边全是些无赖。”
“连年征战，”罗德雷答道，“肯定比这些内贼耗钱。”
“正因为如此，我更要严格控制个人的支出。”
这段话就是一个30岁的国家首脑对金钱的看法：他个人无欲无求，也抱怨周围人的贪污和奢侈。坦言自己发了战争财，又大骂供货商是骗子，因为后者为装修宫殿索要200万，而他自己其实一分钱也不愿花。革命滋生了腐败。在贪污成风的情况下，他与军需商和发战争财的人做斗争。但当他通过严刑峻法扫清这些之后，他又开始给有功将领以巨额退休年金，有人甚至拿到一年100万。任执政期间，他扫清了国家的蠹虫，可后来他又以厚赏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其效果与贪污无异。
但是还有些人则凭借与他的关系而不是直接通过他赚钱。他对塔列朗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一文不名，可就得来找您了。说实话，您从我这儿捞了多少？”
“我并不富有，陛下，但我的全部都由您支配。”
拿破仑的待人方式，与诸多因素有关。若欲探究其中的种种诀窍，需要分为几组进行讨论。
将军和元帅最易就范，他们有无穷的机会立功，而他们的财富也因为他的赏赐而不断增加。他用钱达到双重目的：为自己增光添彩，同时控制那些强力的军官。他乐于见到这些似乎没见过钱的军人大肆挥霍，以至债台高筑，然后又向他寻求帮助：他引导他们因挥霍走向贫穷，再从贫穷回到挥霍。同时，在军务上他们只需依附于他。全部决断均来自他一人。他很少给他的将军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在战报中，他也会聪明地权衡进行公开奖赏的时间和形式，以免挑起将领间的虚荣和嫉妒。
这导致他们对拿破仑既爱又恨。而这种感情反而将他们牢牢拴住，比纯粹的热爱效果要好。真正死忠于拿破仑的也许唯有贝尔蒂埃和迪罗克。他曾把他们的爱比作孩子对父母和小狗对主人的爱。内伊将自己比作上膛的步枪，能在皇帝需要的时候射向需要的方向。而拿破仑只信赖同他一道白手起家的战友。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为他们专辟了一个荣誉榜。他赞许德赛的冷静沉着；莫罗是本能多于天赋；拉纳起初勇猛多于理智，但后来两者逐渐变得平衡；克莱贝尔追求荣誉是出于享受；马塞纳只有在火线上才能迸发力量；缪拉“毫无思想，却威猛无俦！他既是蠢蛋，也是英雄！”他们每个人都见识过拿破仑的怒火，然而拿破仑却不愿抛弃这些旧时的同伴。在瓦格兰姆战役中，马尔蒙的表现极为糟糕，事后被拿破仑在帐篷里骂得狗血喷头。然而仅一刻钟后，他却又被任命为元帅。
有时，他会流露出对人类的蔑视。“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战友，这让我感到极其痛苦。因此我会使出浑身解数摆脱这种情绪。”事实上，他了解一切。拉纳之死令他极度伤感，但他却并未发表任何感人肺腑的悼文，他向梅特涅透露说：“拉纳恨我。当我听说，他在重伤之后呼唤我的名字时，我便知道，他已经迷失了。他呼唤我的名字，就像无神论者在临终前呼喊上帝。”
青少年时代的友谊根本不足以使这些元帅免受最高统帅的责骂。只要他们做了蠢事或心存畏怯时，他便像教训孩子一般对他们破口大骂。他在给朱诺的信中写道：“你的荒唐前无古人……你对你的军事职责缺乏正确的认识，我真看不出这会是你！”他在给伦巴底的一名将军的信中写道：“在你的指挥下，人们缺乏诚信，有的只是贪婪。可直到今天，我才认识到你原来还是个懦夫。给我从军队里滚出去，别再让我看见你！”在西班牙战场上，一位将军投降了敌军。半年后，他斗胆在阅兵时出现在拿破仑的面前。拿破仑一见到他就怒不可遏，当着所有士兵的面，据说连续臭骂了他一小时：“我们可以交出城堡。战争中的幸运之神难以捉摸，因此我们也可能失败。我们也可能被俘，也许这件事明天就会在我身上应验。但我们不能放弃荣誉！先生，军人的天职是在战场上作战，而不是投降。投降者应该拉出去枪毙……军人必须懂得献身。我们不都必将为死亡所折磨吗？……作为下属，你的投降就是犯罪。作为将军，这是愚蠢的举动；作为士兵，这是怯懦；而作为法国人，你玷污了这一荣誉！”
而那个时代的外交家则震惊于他的坦诚，因为当时没有人敢这么做。“与耍弄手腕相比，分寸感和打明牌能给外交带来更多的好处。旧时外交家的那些伎俩已经山穷水尽，而他们的那些手腕也早就尽人皆知……弄虚作假是软弱的最佳特征。”
在对英战争再次爆发之前，他向英国使节分析道，他需要多少年能使法国得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他又能在多短的时间内扩军至40万。在美泉宫，他对奥地利谈判代表说：“这就是我的最后通牒。如果你们能赢，那么我提出的条件对你们也会更有利；可如果我赢了，条件无疑将会更苛刻。我所要的仅仅是和平。”
若想对外国使节施加影响，他就会仔细斟酌每个细节。在这一点上，他力图遵循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他专门挑选生日宴会那天，趁使节们站成半圆形的时候，他走到梅特涅身前两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说道：“大使先生，贵国皇帝到底想要什么？他希望我到维也纳去吗？”他借此恫吓奥地利大使，并当着全欧洲的面表达他的威胁。可两天后，当梅特涅私人谒见时，皇帝却说：“我们不必再扮演法国皇帝和奥地利大使的角色了。我们就不使用漂亮的外交辞令了，毕竟今天我们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交谈。”
在缔结第一次对奥和约之前，为了防止对方讨价还价，他没有在美泉宫会见战败的奥国皇太子，而是把会面安排在狩猎场的一间小屋内。“我会在那里待上两小时，一小时吃饭，另一小时则谈论战争并互致敬意。”任第一执政期间，他有一次接见科本佐伯爵。他亲自将杜伊勒利宫布置了一下：写字台放在角上，撤走椅子，这样主宾双方便只能坐到沙发上，只点一盏灯，没有吊灯，尽管会面将在晚上进行。这位奥地利伯爵在塔列朗带领下走进房间，此时，他的面前一片漆黑。门与执政之间有一大段距离，因此他几乎无法看清执政的位置。而尴尬的是，他还必须坐到主人为他安排的座位上去。
他对付王公贵族的手腕更绝。他偏爱在自己的府邸接见他们。事实上，在他处于权力顶峰的那些年，他从未主动拜访过他们。在提尔西特，他只做了两天客人，就反客为主。在德累斯顿，虽为萨克森国王的客人，却时时以主人自居。他绝不和皇后们往来。普鲁士王后路易丝义愤填膺地请求他主持公道，他却建议她先坐下，“因为这是转悲为喜最有效的办法。一旦坐下，悲剧就会变成喜剧！”
他最不精通的是与各国民众打交道。只有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还算凑合。任执政时，他曾在参议院会议中说：“我的政策就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来统治。我以为，这就是所谓尊重人民主权。为了结束在旺代的战争，我成了坚定的天主教徒；在埃及我成了土耳其人；为了争取意大利人的支持，我成了极端教权主义者。如果我来统治犹太人，会下令重建所罗门的庙宇。正因为如此，我会要在圣多明各的解放区谈论自由，而在奴隶制区维持奴隶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