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
【原典】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城，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译文】
外国人占领了我国地盘，却要求停战议和，这令人极为愤慨。古人云，卧榻之侧，岂能容忍他人自在鼾睡？最近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令人非常忧虑担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被外国人敬畏臣服，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作样、虚张声势于事无补。而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其实却正是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自立为本，当为我用
曾国藩虽然在坚挺的外王精神主导下，厌恶夷蛮的气势，但他没有盲目地一概否定，而是看好了敌人的“船坚炮利”。下面这封催请两广督臣赶送洋炮的信件，足见一端：
关于合适炮位的品种，最难获得。这次承蒙皇上多次降下旨意，命令两广督臣叶名琛购置洋炮，供两湖水师使用。现已先后运送六百门到楚地，都是真正的洋装和精心挑选检验过能用的大炮。湘潭、岳州两次大胜，确实是靠洋炮的威力。只是原来奉旨购置的千余门，现在只运来六百门，还是不够分配。
而且江面难以迅速肃清，还需要增添水师，更需要有洋炮陆续补给，才能收到越战越精的效果。现在应当请求圣旨，催促两广督臣，将应该继续运送的几百门洋炮，赶紧分批运到楚地来，这对在江面上攻打剿杀匪徒，将会大有好处。
外王气象犹在，而使这种气象成为气候，便要踏踏实实地做实事。同治元年（1862年），在曾国藩亲自统领下，安庆内军械所着手制造中国的第一艘轮船。这时，他告诉幕僚们说：
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访求人才。而当下最为急迫的下手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一旦我们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或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我们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论是仇视他们或感谢他们，终将落得一无是处。
曾国藩这一席话，是有见地的，只是他把洋人的长处，看作唯有“船坚炮利”而已，则未免仍是当时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在曾国藩大力支持之下，幕客华蘅芳、徐寿等造成一部轮船发动机。试验的结果，曾国藩大表满意。他的满怀兴奋，在日记里充分地流露出来：“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可向中国夸耀的东西了。”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意料的那么简单。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后来，华蘅芳等虽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却迟迟无法拼凑成一艘完整可用的轮船。他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正当造船工作屡试屡败，万般焦急的时候，华蘅芳等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几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但精通英语，具有丰富的西洋学识，难得的是他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亟思以其所学，为祖国效力。
于是华蘅芳等共向曾国藩进言，请求罗织容闳前来，认为由他主持设立机器厂，于造船制器工作的推行，必然大有帮助。曾国藩听了极为高兴，马上让最早与容闳相识的张世贵与李善兰，写信速邀容闳到安庆来。容闳来到安庆，和曾国藩见过两次面，曾国藩认为这位青年干练可靠，立即委派他赴美采购“制造机器的机器”，计划将来设立一座机器总厂，由此而衍生各种军火器械的制造分厂。曾国藩奏准赏给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交付采购机器的价银六万八千两。足见曾国藩对容闳的信赖和期许之深。
容闳赴美之后，安庆的造船试验工作仍照常进行。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距离上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地过了一年又五个月。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仅长约二丈八尺（九米多），时速只有二十五六华里（时速六七里，可能是逆水时速。按当时一艘轮船行驶速度，时速约为十五里，最快的兵舰时速可达二十余里）。
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船之后，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认为从此中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造火轮船了。他为这艘“模型式”的小轮船命名为“黄鹄”号意思是中国此后将“一飞冲天”，不必再蛰伏在列强的脚下了。
他计划照这艘船的式样，加以放大，并大规模制造，可是后来发现：要造成与洋船并驾齐驱的真正现代轮船，技术上仍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中国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供作反复试验的经费；在时间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后来安庆造船所并没有实施扩大制造的计划，连那艘已经造就的“黄鹄”号也不知所终。无疑，这次造船最后证明仍是失败了。
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使曾国藩力图振作的意志沮丧。相反，《挺经》的外王精神，使他更看清了中国自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唯有中国自身具有这种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期待容闳采购机器，早日回国，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的机会，获取生产轮船军火的能力。
同治四年（1865年），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李鸿章（江苏巡抚）在上海购得英人铁厂一座，其中设备以造船机器为主，附带也有制造各种军火枪炮的机器。对于学习西洋造船制器，李鸿章的热心，犹在老师曾国藩之上。得了这座铁厂之后，立即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将原先已经设立的两所军火局归并入内，扩大制造的范围和规模。曾国藩得到报告，很是高兴，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容闳自美国采购回国的机器一百多种，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全数批交“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使用。虽然厂里有的是造船机器，但由于经费及技术的限制，起初只能从事枪炮军火的制造。结果成绩很好，产品质量与西洋的产品质量不相上下。受到这一鼓舞，曾国藩、李鸿章于是决心更进一步，兼造轮船。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曾国藩拨给海关洋税一成，约二十万两白银，专供造船之用。一面加聘洋人工程师及工匠，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面责成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第一艘轮船完工，费银八万两，载重三百余吨，逆水时速七十华里（十九里弱），顺水时速一百二十华里（三十一里强）。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
曾国藩亲自登轮，在长江中试航一遭，感到非常满意，命名为“恬吉”号。于是向清廷奏报造船及试航经过。清廷至为兴奋，降谕对曾国藩嘉奖备至。这一艘船是将轮机露出水面的明轮，从第二艘开始，便改造暗轮。轮机、汽炉、船身及船上一切配备，完全由中国员工按图制作，外国工匠仅处于咨询顾问的地位而已。这所造船厂直到民国时代，仍在为中国海军的修造及维护舰艇工作，担任着重要的任务。
科技是强国之本，御敌之道
曾国藩培养的第一批科技人才，既是其科技思想实践的结果，同时又成为我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发轫。
曾国藩的科技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科技价值的认识而言，曾氏认为，科技就是战斗力，就是效率、就是实力，是强国之本，御敌之道，致富之途。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亲自领教了“西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并依赖“洋炮之力”取得湘潭、岳阳两次大捷。他亲眼目睹洋人军舰，迅如骏马，而自己的水师望尘莫及。由此曾氏对科技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并坚定地走上科技强军、科技御夷、科技强国的道路。从中国土法制造旧式船炮到采用新法试造近代化兵轮枪炮，从规模狭小的安庆军械所到大规模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由内河水师到新式水师等在科技强国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充分表明了曾氏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在科技强国的路径上，主张独立自主，壮大自身的“造血”功能，而不是一味地“输血”。具体步骤是：先仿造后自造，先学后再赶超。
要主动学习洋人的长处，使之“渐失其所长”，在我则由落后变先进，由弱转强。而且，要特别重视在学习的同时注意独创，曾氏强调，不能一味模仿，须独立自造。实践不仅证明科技的强大力量，而且显示了中国人自己的才智，同时也证明了曾氏的远见卓识。
第三，要实现科技强国目标，完成由仿造到自造，由学到超的转变，关键在于输入学理和培养人才。
要制器，就要掌握制器之技，要掌握制器之技，就要熟悉技之理，而这些都需要学有专长的科技人才。在当时科技落后的情况下，输入学理与培养人才，是同等重要的事情。
输入学理，首先就必须突破文字不通的障碍，因此翻译就显得十分重要。曾氏认为：“翻译之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不通，故虽目前其器，究不明乎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1867年，曾氏在江南制造局设译馆和印书处，聘请徐寿、李善兰、华蘅芳、李凤包、赵元益、徐建寅等及外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等主持翻译。主要译述与工艺制造相关的自然科学（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天文行船、工艺、零件）方面的书籍。如《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自开馆至清末，共计译书约二百种，差不多占同时期译书总量的一半。在译馆内，集中了中外一流的科学家，通过他们的工作，既输入了科学原理，奠定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学科的基础，又开阔了中国人的科技视野，培养了一批科技精英以及大量的科技后备队伍。可以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中国近代科技人才成长和学科体系建立的摇篮，而曾氏则是这个摇篮的设计者、缔造者。
为缩短中西差距，赶超西人，就不能闭门造车。于是，为了解西方科技最新知识，培养学贯中西的科技人才，曾氏还积极倡议走出国门，派遣留学生。曾氏亲自经办的第一批留美活动，造就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卓越的自然科学家。由于这是一次主动走向世界的实践，因此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推动了我国传统教育的近代化，刺激了其他学习西方的形式和活动的勃兴，而且大大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为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氛围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为国家培养了科技人才，为近代科技发展，为国人科技思想的生根奠定了基础。
曾氏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兴办兵工学校和机械学校，通过学校教育给中国青年工人讲授机械制造原理和提供实习机会，让他们渐自熟练使用、操作和修理机器，而不必事事仰仗外国工程师，为中国民族工业培养出最早一批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