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曾国藩因勤而胜，好在他能松能暇，为官治军中，时常以文章、书法自娱，有所调整，因此能耐得劳苦，成就大功。
3.发现弱点，战胜自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怀着何种心态。能够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明智的人，克服了缺点，就相当于战胜了自己，这样才可以不断完善自己，也可以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词气虚矫”。“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情，但是他这一行为却使人十分尴尬，结果适得其反，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要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确实难能可贵，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过后他非常后悔，可是说出去的话如覆水难收。
1842年11月的一天，曾国藩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却出言不慎，结果弄得气氛十分尴尬。随后他又到何子贞家，不久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晚上回家，他非常后悔，他的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折磨与争斗，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当天他的《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诫，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的确有不少毛病，所以到湖南后便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
“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覆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世待人方面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
过了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宇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习气。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中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世之圆通，还是在经历多次磨难后，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他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又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下榻耳。古人书籍，近人着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此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行为值得后人去学习，他的这些勇于改过的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不人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处世与为官之道应该注意的环节。
4.戒除恶习，克己修身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会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
曾国藩为了实现“澄清天下之志”，针对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散，后来都做到了。
吸烟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吸烟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曾国藩认识到，应酬过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此外，吸烟也对此有很大影响。他说：“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
意识到危害后，他发誓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起戒烟，井作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烟的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找朋友们下棋、聊天。日记中写道：
“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不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
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
曾国藩也曾想戒围棋，但没有戒成。
曾国藩早年即有弈棋之好，同年好友聚在一起，往往先要弈棋几局，随后饮酒畅谈。但下棋须精神贯注，因此很耗心血，往往几局结束，身体不能自如。曾国藩意识到此，决心把围棋也戒掉，但几次戒也戒不成，有时观看别人下棋，大声嚷叫，“几欲自代”，这颇有点侯宝林大师相声中所说的味道。
曾国藩平日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时不时去庆和园、天和馆听听戏，去琉璃厂逛街、购书买纸，“正业”之余也读点《绿野仙踪》、《龙威秘书》之类的“野书”。不过，下棋的嗜好，还是令曾国藩伤透了脑筋。照他自己的话说，即“溺情于弈”。沉溺于围棋。不仅有碍于进德修业，而且颇耗精力，友人劝他戒棋，他也横下心戒，但终没有戒掉。至于后来，无论在军旅，还是在总督任内，围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下越凶，每日非一二局不可，直到去世。曾国藩作为一个有毅力的人，一向做事有恒，惟独围棋立了多少恶誓硬是戒不了，走不出“围城”，连曾国藩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于此。实际上围棋是能缓解紧张的一种精神“转移法”。
其实，凡事不必走极端，性格、习惯、食色之性都只要适度而已。当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也是一理。或者可以这样说：曾国藩勇于改易并成功地改易了自己的品性，是其可敬处；围棋没有戒掉，还有一点嗜好在身，是其近人情处。人性是个翘翘板，既要处处在理，也要处处近情才是。
5.张弛有节，忙里偷闲
成大事者无不珍惜时间，殚心竭虑。曾国藩说古今能胜大任者，都是身心疲劳之人。但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体力消耗过多，短时间或不妨事，时间一久，必致身心俱损。而没有健康的身体，会成为事业一个巨大的拖累。所以成大事者又需要用暇心调适，以做到张驰有节。
当大任者常要冒大险、决大疑，身心所受的负荷和紧张非常人所能想像，久之则身心疲惫：闲暇正可调节舒缓紧张的节奏，使人得到休养，恢复精力。
封建士子在儒家的熏陶下讲求积极入世，求取功名。然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心底，也往往给道家留下一块净土。他们向往一种可望而难及的逍遥自在、恬淡宁静的人生之道。这是心灵深处的“暇”，是悠闲自得的人生状态，是摆脱负累的精神自由。
有的时候，“暇”也超出了其本意，成为一种谋略。为人处世中动中取静，韬光养晦；黑云压城时故示闲暇，以布设疑阵，传说中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这样取得成功的。
曾国藩的身体不好，从三十几岁起就不能多说话，神情困顿，在军中更是殚精竭虑；进退得失关系着上万人的性命，大喜大悲，千钧重负挥之难去。与太平军的交战中，他几次血本全无，一心跳水自杀。多年的紧张疲惫使他不堪重负。他在给李续宜的信中说：“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实不堪再更大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