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圣诞节前几天，美国101空降师在比利时巴斯托涅周围的环形地带仓促布防。我们已被突进的德军包围，好像瓮中之鳖。
我所指挥的空降营兵力约有600人，奉命进驻一个名叫安姆尔的荒凉小村，那里共有居民约100人。刚下过6英寸厚的大雪。我们的士兵穿着淡绿色空降制服伏在银白的战地上，等于是靶子。
我立即召集参谋人员举行会议。有人建议使用床单作伪装。可是一时怎能收集到那么多的床单呢？
村长加斯巴，70多岁，圆胖红润的脸上蓄了两撇大胡子。他这一辈子里，看到这个小村在1914年和1940年两次被德军侵占，此刻主动提出帮助我们。
他取下钟楼的绳索，开始敲钟。半小时内，教堂的走廊上堆积了200条白床单。我告诉村民，“用完后很快会归还”。随即把床单分给士兵。
几分钟后，我觉悟到自己许下的诺言是何等的愚蠢。有的人把床单撕成方块，盖在钢盔上；有的人把床单撕成窄条，扎在机枪枪管上；有的人在床单上开个洞，套在头上，做头篷。我们的准备可真算及时，因为在翌日凌晨4点钟，敌人就发动了破釜沉舟的攻势。激战了半天，我们活捉了50名俘虏。德军伤亡甚众，我军则损失轻微。
几天后，我们奉命调驻一个新防地，接着又转调别处。一路上有些床单散失了，有些破损，终于抛弃了。不到半年，大战结束，我解甲还乡。
我从来没有想到，还会听到安姆尔这个地名。1947年秋，我在波士顿的报纸上读到一位记者访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的报道。这位记者也到过安姆尔。当地居民说，他们复原的情况良好。报道又说有个人吃吃地笑着说：“如果借我们床单的那个美国人能归还床单多好啊！他答应用后就还的。”
我写信到报馆去，承认我就是记者所报道的那个言而无信的罪人。这封信在报上发表了。随后发生了一连串事件，邮寄包裹开始涌来。其中一个寄自缅因州，里面有一条床单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我要遵守诺言，这件东西或许有帮助。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个消息，我又收到更多的床单和许多支票。
两个月后，就在1948年2月，我履行了诺言，回到安姆尔。正好那一天也是大雪纷飞。加斯巴先生站在他屋前圆石砌的台阶上，把敲钟的绳索递给我，我使劲敲钟，村民像1944年那样朝教堂走过来。在那里，我终于偿还了安姆尔村民的床单。
诺言并不是轻轻泼出去的水，时间一长就蒸发殆尽，不留丝毫痕迹：诺言是在石块上刻写的一张欠条，在没有实现之前，哪怕是日晒雨淋，它也不会字迹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