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木县城各高中，尖子班的学生和老师都格外牛逼，走在校园里或挺胸抬头或搔首弄姿，自我感觉相当良好，正像在首都北京，北大和清华的师生无形中高人一等那样。即便在社会上，只要说是二中宏志班或一中凌云班的师生，也会让听的人肃然起敬，刮目相看——不是吗，每年寒暑假，县城街道四处张贴的有偿家教广告，不少便自诩为某高中某尖子班的教师，有弟子考上某某大学，高考平均成绩超出省均某某分，在某某学科有丰富独特的教学经验，云云。
然而处于普通班之列的文科班，科任教师同样藏龙卧虎，特色鲜明，不信请看——
新老班马达个头不高，可胖实，脑门微秃，眼睛小而亮，站在高高长长的黑板前面，仿佛大块文章当中的惊叹号，矮小精悍，激情饱满。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毕业于某师范大学数学系，典型的科班出身。给新组的文科班上完首节课，教案还没合拢，掌声就哗啦啦爆响了。马达微微颔首，亮亮的小眼睛含着调皮接纳的笑意，显然对这场景司空见惯了。
马达刚工作那会儿，据说有调皮学生戏谑性地赠他一个绰号——根号二。起初在班里偷偷叫，叫着叫着让马达知道了，可出人意料的是，年轻气盛的马达不仅没有发火，而且笑哈哈夸奖绰号起得有水平，新颖别致，生动形象。平日同学们开玩笑，认为语文老师一旦遇到优美句子，就仿佛老猫天长日久逮住了一只小老鼠，非得好好捏拿把玩一番不可。可数学老师马达好像也传染了这个毛病，竟然讲起了修辞学：“根号二是数学王国里能被开方的最小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数字，很像我的为人，个头矮小而生性好动，更像我在沉木教育界的地位，担当全中国级别最低的也最忙碌的‘官员’——班主任。”
多少年来，只要新组了文科班，只要马达当班主任或科任老师，首先都要给同学们讲这个典故，每次都惹得哄堂大笑。他本人则相声演员似的，忽闪着两只小眼睛，一本正经地看着大家，等教室里笑声歇止后，才目光炯炯说：“所以弟子们啊，大家叫我老马之外，还尽可以叫‘根号二’。”
弟子们更是捧腹大笑，无法遏止。
如此这般，还有谁好意思真的再叫“根号二”呢？这就是马达，章第中他们的新老班，个头不高威信高，在历届文科生中口碑极好。然而中学生毕竟是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根号二不便叫，大家知难而退另辟蹊径，效仿外国人惯用的择取法，分别选“老班”和“老马”中的一个字，拼凑出更加精彩的称呼：“班马”。等马达知道时，已经响亮地被叫了几个星期了。
在沉木县，原本三中的文科最叫得响，称得起一块招牌了，可后来，具体是二中验收“省示范”的那会儿，以极其优厚的待遇闪电般将三中顶尖的历史老师“挖”了去。一中也不甘人后趁火打劫，把三中最好的政治老师“拉”了来：于是仿佛树倒猢狲散，三中的文科招牌无可奈何颓然委地了。
从三中“拉”来的那位政治老师，恰好给新一届文科班代课，络腮胡，卷曲发，面容瘦削，体形单薄，懒洋洋乏兮兮的。他第一节课不像班马那样跟同学开玩笑，套近乎，只开门见山地鼓励说：“只要同学们跟着我的节奏走，政治课肯定不会拉高考后腿的。”
由于口有些吃，语速毫无“节奏”可言，惹得学生偷偷乐了。
然而接下来进入角色，这个口吃的络腮胡理论是理论，实例是实例，分析有分析，综合有综合，将枯燥沉闷的政治说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饶有兴趣，精彩纷呈，连那影响“节奏”的结巴，也好似仙人铁拐李的瘸瘸腿，带几分浑然天成妙不可言的意味了。
同学们立即喜欢上了胡子老师。知道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某著名大学的高才生，毕业的时候本可以去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工作，只因为父母常年有病，需人照顾，他才毅然决然背着档案回了沉木，加上场面上没任何亲友，纯粹听任组织安排，服从专业分配，进三中当了教师，不几年功夫便以独特的教学方式，以频频发表的教学论文名声大振了。
该胡子姓杜名仲，跟一味中药同名。像杜仲这般好学历的老师，在沉木教育界属凤毛麟角。
如果说前两位先生的出场亮相分别像康师傅红茶和麦趣尔绿茶的话，那么历史老师姚古城的首节课无疑于沉木人熬的罐罐茶了。姚老师年龄三十七八，五大三粗，黑头黑脸，炭柱子似的站在讲台上，师道尊严的眼睛左顾右盼，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其实姚老师高一就教过凌云班历史，要求也严格得军令一般，可那时候他将课本串编成了演义故事，说书高手似的阐述讲析，通俗而易记，很受学生欢迎。然而一转战文科班，姚老师猛然推陈出新教风突变了。他认为理科生只是一般性地感知历史，那种下里巴人的方式能激发兴趣，文科生完全不同，是较深层次地理解历史，因此必须刀枪剑戟扎扎实实地学，尤其沉木的孩子，首先必须把脚下这片土地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开讲部分的内容，不是世界史或中国史，而是沉木地方史和沉木教育史——其基本线索，跟教育纪念馆的相关部分完全一致。
沉木历史，和人类历史同步，沉木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缩影。姚老师表情凝重地说。无论是古代科举，还是现在高考，都给这片土地增添了太多的分量——每一个沉木人，绝不应该数典忘祖忽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