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新峰
《高兴》是贾平凹新近的又一部反映“三农问题”题材的作品，其在小说技术操作方面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个人认为，《高兴》是一部比较成熟的文本，也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成功的范例。其在主题开掘、文章结构、环境营造、语言智慧、特殊小说写作技法等的运用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是我们眼睛向下、从事陕西文学创作、研究的又一优秀范本，也是陕西文坛涉农题材创作上的又一个重要收获。
《高兴》一书我是很早就拿到的。我一直说不了话。因为我有个阅读习惯，经常把贾平凹的作品看了一遍又一遍，细细地读，过筛子一样。既找龙种，又想掐死跳蚤。我这种阅读态度就连我们学校陕西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也感到费解，他们问我：你是不是想把贾平凹的每一部作品当做教材来看？你看好好的书被你勾勾画画，糟蹋成了什么样子？是的，《怀念狼》当年我阅读了两本（一本勾勾画画没有地方写批注了，只好另外再买了一本），写了六篇文章；《秦腔》作品我读了整整七遍，写了两篇文章。《高兴》我读了六遍，包括现在我还在阅读。
我觉得《高兴》是一部比较成熟的文本，也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成功的范例。《高兴》是贾平凹长篇农村乡土题材小说作品中最好读、最能读得进去的一部长篇小说。请注意，在这里，我主要是就《浮躁》、《高老庄》、《秦腔》而言的。作为商洛底层写作的又一范本，其叙事简洁、人物关系简单，结构浑然一体，文本线索清晰，语言机智优美，充满弹性和张力，读起来给人一种强烈的艺术冲撞力和审美愉悦感。《高兴》延续了《浮躁》对商洛乡里能人在底层挣扎，渴望实现改变自己窘迫生存处境的那种诗意的描述，不过文笔已由过去的“激愤”渐趋中和，如果说《浮躁》是以强烈的不妥协的姿态对商州“精英”们生存的复杂的、恶劣的环境进行讨伐，而《高兴》则是以“明亮的忧伤写尽沉默”。同时，《高兴》继承了《高老庄》对城中村、城市边缘地带特殊生存群落日常生活和命运的关注。在写实和写意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另外，《高兴》是直接回答《秦腔》作品所提出的“失去了土地、离开了土地的商州农民怎么办”的现实命题的，是作家一贯的“问题意识”的延续。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秦腔》中“脚步趔趄”的商州农民，他们虽然以各种身份走进了城市，走进了《高兴》，却仍然是“脚步踉踉跄跄”，被城市季风吹得“东倒西歪”。在写作手法上，《高兴》摒弃了《秦腔》那种稍嫌凝滞、沉重的“密实地流言碎语”式的文笔，用非常平实，但又充满机智的诗化的、白描式口述体语言，为我们抒写了离开商洛本土来西安求生存的“商州炒面客”破烂帮的生活图景，展示了他们离开商州山地后想融入都市文明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仍然在苦苦求索、拼命坚持的抗争和拼搏精神。
长篇小说是安排结构的艺术，也是叙事的艺术。《高兴》在文本结构和写作技巧上确实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高兴》小说的主题立意上就很耐人寻味。
小说名为《高兴》，其实整个给人的是一种无尽的悲凉。如同《浮躁》写80年代的集体无意识一样，这个“高兴”不仅只是一个人物，写一个人物的精神状态，更是当前一种中国时代精神的概括。仅从人物命名就可以大概推测出作家的写作思想。五富一点也不富，整天对钱孜孜以求，自己虽然身在西安城，挣来的血汗钱辛苦钱全部寄给了老婆。临死前给老婆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我要去西安城呀，给我四十元钱”（《高兴》），去咸阳铤而走险挖地沟，直接导致了死亡。可以说“五富”是穷死的；石热闹真的热闹吗？生意做得很大，看起来好像城市中坚的韦达一点也不“伟大”，反而是一个非常可鄙的人物；孟夷纯纯粹就是刘高兴城市生活中一个不可企及的忧伤的梦，那么叫“高兴”的刘高兴是不是真的很高兴？小说表面上写以商州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刘高兴”为代表的商州破烂帮在西安大都市的生存状态和矛盾困惑，其实也是写当前整个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困惑。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国农村和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尤以农村最为严重。走进城市的农村人他们没有自己真正的生活，像浮萍一样精神和肉体无所皈依。表面上的盛世繁荣掩盖不了质地里的苍凉，歌舞升平的景象里同样孕育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城乡差别、贫富相互依存对立、城市文明和城市次生文明的协调、农民工困苦清贫的生活、农民工的性生存文化等都在文本中得到充分的裸裎。像刘高兴这样有觉悟的农民在大都市里尚且无法立足，其他的农民又该如何？可以说，《高兴》紧扣时代脉搏，是作家社会忧患意识和现代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表达和外化，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价值向度和相对普遍的社会意义。
其次，小说的动情点很密集。行文线索很清晰。
动情点是充满活力的既能凝聚又能生发的人事景物等生活现象。这部小说最大的动情点就是刘高兴“背尸返乡”（背拾破烂兄弟、同乡五富尸体）事件，其余还有一系列能够展示人物命运的小的、必不可少的动情点。这些动情点或者在每章开始前的提示中直接点出，或者渗透在字里行间，又成为一个一个命意点，成为作家传情写意的主要载体或意象、物象。具体来看：
一只肾：商州农民刘高兴因为家里贫穷，卖了一只肾给城里人。这就极大地增强了他对西安这个大都市的认同感。为了寻找另外一只肾，他煞费苦心。由于误会了另外一只肾的主人公，使他在与情敌韦达的交往中增添了一些亮色。而最后韦达并非这一只肾的主人公的谜底的揭开，使小说最终逃脱了“无巧不成书”的窠臼。同时，这只“肾”也有深刻的寓意，刘高兴为什么只丢的是肾？而且第一次真正的性生活竟然阳痿？是影射现代人生命力衰降，还是其他？启人深思。
一个行为：背尸返乡。这也是全部小说的主线索。尽管如同作家后记所说，这个命意点不幸和《落叶归根》电视剧相撞，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震撼力，但是从背尸回家被警察查处，到最后尸体火化处理，首尾贯通，前后呼应，章法严谨，显示出作家雄厚的写作功底和高超的艺术把握能力。很明显，这个行为实际主要是反映以五富为代表的商洛进城打工族精神和肉体的暌违和二元对立的。
一双高跟鞋：“商州炒面客”刘高兴因为生活苦焦，加上刚介绍的女人又跟别人跑了，怀揣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寻找自己爱情的一双高跟鞋，来到西安，加入了拾破烂大军的行列。这双鞋成了他城市生活的精神寄托，也见证了刘高兴的爱情历程。
一座锁骨菩萨塔。锁骨菩萨是刘高兴到达城市后多次看到并引发起深刻思索的物象，表达着他对自身隐秘****的渴望和对博大的人类的“爱”的敬重。小说中直接提到“锁骨菩萨”的有多处。锁骨菩萨是诸多女菩萨中最有特点和个性的一个佛。主要是奉献自己的肉体，使众生都成佛，意味着献身、普度众生等佛学要义。而小说中围绕在刘高兴身边的几个女性，她们也具有这种牺牲自己的奉献精神。主人公孟夷纯本身就是一个妓女。因为自己的哥哥被恋爱对象杀死，为追讨凶手，为哥哥报仇，最主要的为了支付警察的昂贵的办案经费，不得已做了妓女。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幸福，为哥哥破案已经成为她城市生活的全部意义。刘高兴开始不知道孟是妓女，就已经爱上了她，当知道了孟的身份和遭遇后，仍然没有嫌弃他，甚或比以前更疯狂，这里面带有作家崭新的女性观，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刘高兴的女性拾破烂朋友杏胡，来城市挣钱主要为了偿还贷款。她是一个善良、贫穷，生活很悲苦但却很有计划的一个女性，每天晚上都要定时和丈夫做爱，且要大声地叫床。她和丈夫的性生活为苦难的拾破烂的刘高兴们带来了对性的憧憬和向往。作为住在“剩楼”破烂帮中的唯一的女性，因为同情刘高兴们，性格泼辣的她可以勇敢地为他们轮番“挠背”满足他们潜藏的性渴望；关心刘高兴的婚事，甚至带头为刘高兴的女朋友捐款；为了让破烂弟兄们能多赚到钱，本身不漂亮的她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色相，和拉水泥车的司机纠缠，好让弟兄们能够挣点下车钱。小说是这样写她的：
我说：昨日晚上我看你对那小伙子不错么！
她赶紧给我挤眼，小伙子没结婚么，他在我怀里揣了一下，他没见过么，揣就让他揣么，那有个啥？我也是试试我是老了，没有吸引力了？
她眼睛热辣辣地盯我，我就蹴下来紧鞋带儿。她却嘎嘎嘎笑起来，说：我这么老皮了，是什么金奶银奶，我还不是为了给咱揽活？！
——（《高兴》）
其实，这样的命意点还很多。像五富老婆的鞋、刘高兴的脚、一只猫、刘高兴的箫、五富的裤头等都可以同等看待。他们如珍珠翠玉，散处在文本中间，互相咬合，推动故事不断向前发展。
再次，在主要人物关系的安排上，作家承续了《浮躁》和《怀念狼》的品字形结构。
《高兴》人物很少，但人物个性鲜明，且相互作用。首先孟夷纯和刘高兴、韦达之间构成清晰的品字形结构。
孟夷纯是刘高兴的恋爱对象，也是韦达的性伴侣。孟夷纯因为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刘高兴，出于同是底层生活人群，最主要的是被刘高兴感动，她开始了和刘高兴的交往。为了让刘高兴高兴，她可以放弃自己仅有的一点做人的尊严，接受刘高兴的多次“金钱上的帮助”，尽管这种帮助是杯水车薪；她甚至可以主动去他所住的剩楼自荐枕席，满足刘高兴的生理需要；她可以为刘高兴们要来自己认识的大老板的衣服，改善他们的穿着；甚至主动摆酒席，把自己的拾破烂朋友介绍给大老板，求他们安排他们进公司工作，想让他们都能有一份体面的轻松的工作，哪怕是临时的，希望他们能彻底摆脱拾破烂的处境。无可否认，孟夷纯是喜欢刘高兴的。在一张人民币上连写了刘高兴的姓名八次可见一斑。而在为刘高兴找工作的那番说辞也更能看到他对刘高兴的认可。小说是这样写的，“现在，是孟夷纯在说话了，她开始表扬了我的优点，比如聪明、能干、善良、可靠，还有，她在说我长相清秀，有气质，如果不是蹬着三轮车，谁也看不出是个拾破烂的乡下人，说我是不显山不露水，说我是藏龙伏虎，说我绝对不是地上爬的卧的角色”！（《高兴》）尽管有夸大的成分，但至少说明她对刘高兴的人品是“瞎子吃秤砣，心里有数”！刘高兴也是这样思考的，“她和我应该是一路人，生活得都煎熬，但心性高傲”。（《高兴》）可是，同样处于生活窘境的孟夷纯，没有办法继续这份感情，也不可能做他的妻子。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你下次买了好床垫，我好好地给你一次”，或者是和刘高兴打情骂俏，满足他的心理需要，甚至可以让刘高兴摸她的身体，“我大姨妈来了”，“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这就是下层人的爱情，令人怅惘和心酸的爱情，用句“有缘无分”来概括可能比较恰当。韦达是孟夷纯的性伴侣，也是孟夷纯在城市的依靠，这是一个可鄙的形象。因为孟夷纯，刘高兴和韦达这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走在了一起。可以说，开始刘高兴并不排斥韦达，“这一次见面，我再一次认定了孟夷纯是我的菩萨，原来我每次给她送钱，并不是我在帮助她，而是她在引渡我，引渡我和韦达走在了一起”。（《高兴》）孟夷纯尽管也很喜欢刘高兴，也知道韦达不会娶她，但她仍然要和韦达交往。这就在刘高兴心目中构成了刘高兴和韦达的情敌关系。在孟夷纯的周旋下，韦达由开始的抵触，逐渐开始同情刘高兴，甚至答应刘高兴做他的公司的门卫！尽管这种同情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对等的同情。而刘高兴，因为误会韦达身上有自己出卖的一只肾，而感到韦达亲切、就很骑墙，当最后明白韦达并不是自己另一个肾的主人时，其沮丧和失望可想而知！刘高兴一直很自卑，可是当孟夷纯因****被抓之后，在筹集5000元赎金之时，韦达的置之不理的冷酷和自私没有人情味一下子让刘高兴重新拾回自信。他觉得韦达原来不“伟大”，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爱孟夷纯的人。但是，在偷运五富尸体返乡遇到麻烦，他还只得去求神通广大的韦达帮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互相作用的链环关系，推动情节不断向前发展！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孟夷纯是一个毫无自知自觉意识的女性。如同现代西西弗斯一样，作为弱势群体一员，不停地把用自己的身体挣来的血汗钱交给派出所，让他们去办那根本看不到尽头和希望的杀人案，同时好面子，害怕暴露自己的妓女身份，而不愿意去求得政府、媒体的帮助，只能依附于韦达的羽翼之下，卑微地、然而却现实地生存着。这又是一个依附型性格的人物。认识不到韦达的本质，或者认识到了没有办法改变，就是出狱后想到的第一个人还是韦达。连刘高兴也感慨“孟夷纯到底还是信任韦达”！（《高兴》）其实，孟夷纯的悲剧不仅是她个人的性格悲剧，更是整个农村人的社会悲剧。目前农村“三不”（农民看不起病、打不起官司、学生上不起学）普遍存在，农村问题日益向纵深发展，一个中央1号文件仍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作为城市这张皮上寄生出的一些“杂毛”，孟夷纯类人其除了依附和忍耐、接受又能怎么样？！
刘高兴、五富与杏胡、黄八等次要人物也构成一个品字形人物结构。有点文化、会吹笛子、能扎势，能很快适应城里生活，颇有点像城里人的刘高兴是这个拾破烂群落里当然的精神领袖。五富是他的跟班，这个拥有“蚂蚁”质地，又有点“猪”的精神品格的人物，他的身份和命运如同《浮躁》中的福运，《怀念狼》中的烂头，也是一个新新人类的形象。同样也是一个依附型人物的代表。“你顺了我们也就顺了”这样的心态决定了他只能唯刘高兴之命是从。（《高兴》第）杏胡作为拾破烂群体中的女性代表，尽管她自封“剩楼”主任，让刘高兴担任“支书”，然而她和黄八、朱宗等作为从属性人物，是刘高兴性格辐射出的多个侧面，共同成为丰富刘高兴的人物形象的主要素材，使得刘高兴这个人物更加血肉丰满。请看书中最后写刘高兴和五富喝醉了情状的这段话：
我说：你是五富，你也是黄八、杏胡、石热闹。
五富说：我是你！黄八、杏胡、石热闹都是你！
我说：都是我！都是刘高兴！
——（《高兴》）
表面上是醉话，实际上是点睛之笔。五富贪吃，最后叼着鱼翅死去，但是五富爱钱爱老婆；刘高兴也讲究吃饭的吃相，口奸得很，不喝头道面汤，口袋里经常是豆腐乳，也曾为孟夷纯的吃糕点的优雅吃相而动心，也是为了钱，使得他和孟的爱情变得虚无缥缈；黄八因常年在外打工，妻子却被人拐跑，变成了城市里的游魂，和刘高兴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杏胡的有计划的生活，最后却因日子艰难，铤而走险非法收破烂锒铛入狱。她和朱宗的性爱生活变成了刘高兴的梦寐，想起来未来如果孟嫁了拾破烂的刘高兴其性爱生活也不过如此！至于乞丐石热闹，刘高兴本来以为自己远比乞丐优越，特别是自己的箫比石热闹吹得好。其实，拾破烂的与乞丐职业也就是一步之遥。刘高兴主动接纳石热闹去挖地道土方，和担任“地基基础工程公司”的过去的环卫工一见如故，也说明了他对石热闹等是自己一类人的认可！可以说，刘高兴是一个模糊型性格的人物。不能用单纯的好坏来定性，他是一个相当实在，很有自我意识的商州乡里能人。
第四，在人物活动的场所，也就是环境的塑造上，颇显艺术匠心。
小说选取的是农民工进城务工这个比较重大的社会热点题材，是和作家一贯的民本意识、黄土情结、精英意识、悲悯情怀相一致的。走出了商州山地恶劣的生存环境，怀着满腔热情来到省城。可是省城迎接他们的又是什么？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没人承携，诚如破烂王韩大宝所说“清风镇人来这里凭啥呢，一没技术，二没资金，你卖ⅹ呀！”“要先站住脚，最好的路就是拾破烂”。（《高兴》）于是，只好加入了拾破烂大军的行列。垃圾成为他们主要的生产资料。作为城市生活的最底层人群，许多日常生活用品也只能从垃圾里刨。必须定期给破烂王交管理费、必须时常应对市容等的刁难和城市流氓的敲诈，有时冒着生命危险甚至违反法律规定去收破烂，都是为了“糊口”。同时还经常面对同行的挤压。吃着粗糙的饭菜，而且也经常出现揭不开锅的情况。作为城市生产消费一个必要的环节，没有人真正肯去关心他们。甚至就是想起来也只是仅想为他们塑一座像了事！于是，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互助团体，“没有人管他们，自己管自己，倒也过了一段平安日子”。（《高兴》）他们穿大街走小巷，成为城市生活中一幅流动的风景，却注定永远不能成为城市名片！
小说这样写城市生活的人对他们的偏见：
①她说：你这破烂，问你话呢？！
问的屁话！我放下旧报纸，不收了，拾破烂的怎么就成了破烂？
——《高兴》
②我说：同志，让我进去吧。门卫说：不能进。我说：泥刮净了还不让进？门卫说：不能进。我说：不会是嫌我是拾破烂的吧？这回门卫被逗笑了，他允许了我进去，但必须光了脚进去。
——《高兴》
③五富说：想啥哩？他说：啥也没想。全国煤炭工作会议在西安开着，你们镇上没来姑娘……五富说：人家来开会，它们来做啥？他说：来服务呀，开一次煤炭工作会就有成批的姑娘尿尿都是黑水。
——《高兴》
④五富说：那是脏水！红头发说：拾破烂的还嫌脏？我就生气了，说：你说啥的？拾破烂的就应该脏？
——《高兴》
⑤那人用脚踩住手，说：商州的，好么，城里出的盗窃杀人案三分之二都是商州打工的人干的，市政府已经成立了打击商州人犯罪活动专案组。
——《高兴》
⑥瘦猴以为我在池头村还专门存放了一批易拉罐，然后抬价再卖的，骂道：人都说商州炒面客老实，老实得很么，担粪不偷吃！
——《高兴》
就连城府颇深、被刘高兴视为家乡成功人士的“破烂王”韩大宝也一再叮嘱：“西安水深得很，深得如海，你一来就晕了。”（《高兴》）别人说拾破烂的坏话，他连半个屁也不敢蹦，还得靠刘高兴搭腔来救！五富和刘高兴去邮局给家人汇钱，把钱藏在臭鞋里，甚至装在裤头里，如此小心翼翼也说明了他们生存环境的险恶。刘哈娃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高兴”，却不被警察认可（《高兴》）；警察来调查，竟然把堂堂的“剩楼”主任、泼辣的杏胡吓得尿裤子（《高兴》）；去等驾坡拾垃圾，“我们终于安全地扒完了那堆垃圾，收获还算可以，但人已经不像了人，是粪土里扒出的屎壳郎”（《高兴》）。可见，这些商州“破烂群落”周围的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
从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农民工的性压抑状况是很严重的。这就形成了作品中林林总总的性文化大观。光棍居多，或者长期两地分居，平时只能靠做春梦或用破报纸自慰，或者靠偷窥别人做爱达到心理满足，或者掏10元钱去黑暗的舞厅解决，再或者去阴暗的城市角落鬼混，甚至去找妓女。五富会专门跑到凉皮店去看日历，还要专门遮盖住丰乳肥臀女人的贴画（《高兴》）；听到黄八给老婆打电话，脸马上苦愁下来（《高兴》），没人的时候，五富就削老婆的女式旧凉鞋鞋跟（《高兴》）。典型的还是黄八，“开始想老婆，憋得脸色发青，现在发黄了，隔三差五地往城隍庙后街舞场跑（《高兴》）”，并差点染上乙型肝炎。我曾经在一个评论家的文字中多次看到“恋物癖”的这个概念，小说中刘高兴最喜欢的就是经常对着自己买来的那双“高跟鞋”臆想，看瘦猴当外人面揣自己老婆的乳房就很莫名其妙地生气，甚至把小孟的来之不易的一个吻牢牢珍藏，不愿意洗掉这份美好的记忆！第一次做爱，刘高兴却莫名其妙地阳痿，其实这是压抑久了的人的正常的反应！五富一想到老婆就要回家，他在想什么？五富死后，刘高兴一再强调要把他的裤头带回去，因为五富没有穿裤头。敏感的读者可能能够记得起作品中三次写刘高兴在五富身后，看到五富交裆间那一嘟噜的难看的东西，我估计有些女性读者看到这里会反感。开始五富是穿着裤头的，后来为什么不穿？刘高兴在五富无缘无故地撕掉活螳螂一条腿，扇五富一耳光的时候，曾感慨地想起了老铁说的话：“富人温柔，人穷了就残忍”（《高兴》），古人也说“衣食足而识荣辱，仓廪实而识礼节”，这种肉身的遮蔽与敞开反映了什么？就连那个人人唾弃的乞丐石热闹也要莫名其妙地在生殖器上套一个避孕套！谁关注着这些人精神和肉体的背离和暌违现象？谁又敢把它真真切切地写出来，让大家共同讨论和思考？
是呀，我们的有些人，包括我在内，住着单元房，怀抱娇妻美儿，谁能眼睛向下关注这些真实的猥琐的人群？他们怎么能理解这种现象？这些寄居在都市里的外乡男人，他们没有选择去强奸，没有想去当第三者破坏谁的家庭，他们只是在用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作为原始人的基本欲望，一个“恋物癖”的判断能够改变这种非人性、非理性的状况？有人说作家是胡编乱造，写的人物漂在生活上面，缺乏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读者意识，是这样的吗？
第五，充满智慧和激情的语言，成熟的写作技巧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范例。
作家在《高兴》封底明确地交代自己主要用了白描的艺术手法。白描是指用简洁、顺溜、朴实的语言，对事物做“塑像式”粗线条描写，主要是为了传达精神。《高兴》文本成功之处是语言通俗、朴实、充满人生智慧，富含生命激情，有弹性，有张力，也很有味道。没有故意雕琢的痕迹，没有夹生和酸醋味，几乎全部自胸臆中流出，从而使人物性格相对比较鲜明，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和留下鲜明突出的印象。
我认为《高兴》这个小说文本的语言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从《商州三录》笔记体小说，到《浮躁》城乡问题小说，再到《废都》新世相小说，以至于到《秦腔》新历史乡土小说，再到今天的《高兴》城乡问题小说，作家的语言逐步趋于成熟，表达风格和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日益提高。记得有人在尖刻地批判《废都》作品的语言时，说是不文不白，不三不四，不死不活，不阴不阳，尽管这些批评充满语言暴力，且许多纯粹是无聊的人身攻击，但是说明贾平凹的作品在接受性方面存在问题，被人揪住了小辫子，而《高兴》语言活脱，雅俗共赏，那种熟练、老辣、洒脱，随意挥洒，思想和智慧火花随处可见，的确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地。
贾平凹是一个创作食谱异常开阔的作家。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是其一贯的风格。读《高兴》我能品尝到青年作家红柯的语言味道，也能够看到同为商洛作家的孙见喜的《山匪》小说等的影响。但是，《高兴》中的这种语言风格绝对是贾平凹态的。
作家借刘高兴之口对智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把事情想通了，想透了，在日常生活里悟出的一点一滴的道理把它积累起来”。（《高兴》）如果说早期《商州三录》中“路牵着人往上走”的语言是一种富含诗意的哲学智慧，那么其《晚唱》、《鬼城》的语言等则是一种高远的佛学智慧；如果说《高老庄》中的“自己家的猪都喂不饱，还有余粮往外粜”则是一种稍嫌轻佻的日常智慧，那么《高兴》中的语言则主要是一种结晶和提纯了的生活智慧，丰富的成熟了的人生经验的智慧。
试举数例。
宾馆的旋转门像绞肉机，我在里面被绞转了三圈才进去。
——《高兴》
老板说你咋和你爹一样，九斤哥过河尻缝儿夹水，你干指头蘸盐。
——《高兴》
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一定是未婚，没骟过的羊冲得很！
——《高兴》
刘高兴作为一个有觉悟的商州进城务工者，他目标明确，一定要在西安扎下根。和西安人打交道，主要靠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人生智慧，包括各种小聪明。像为给五富开拓垃圾市场，智斗家属院门卫；被市容抓住，利用油嘴滑舌巧妙脱身，关键时刻就耍阿Q式的无赖，靠言语为自己解脱各种尴尬等等，都是作家语言智慧和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此处不再赘述。
如同有些评论者所说，由于地缘、地域历史文化的影响，陕西作家的作品主要是“宏大叙事”。《高兴》作为35万字的长篇，集中展示了作家雄厚的写作实力，其写作技巧值得我们鉴学。
首先是和《秦腔》采用“疯子引生”委托叙述人不同，《高兴》完全采用第一人称、全知全能视角。在时间和空间上广为用力。有人曾经开玩笑说，《秦腔》写了个疯子，《高兴》写了个傻子，其实远不是这样！第一人称叙事，自然少了距离感和隔膜。刘高兴进城拾破烂，决不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么痴傻，他是假痴不癫，比较清醒。因为刘高兴本身就是一个有觉悟的商州农民精英，乡里能人。尽管在许多人看来，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不停地送给一个妓女，真有些失心疯子的味道，然而他富有主见，不断地从韩大宝、杏胡等身边人身上汲取思想资源，学会了按计划生活，分清了好人坏人。他是马王爷三只眼，用五富的话说，“具有一定的人生智慧的刘高兴是百事通，是十二能”。（《高兴》）他对钱财不着迷，够用就行；经常出去逛街；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因为职业关系，在场参与，直接和城市各色人等打交道，尝尽了酸甜苦辣，丰富了自己对都市生活的经验。他喜欢冒险，因此就知道了锁骨塔；附庸风雅，一根箫走天下。从架子车到三轮车，从家常衣服，到“西服破烂”，从专职拾破烂到当业余下水泥工、走穴当坑道工，他的生活和心情也在不断变化。对城市的认识就越来越深刻！爱干净，喜欢扎势，而且对西安市有强烈的认同感，这些都是他丰富见识的最好途径。喜欢看报，想心思，他的触角已经伸到了西安市的很大层面。他最苦恼或悲伤的时候，就去“看那城市里广场外像海一样深的楼丛，看着头顶上的天高云淡”。（《高兴》）因此，刘高兴，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的精灵，他完全以一个自知自觉的代言人身份带领我们跟随他的破烂帮将城市来了个穿堂过！这种认识和体验一定既陌生又大胆，这种敢闯禁区，不懈抗争的作为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刘高兴不是真正的商州农民。是二杆子。说五富应该是作品主角。有句俗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麻木地活着绝对比清醒地走进死亡更快乐。作家没有选取五富做主角，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毋庸讳言，我们在作品中可以多次看到作家的影子，这无法掩盖，可是，同样作为商州农民精英的一员，作家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家乡人焦灼、痛心。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和心意上的相通使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家乡之子，上帝之眼在审视自己的家乡人，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这难道不好吗？难道我们都希望作家变成冷血动物？
如前所述，五富、黄八、杏胡等都是刘高兴性格中的一个侧面，作家借助他们，从各个角度去观察、认识自己目前所在的城市。展现它的繁荣，找出影响它发展的瓶颈。从他们的遭遇可以看到整个商州进城务工人员的凄惨和尴尬生存处境。他们是多么的向往城市生活，多么的想成为城市人群中的一员，可是残酷的现实让他们焦头烂额，付出了比正常人群多得多的代价！五富曾经感叹，这人和人都一样呀，怎么就有了城里人和农村人呢？尽管这些进城打工的人只有在收庄稼或给家里人寄钱的时候，才能真正怀念自己的家乡，才能想起自己故乡人的身份，然而或在外漂泊，或魂归故里，他们那蚂蚁一样微弱的生命却一直在向社会争取他们生存和平等的权利！
其次是欧·亨利手法和冷幽默（反讽）的运用，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欧·亨利手法是小说创作中比较特殊的技法。一般主要用于小说结尾。在文章开端设置悬念，随着故事情节发展，引导读者一步步朝着预想结果发展，到最后却突然笔锋一转，抖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种合理的审美冲撞在《高兴》中很多很多。“反讽是作者由于洞察表现对象在内容、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背离状态，为了维持这种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弊性质的委婉的幽隐的修辞策略”。冷幽默也是波澜深藏，靠一种表面上的热闹无心叙述传达一种相对冷峻的思想，从而造成一种冷热交替的审美错位，给人别具一格的审美体验。如果这几种技法交叉运用，其效果可想而知。
刘高兴因为自己的一只肾被西安人买去而自豪，甚至因此在痛打石热闹时感到理直气壮。可是随着情节的进展，他发现一直以为的另外一只肾的主人不是他认为的韦达，这不仅是刘高兴的悲哀，更让读者难过。还有进城当保姆差点被欺负，连身份证也被人扣住的翠花，在刘高兴和五富为她打抱不平，终于要回身份证后，她报复那个臭男人的动作，不是上前狠狠地抽那个坏蛋一巴掌，竟然是只拿走了那包辣面。（《高兴》）这都是欧·亨利手法。作家破天荒地在文本行进过程中大量运用，随着一个个谜底和“包袱”的揭开，读者也是提心吊胆，一波三折，产生意外的审美愉悦感！至于冷幽默和反讽的例子就很多了。偷铰电线设施的拾破烂的，在被警察抓走前，还要拼命给老婆喊“德成还欠咱家三元钱”（《高兴》）；和五富一块拾破烂的黄八，听到五富的死讯，先是呜呜地哭，然后作家这样写道：黄八一哭，陌生人从屋里出来，我就抱了黄八不要哭，拿袖子给他擦眼泪。
黄八说：五富还欠我五元钱哩。
我说：你是为五元钱哭哩？！
——《高兴》
多么辛酸、可怜，这就是底层人的生活现实。虽然，后来还专门为五富烧倒头纸，而且，黄八为了朋友，垫支了远远高过5元钱的房租，可是人的第一反应还是钱，这多么让人心寒！
这还不要紧，爱老婆的五富冒着生命危险下死苦，甚至客死他乡，而接到公安局通知前来料理后事的五富女人，关注的却只是钱。
“我把五富的被褥卷儿，布包儿和咸阳陆总给他的800元交给了五富的老婆，并说明我还为五富保存了450元……就立即给她。她蘸着唾沫把钱数了一遍，又让她弟再数了一遍。”（《高兴》）世事如棋局局新，人情似纸张张薄。看到这些文字，哪个有血性的人不椎心泣血，悲痛欲绝？
其实，作家这种创作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请允许我复述短篇小说《白菜汤》的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