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贾平凹以其殷实足量的作品和超透支写作姿态，不仅赢得了自身应有的文学席位，与此同时也为20世纪后中国文学新的生长点的繁荣、鲜活倍增了无限的厚重质彩。当2005至2007年，随着贾平凹新作《秦腔》、《高兴》的又一次热评与大评，标示着这位作家在历经了别样生命体验后的又一次深层创作推进。与此同时，学界也在忙碌着对新世纪初年文学创作前景的种种预测和断估。那么，在世纪之交的往年和来年这一文学横亘的山脉上，贾平凹始终以其生机盎然的创作涌动，使其作品绿荫成行，层林尽染。于是，在盘点过昔，希冀未来的民族思维习惯上，一个不可回避的文学问题便自然推到了学界的议事日程，这就是贾平凹当代中国文学高度问题的思考。对于这个话题，我以为涵旨有三：一是不可逾越的“贾平凹文学事实”——30年写作与161部书、千万字的置换关系，一代不断前行的富有绿色生命意识的文学独行侠。二是不懈激活文坛的“贾平凹文学现象”——创作数量与文学史精神的始终暗合，创作质量与艺术至境的长效撞击和通达，一种关注民生的大境界正气写作。三是原在的杂学艺术观与文本潜在的文化学图式——“五大文化系脉”、“六大文化层面”的美学典本。这是贾平凹先于他者，高于他者，引领文学的珍品别裁，是他确立当代中国文学高度的支撑所在。
一、不可逾越的“贾平凹文学事实”
贾平凹之于当代中国文坛，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说偶然，他淹迹于芸芸众生里，身不及七尺，力仅能缚鸡，并无其特异之处；说必然，是身缘素有文化之乡的棣花古道之天地间，聚得灵气，识得笔墨，多了些日后谋生的别一手段。父亲乡村知识分子身份的濡染，大家族民间文化氛围的得天惠泽与偏顾，使这位源自乡间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转变，就有了几多与乡土草根结伴并蒂的立人之脉，有了笔下文内字外行间气运的长虹与洋溢，有了不探个究竟的文人之痴和乡人之憨。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理性地承认贾平凹的客观存在性，贾平凹文学的客观存在性，贾平凹文学成就的客观存在性，这种存在如同一尊界碑，横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坛，越过他不仅是困难的，更是任凭时间和人力所无法冲刷的。
贾平凹究竟何时起步于文学的？又何时步步为营、达到理想的彼岸的，其间又怎样漫漫跋涉，辛劳耕耘，艰难转型，苦苦历练，如同闻鸡而起，日落再归的农夫一般，恐怕35岁以下的人是难以破解其“悲惨世界”的遭际的。可以说，沧桑岁月造就了这位多难的作家，他反过来又给沧桑岁月以亮色。时代与作家，作家与时代就是这样相缠相绕，相厮相伴不可两间，鲁迅是这样，柳青是这样，路遥是这样，贾平凹又岂能例外呢？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贾平凹以其商州人大山般的古朴憨厚与执著，现代知识分子的勤奋与劲道，在宣泄着对社会人生体认的“肚里的东西”（贾语），其文字达近千万，其著作近161余种版本，洋洋大观，极为壮阔，在同龄作家中位于领先。如果我们对这一“文学事实”不以捧杀和棒杀，予以理性的正视的话，如果我们以柳青60年为一个人生单元的理论来结账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这位逝去了少年意气，消失了中年壮气，进入了知天命大关的多难而勤奋的耕耘半世的作家以收获的界定呢？因为事实永远是事实，是不以人的流年意志为转移的，倘若轻视或蔑视这一事实，就非一个起码的唯物主义者。从这个意义讲，学界有识之士对贾平凹文学事实的学理认定，其实是在做着科学地认定，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事实的梳理认定，是史有公论的。
评论家李星认为贾平凹是“巍然矗立的艺术山岳”，王一川教授将贾平凹列入20世纪“九个半大师级作家”之内，与鲁迅并列。陈晓明教授说贾平凹是中国文学和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新浪网读书频道》“********60家”评选，贾平凹位于第六，依次为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茅盾，读者评分92，专家评分94，评选专家均为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著名学者，如杨义、王富仁、赵园、洪子诚、孙郁、陈子善等。《瞭望》杂志有一篇署名文章《伟大的中国作家藏在哪里？》，文章以“伟大”冠名的作家中贾平凹列第一。还有《秦腔》获全球华文优秀长篇小说首届“红楼梦奖”，而决审团成员均为海内外著名专家、教授，如哈佛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德威及聂华苓、钟玲、陈思和、郑树森、黄子平等。2008年《秦腔》又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之所以列举上述来自个人的、团体的、媒体的、民间的、官方的、国内的、海外的专家、教授、学者和读者的贾平凹评说，同样因为它是一种批评存在，是来自“贾平凹文学事实”的理性的“贾平凹批评事实”。那么，我们总不能幼稚地也认为出自内地权威专家，海内外权威教授的“贾平凹批评事实”的非理性吧，倘若这样的话，那真是洪洞县里无才人了——一个荒唐又滑稽的预设，一种让世人贻笑大方的侏儒心态。因之，确认“当代中国贾平凹文学事实”，确定“当代中国贾平凹文学意识”，就远不是一个个案或地域之事，而是当代中国文学格局构建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文学生态和谐的需要，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识视域的需要。郁达夫在鲁迅的悼文中曾这样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当然，这里的伟大人物贾平凹似有距离，只是说在这种意识上我们应持一个怎样态度呢？我以为应具有一种理性的文学气度、胸怀和境界，来理性地认真总结这位、这批历经30余年文学生涯作家们的创作得失，使他们在正值创作旺年时节能出大作品、出大作家，这对于我们民族和民族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二、文学史框架下的“贾平凹文学现象”
视贾平凹文学创作为一种“现象”，是基于文学史识和史学框架的需要。作为文学之所以为“史”，就有一个“文学史时间”和“文学史空间”的问题，时间即文学的横向长度，空间即文学的纵向厚度，这两者都需要诸多作家作品之量去支撑、去填充、去盈实。正如陈思和先生在论述文学史学科结构时所言，作品、过程和精神是三位一体的。“如果没有第一层面的优秀作品，文学史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二层面的文学史过程，文学史将建立不起来，而如果没有第三层面的文学史精神，文学史将失去它的活的灵魂。”那么，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样一种史识结构中，既充当了第一层面作品之“基础”，又充当了第二层面的史的“过程”（30余年创作生涯），更充当了第三层面的史的“精神”，无论其文学史时间之长度，抑或文学史空间之厚度都达到了独具个案风采的“贾平凹文学现象”。细化起来概要有二：
（一）创作数量与文学史精神的暗合
贾平凹之于“文学史时间”，是从1975年从事文学编辑始，至2008年止，之时间长度业已34个春秋12410天；之于“文学史空间”，是1977年经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兵娃》始，至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高兴》止，之空间厚度（即作品量）业已达161余种海内外版本，近千万字大关。这是一尊宏伟的、殷实的填充和支撑文学史空间的创作板块，犹如鲁迅先生所形容长篇小说那样是“巨大的、巍峨的、灿烂的纪念碑的文学”，这些作品且短篇精粹，中篇深邃，长篇丰盈，散文小品游记更是一家独彩。贾氏这一足量的文学大观，不敢懈怠的超透支写作姿态，不满足于一篇一著的文学欲望，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体现了什么样的人文精神追求呢？贾平凹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化角色？这是我们不得不深思和面对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古之就有一种舍家请缨、气贯长虹的民族狷气和憨气，他们的追求是非物质化的，心存大义，不以苟活，情系民生千千结，忘我精神之境界。千百年来，无数古之智者先贤，今之仁人志士，以各自不同的叙写方式为普天下的民众而“哀民生之多艰”，使文学精神与现实生活胶着合拍，达到了应有的“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从爱国诗人屈原，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到“樵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从改良先驱康有为，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者李大钊；从“救人”与“立人”的鲁迅，到为人生的叶圣陶……这一列长长的非物质化追求的知识分子和用生命铸成的时代的文学，深刻地反映着知识分子应着时代的变迁而激起的内在精神的需求，体现着可歌可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史、奋斗史和追求者，甚至血泪史，流贯着巨大的文学史精神之热脉。可以说，凡是人生的，必是文学的；凡是文学的，必是精神的。路遥的英年早逝，贾平凹的勤奋不怠，超透支写作姿态正是这种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后发，他扮演了一位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狷气，和现代知识分子的锐气为一身的先进文化代表的社会化角色。他关注民生，常常感到一种焦虑意识的攻心，这在《浮躁》、《废都》、《白夜》等作品中表现极为分明；他关注社会的变革转型与发展，思考人的蜕变与生态环境的悖逆，焦虑传统文化的失落与现代意识何以整合，这在《怀念狼》、《秦腔》中更是呈现出痛心断肠的情怀。“可我需要狼！我需要狼——！”的一声声呼喊，是鲁迅先生当年呐喊的历史回声。这种浸透在贾平凹文字中的焦虑意识，细心的读者不会体悟不到的。“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我站在街巷边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就要消失吗？土地从此也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的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眷恋、焦虑、劳心集于一身，真可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哪，一个动情的深邃的人道主义贾平凹。这是什么呢，是深邃的人文精神，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作者超透支写作姿态的最好注脚。
面对纷繁且具诱惑力的大千世界，贾平凹觉得“什么节日似乎与我都没多大的干系，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像农民，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庄稼熟了就收获，收获了又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又收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这种心态，无独有偶，同样的认识亦在路遥。当他完成《平凡的世界》后百感交集，“曾失去和牺牲了多少应该拥有的生活”，“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高人一等。由此，像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开始你今天的工作！”由此，贾平凹—路遥；路遥—贾平凹，两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精神的承载者与守护者，真可谓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骄人双璧。
（二）创作质量与艺术至境的撞击
作为作家的贾平凹，一再表明“作家就是要用作品说话，你没有硬的作品，即便是一时弄得很热闹，过一段时间，又得无声又息。”那么，用作品说话的贾平凹常常被非议、责难、争议所纠缠，似乎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未中断过，形成了一道歧异不断，话旧叙新，同时又能激活文坛尚多的作家风景线，在当代中国文坛并不多见。据贾平凹回忆，他出生时，母亲说梦见树上掉核桃，这就意味着“砸着吃”，后来果然争议、指责缠身。
纵观贾平凹的创作生涯，较大文坛热点关注为七个阶段：（1）1975—1980年文学初创期，以《山地笔记》为代表的纯情质朴阳光之美的关注。（2）1981—1983年寻求超越阵痛期，以《亡夫》、《二月杏》、《鬼域》、《晚唱》、《朝拜》、《好了歌》为代表的精神消隐，创作茫然的非议。（3）1984—1988年感受时代变革的躁动期，以《商州初录》、《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浮躁》为代表的观照变革，对焦社会浮躁心态的再次文坛关注。（4）1989年后创作视阈的暗转期，以《****地》、《白朗》、《五魁》为代表的“商州土匪系列”的涉及再起争端。（5）1993年后文学观念边界的放大，以《废都》、《白夜》、《高老庄》称之为“三部曲”的更大范畴的责难、批判风波哗然骤起。（6）随之2000年《怀念狼》的纷争蝉后。（7）2007年《高兴》的热评与大评。真是七轮热点焦聚，文坛风流尽得，三十余载写作，人气谁能试比？一位“风光无限，奥秘无限，游人无限”的贾平凹，一位争议无限，歧异无限，话旧叙新无限，唯一能牵引文坛灵动的贾平凹。
对此现象，贾平凹自有一番思忖，“作品常常被非议、责难和无可奈何的叹息。我也焦躁、沮丧，甚至悲哀落泪，我是输过许许多多人与事，但我最终没输过我。”“写作是一个人体证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的一种法门，不要老想着我的文章怎样，而只要以法门态度对待，文章自然而然就境界大起来了。”这一认识，体现了贾平凹难得的一种超然心态，使其创作在长期的争议中有所超越，又在超越中再添争议，反复回环历练，以至于“静水深流，潜心写作”（贾语），达到了贾氏艺术的独到境界，映现出一种艺术精神的自在追求。
立足这一艺术至境的撞击点，值得思考的是，贾平凹与文坛纷争的相缠相绕，或者说，文坛与贾平凹的连锁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关系呢？我以为是贾平凹的创作在争议与超越中激活了文坛，推动了文坛的前行，而不是文坛在驱动他。这种带有规律性的激活，是作者对艺术至境的不断撞击和攀援，所产生的文学史意义是巨大的、显在的。譬如，80年代初期的《山地笔记》（短篇小说），是作者悖忤“伤痕文学”思潮之时尚的别一创作，是“新笔记小说”尝试写作的开端，其纯真朴素的情感追求，田园牧歌式的明丽画卷，山水人物的壮美，给尚在伤痕噩梦中哭泣的文坛与作家们带来鲜活、灵动、清新之诗意美的启示，牵引文学走出伤痕，关怀当下。稍后，80年代中期的《商州初录》（中篇）、《商州又录》（散文）、《商州三录》（散文）、《商州》（长篇）等的出现，再次激活了当代中国社会之“寻根文学”思潮，特别是《卧虎》（1982年）为最早发出文学寻根的审美信息的。贾平凹与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阿城、郑义、扎西达娃等一并成为文坛热点，文学寻根的始作俑者。正如有文学史家这样描述：“1984年，具有各自风格的作家几乎将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瓜分殆尽。贾平凹占据了陕西，晋地成了郑义的地盘，李杭育在葛川江旁唱着深情的恋歌，阿城跋涉在云南的山山岭岭……”如此史家界定，虽然贾平凹一再坦言这“不是故意为之”，“一度偶与寻根派碰到一块”，我是“自己走自己的路，显得独特些，后来反而引人注目。”尽管作者如是说，但我以为其对注入文坛之活水，涌动文坛之热气、人气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那么再后的《废都》对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冲撞的文化思考与激活，《怀念狼》对人文生态大环境、大气象的文化思考与激活，《秦腔》对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断裂的文化思考与激活，无不体现出作者于写作—争议—超越—再写作—再争议—再超越的螺旋式创作攀升中，作品质量与艺术至境的一次次撞击与通达。这就是文坛与贾平凹，或者说贾平凹与文坛的秘密关系，一种正气写作的大境界写作范式的自觉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