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妮
贾平凹从2005年10月写起，经五易其稿，直至2007年5月才收笔的新著《高兴》于2007年9月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耗费了作家三年心血始完成的作品据说使作家写到手指变形。作为一部坚实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高兴》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成为我们文坛新的重要收获，作品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现实关怀，通过一群迫于家境困顿而离开家乡农村进入城市谋生的拾荒者的艰难的人生经历，充分地展示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特有的坚韧与柔弱，价值与尊严，高贵与卑贱。同时，这部以进城务工者遭遇为主要内容的现实题材小说也从根本上反映了作家贾平凹对农民工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的深切关注与思考，整部小说读来令人沉重，发人反思，让人高兴不起来。
一、题材取向源于作家的良心和“农民”的角色认知
农民一直是贾平凹的一种身份体认。“我是山里人……山养活了我，我也懂得了山。后来我进了城，离开了山，更想山了。”和20世纪的沈从文、废名等人一样，贾平凹一直宣称自己是个乡下人，是个农民。事实上，经历过系统的教育，在城里生活了几十年，已然成为现代都市知识者的贾平凹不可能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乡下人，但此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一方面使他依恋于对乡间生活的发觉与再现，从而使之成为陕南乡间生活的自觉的叙述者；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考量自己跻身其间的都市生活时自觉不自觉地保持“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这种“乡下人”、“农民”的目光既决定了贾平凹作品的题材取向，也使其小说在城乡题材互渗的总体格局中获得了表现。关于其作品城市与乡村的选择和互渗早在十多年前的作品如《废都》和《白夜》中已经涉及。《废都》叙述了庄之蝶、唐宛儿等作为文化人从潼关乡下来到西京的闯荡生活，《白夜》则描述了颜铭、夜郎等乡下人来到城市西京后的遭遇和命运。贾平凹早期作品大多描写西部农村，文笔清新隽永，富有浓郁的陕南地方特色，早期作品对农村题材的把握非常精准，人物的言行尤其符合其性格特征。后期作品作家则更注重并探讨都市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在这类作品中作家自然不自然地带上了浓厚而沉重的批判意识，关注人性、关注现实。我们可以发现，贾平凹对于乡村和城市的叙写与他个人极推崇的20世纪京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的代表沈从文非常相似，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都是他们魂牵梦萦的田园牧歌式的桃源世界和生命故园。
《高兴》虽是以城市为背景，但实际上描写的还是处于都市世界中的乡下人。主人公刘高兴自陕南商州农村来城里，以拾荒谋生。同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一样，从农村进入城市，一心想成为城里人，“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从偏僻贫困的农村来到城市，尤其像西安这样的大都市，并且改变乡下人的身份而成为城里人，是许多农民渴望已久的梦想，对于乡下人来说，城市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不仅是因为城市是现代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而且各种环境和条件非常优厚，令人艳羡。80年代以来，一大批农人纷纷涌入城市，当下，乡下人进城谋生的途径有很多，如打工、经商等，高考无疑是一个进入城市精英行列的最为公正的渠道，但是失败者只能以其他途径跻身于城市之中，如打工、经商甚或是拾荒等。《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就是以一个拾荒者的身份在城里谋生，刘高兴是一个极具头脑和心计的聪明人，在农村当归“能人”行列，但他向往城市生活，他穿行于城里的大街小巷，一味地坚持着他的信念，始终坚信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城市人。
“自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我几次梦见过有金顶的钟楼，梦见自己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树下的白石头上……我的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如果我真的死了，五富你记住，我不埋在清风镇的黄土坡上，应该让我去城里的火葬场火化，我活着是西安的人，死了是西安的鬼。”
可是，最终刘高兴们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处于一种“被抛”的位置，城乡意识形态的积存使其经常处于尴尬的不适的状态。物的发达带来人的贬值，现代都市的物质文明虽令人艳羡，却少了些许人情味。这一点，贾平凹先生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沈从文更是早有预见并痛心疾首：“‘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湘西在变化中见堕落的趋势，最明显的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为利庸俗人生观。”现代都市中人际关系比较冷漠，且城市中人对农民的歧视已成为难以逾越的屏障，刘高兴们在城里经常备受冷眼。最终，刘高兴在知道韦达实际上没有换肾事时失望至极，“我之所以信心百倍我是城里人，就是韦达移植了我的肾，而压根儿不是！”这实质上隐喻了刘高兴和城市的关系，在城里，他的灵魂始终找不到最终栖息之地，他不可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而成为城市人，这一命运难以改变。而当刘高兴背着五富的尸体回家，五富的尸体被警察发现后，他的这种感觉明显而强烈：“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刘高兴仍然是个农民，我懂得太少，我的能力有限。”梦醒之后，沉溺于虚幻的精神世界中的刘高兴回到现实，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仍然是个农民”。从这个意义出发，《高兴》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有着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反讽意味。
贾平凹说：“说到写《高兴》的由头，其实我一直都有为进城农民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我当然希望通过《高兴》的出版能引起社会各界甚至官方对现在农民工问题的关注……我们不妨将作品写成一份一份的社会记录，留给历史。”从这一点出发，贾平凹可为现代文人的楷模，法法是心，尘尘是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是每个时代文人们肩上的责任和使命。关注现实，摹写普通人的人生是《高兴》这部作品的重要成就。我们之所以充分肯定《高兴》这个文本的重要原因就源于作家本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坚持着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现象进行的彻底而不妥协的文学批判精神。作家应该多一些社会良心和人间情怀，把握住现实，寻求一种清洁的理想精神，确立自己的位置，保持自己适当的姿态。文人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如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和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评论家谢有顺曾经形象地说，意识形态的******一旦端坐在汉语文学上，好多作家就会窒息，因为没有空气，只有屁。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说，没有窒息的作家都是屁精，虽然这个屁股偶尔可以抬起一些，窜进一些风，但汉语文学不可避免地会保持着那个屁股的形态。在一些不理智的年代，在价值失落的疯狂年代，有良知知识分子会变成失语者。文学家需要宽松自由的创作空间，虽然作家也曾经历过不理智的年代，但当下的文学空间较为宽广，雅俗共赏，多元共存，于是贾平凹不失时机地把握时代脉搏，凭着他多年的乡村生活和书写经验，他把目光触及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阶层，《高兴》延续着贾平凹以往的朴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注民生，关注现实，这一点难能可贵，比之目下一些牛年说牛，狗年说狗；三八来了，歌颂妇女；五一来了，颂扬工人；六一来了，赞美儿童的作家要进步得多，他对得起自己的使命和良心，《高兴》等作品关注现实的力度也充分昭示了出于农村，以农民作为自己的身份体认并用文笔为农民代言和服务的作家的艺术品质。
二、农民工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继续言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数的中国农村人口从有限的土地上走进城里，他们带着精力和体力，带着对城乡生活的诉求，背着简单的行囊，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梦想行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里安身生活，他们又如何感受和认知城市。”《高兴》关注的就是这样一个乡下进城群体，刘高兴连同五富、黄八等埋身于城市间的高楼大厦、大街小巷之中，他们是一群拾荒者。主人公刘高兴充满智慧，富于幽默，不甘现状，耽于幻想，且看问题比较尖锐和透彻，他以拾荒者的身份跻身于城市，成为城里人的强烈诉求使得他快乐、高兴地穿行于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他努力地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尊严是为了在城市中扎下根，“遇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么，当然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拾破烂，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识珠呢？”刘高兴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拾破烂怎么了？拾破烂我就成破烂了？”面对着别人的冷眼，刘高兴依旧高兴地快乐地活着。然而，直至当下，农民进城务工者的城乡诉求从根本上还是无从表达和反映，对于进城的乡下人来说，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与他所处的现实环境之间是不和谐的，且常常处于矛盾的状态，外在的环境包围着他，挤压着他，也召唤着他，要求这个群体在多种可能的出路中作出正确的选择，正是他们的行为选择（哪怕是拾荒）体现着他们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贾平凹通过刘高兴形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接近真实的范本，在现实生活中已然存在着一个个刘高兴，他们重复着相同的际遇，演绎着同样的命运，他们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不能完全地被城市接纳。作品中，刘高兴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如梦初醒：“我爱城市，城市却不爱我。”刘高兴们在城市里犹如隐形人一般，大多数人对他们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他们的隐形身份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孤独而无根，尽管他们向往城市，企图改变农人身份而融入城市，但最终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其自尊、价值在现实社会中就像奥尼尔笔下的扬克一样被现实社会解构掉了。
“我抬起头来，看着天高云淡，看着偌大的广场，看着广场外像海一样深的楼丛，突然觉得，五富应该属于这个城市，石热闹不是，黄八不是，就连杏胡夫妇也不是，只是五富命里适宜做鬼，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飘荡的野鬼罢了。”
这是作品的结语部分的一段话，这些农民拾荒者在城市里如野草般无根飘零，被遗忘在城市的角落，他们始终处于“被抛”的状态，他们是现代都市里的边缘人。贾平凹通过这部作品真实地写出农民工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为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识提供可信的第一手的资料，同时也提请官方对这一底层群体的关注。另外，作品还通过刘高兴这一形象肯定了底层民众的一些可贵的品质——坚强、乐观的民间生存精神！贾平凹说：“我从他身上看到中国农民的苦中作乐，安贫乐道的传统美德。他们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在肮脏的地方却干净的活着。他们的精神状态对当今物质生活丰厚、精神生活贫乏的城市人来说颇有启示。”刘高兴们艰难地生存在现代都市社会里，却有着乐观向上、积极拼搏的精神状态。“乐观主义其实就是求生意志的自我陶醉。”儒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昭示出一个道理，就是当人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富贵还是贫穷，即使是在地震、海啸等不可抗力之后，如果我们还有生命，就要感谢生命，必须有乐观的顽强的活着的精神。从阿Q、徐福贵到刘高兴，承袭时代风云和历史的积淀，乐天精神在一代一代的延续至今。贾平凹深切关注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刘高兴形象为我们文坛树立了一个鲜活的、极具个性化的生活原型。
三、《高兴》关注农民工问题的深远意义
于冷静中洞悉人生真实，于细微处烛照人性本来，在《高兴》中贾平凹本着对文学负责的态度对农民进城务工者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给予深切的关注与思考。可以说《高兴》是一部生活在城市里的边缘人的生命悲歌。作品像一面镜子，表现了农民进城的话题，也让无数受众走进并了解了刘高兴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同时，贾平凹也给当下文坛农民工题材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刺激模式。在城市化进程加剧的现代社会，我们也期待着这部作品能够如作家希望的那样，农民工问题能得到官方应有的关注，不仅仅是在物质利益方面（如运用政府机构和法律武器帮助其讨薪）的关心与关怀，我们还更应该从精神的层面关心这个群体。综合以上几个方面，《高兴》这部现实力作相应的具有了极其深远的文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