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另一个海防思想就是“以夷制夷”，这就是林则徐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之争和矛盾，达到他们自伤的目的。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了“久持困之”的御敌策略。
他认为，“英国在夷洋各埠，赁货船雇兵而来，费用之繁，日以数万金计，即炮子火药，亦不能日久支持，穷蹙之形已可概见”。
林则徐的这些早期海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守海口为主的近海防御的主张。这是依据清朝政府没有抵御外敌的水军，没有坚船利炮，面对远距离来袭击的英军采取的一种以逸待劳、以近克远的战略战术。
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他逐步认识到，要真正战胜侵略者，没有一支“船炮水军”是不行的。他把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也归结为“水中无剿御之人，战胜之具”。于是他主张改进船炮，“出洋剿办”，即在大洋上迎战才是长远之策。于是他产生了建设一支由150艘西式舰艇组成的具有独立指挥系统的海上武装力量的设想。当然，在软弱腐败的清廷面前，林则徐的设想也永远只是设想。但林则徐能够通过战争的实践，因时变势，感悟到现代海防的真谛，逐步明确发展近代海军的意识，是非常可贵的。由于这一思想的出现，开一代风气之渐，从而导致了海防运动在中国的兴起。
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特别是广东省开始纷纷成造新船形成了一次以造船热潮为特点的海防运动。
这场海防运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明清两代奉行的禁海闭关的海防观的否定；
二是把关注边疆形势的视线转移到关注海疆上来；三是对“夷情”的介绍从海外奇谈转向经世务实。
林则徐组织编译了《四洲志》。
这部书全面介绍了亚、非、欧及南北美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并重点介绍了英、美、法、俄等海洋强国的情况，给封闭愚昧的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
魏源和《海国图志》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东南沿海的大门被打开，侵略者舞动着洋枪洋炮，向清政府发号施令。
空前的外辱外患，使一批志士仁人不得不思考如何抵御外侮、奋发图强的良策。继林则徐出版了《四洲志》后，另一个为中国封建社会打开眺望世界之窗的是魏源。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好读史书，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很注意研究边疆问题。鸦片战争爆发后，经林则徐介绍进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与浙东的抗英斗争。后来由于清政府对英战和不定，魏源愤而辞职归扬州。1841年，林则徐被清朝革职充军新疆，在赴新疆的途中，与魏源相遇，故知重逢，百感交集。林则徐出于民族义情，把其在广州搜集到的外国资料和《四洲志》的手稿交给魏源，嘱他进一步搜集资料，研究外国情况，编辑《海国图志》。
魏源《海国图志》的创作魏源接受好友林则徐的深情嘱托，根据林则徐先前主持编译的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四洲志》一书及其他大量材料，呕心沥血整整10年，终于编著出百卷本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该书认真分析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以御外侮的主张和措施，成为当时中国非常难得的一部思想启蒙著作，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产生了极其深刻和久远的影响。
鸦片战争的亲身经历，使魏源深刻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是敌人制胜的根本原因。林则徐在其感愤之作《圣武记》一书中最先提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主张，指出“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在所撰专门记述鸦片战争始末的《道光洋艘征抗记》中说“师夷”之说：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而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明确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筹海四篇是《海国图志》的重点所在。魏源对林则徐的海防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使之更加系魏源雕像统化。另外，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其中《议战》一篇，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乃是魏源海防思想的精华所在。
在19世纪40年代，伟大的先驱林则徐、魏源，在孜孜不倦探索夷情，致力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先进事业，他们为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拉开了巨幕。魏源曾计划用250万两的国防经费建成一支拥有110艘西式军舰和3万官兵的一支海军力量，并使之可以“驶楼于海外，可以战争洋夷于海中”。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腐朽的封建****，顽固的闭关锁国，愚昧的守土文化，先哲们尽管具有先进的思想，而行路艰难，难以实现中华民族在海洋上的文化辉煌。尽管如此，魏源的《海国图志》、李光建的《海防新编》、桂文灿的《海防要览》等一些探讨海防的专著，无疑给气息窒人的中国社会灌入了一股清新空气，一度形成了一个放眼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探索热潮。
北洋水师的发展及覆灭
北洋水师自1879年开始建军，其后不断添购战舰，至1894年中日开战前拥有“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战列舰）；有“济远”、“经远”等11艘快船（巡洋舰）；有“镇中”、“镇东”等6艘蚊子船（炮舰）；
有“左一”、“左三”等14艘鱼雷清朝的海军军舰《海国图志》封面艇；有3艘练船（练习舰）；有“海镜”等5艘运输舰；有“宝筏”、“犀照”2艘通报舰。
1894年，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指责日本政府的挑衅行为，并驱逐日本驻华使节。8月1日，光绪帝正式下诏，向日本开战。于是一场海陆大战由此打响。随着陆路战场的失利，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主力舰只出海寻敌决战。为支援坚守平壤的清军，9月16日，在提督丁汝昌的统率下，北洋水师18艘战舰护送4000名陆军赶赴大东沟登陆。（北洋水师参战主力舰为铁甲舰“定远”、“镇远”、“来远”、“经远”，巡洋舰“致远”、“靖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等10艘，“定远”为旗舰。）
17日，陆军登陆成功，北洋水师起锚回航。同日，日本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共战舰12艘，由朝鲜西海岸小乳纛角（长山串）出航，北洋水师定远舰（复原图）
环绕黄海北部游弋寻找北洋水师主力决战。日联合舰队先驶抵海洋岛，继向东北方向前进。
9月17日中午11时许，双方同时发现对方舰队。日联合舰队随即准备发起攻击；北洋舰队亦起航迎敌。12时50分，双方在大鹿岛（大洋河口外）西南接近至3.2海里时，开始战斗。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向北洋舰队右翼实施猛烈攻击，“超勇”和“扬威”两艘弱舰虽顽强战斗，但火力终不敌日舰，被先后击中起火。
战斗开始后，旗舰“定远”舰遭日本舰队围攻，舰桥被日军击中，正在舰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身受重伤。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接替指挥。随后，“定远”舰司令旗被炮火击毁，北洋舰队遂失去统一指挥。虽被日军围攻并受创，但“定远”官兵仍奋战不止，在整个战斗中，“定远”虽被弹千余发，仍辗转自如。
管带，清代军事职官名称。
清末新兵制，巡防营与陆军警察队统辖一营的长官亦称管带。海军的舰长亦用此称，民族英雄邓世昌即是“致远舰”管带。管带一职始置于清代神机营。称专操管带，额设24人，并有帮操25人，隶属于神机营掌印大臣和管理大臣。神机营辖马队、步队25营，专操管带分掌各营操演枪炮，练习技艺和阵法。神机营下属军火局和军器库主官称管带官，分字军火、器械的制造和收藏、管理事宜。
日舰乘“定远”、“镇远”被围，将第一游击队置于北洋舰队正面，全力攻击两翼弱舰；本队则置于北洋舰队侧背，以为策应，使北洋诸舰陷于首尾难顾的境地。“超勇”在遭受日舰第一游击队的重创后，又被日舰队本队攻击，终致沉没。
全舰官兵大部分遇难，管带黄建勋落水拒救，沉没******之中。
为扭转不利局面，“定远”、“致远”号巡洋舰“来远”、“靖远”等舰集中火力攻击日联合舰队本队后尾的“比睿”和“赤城”等舰，将其一一击伤，并击毙“赤城”舰舰长坂元八郎太。
日舰采取机动战术对北洋舰队实施夹击，北洋舰队队形被穿插兜击，顿时混乱。激战中，北洋水师“致远”号巡洋舰在重创“比睿”和“赤城”后弹药耗尽，而日舰正全力进攻已遭重创的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定远”官兵不得不全力灭火救舰，攻势顿弱。危急之间，“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决心撞沉敌舰。“吉野”见状一面紧急规避，一面猛烈开炮射击，相邻日舰亦全力向“致远”发射鱼雷，致使“致远”舰在冲击途中不幸被日舰“高千穗”所发鱼雷命中沉没，邓世昌及全舰250名官兵除17人获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日舰“高千穗”、“吉野”随后重新加入夹击“经远”舰，“经远”舰奋勇苦战，力敌四舰，管带林永升、大副陈策相继阵亡，全舰剩余官兵坚守岗位，继续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起火沉没，全舰官兵200余人英勇殉难。“来远”、“靖远”两舰在夹击日舰“比睿”、“赤城”时受伤。“来远”舰弹药舱爆炸，机舱充满浓烟，三管轮张斌元冒着高温俯身舱底操纵轮机，大副张哲、炮官谢葆璋指挥官兵奋力灭火。15时30分，日舰继续夹击“定远”、“镇远”。“定远”、“镇远”等舰还击，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弹药库被“镇远”舰首350毫米巨炮命中，起火爆炸，完全丧失战斗力。在“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后为北洋政府首任海军总长）建议下，管带叶祖珪主动代理舰队指挥，集合各舰。
北洋舰队稍事追击后，亦收队回旅顺（今属辽宁大连）。在战斗进行中，“济远”、“广甲”两舰逃离战场，“广甲”舰至三山岛搁浅，后于23日被日舰击毁，而“济远”舰在慌乱中误将已中弹起火搁浅沙滩的“扬威”撞沉，“扬威”管带林履中义蹈海自尽。
此战北洋水师虽损失5艘战舰，但北洋精华俱在，而日本舰队5艘主力舰被重创。可以说，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战场上不分胜负，而北洋水师真正的失败是从海战后开始的。
甲午战争后期，日军将战略进攻方向转至山东半岛，海陆配合攻“镇远”舰模型占威海卫，企图歼灭北洋水师。由于威海卫是北洋水师的主港，防守严密，日军为避开从威海港正面进攻，决定在荣成登陆，由陆路抄袭威海卫之背。1895年1月20日晨，日“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护送支援下，于荣成湾龙须岛登陆，占领荣成。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后，迅速兵分两路向西推进，达成了对威海卫军港海陆夹击的战役态势。同日夜，丁汝昌令敢死队炸毁北邦炮台，以免资敌。2日凌晨，日军占领北岸炮台。坐困威海港的北洋舰队遂陷于日军海陆包围之中。
2月2日凌晨起，被困港中的北洋水师成为日军海陆炮火的靶子。
2月3日，日军以第2、3、4游击队攻击刘公岛，丁汝昌、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率刘公岛、日岛的海陆将士奋勇抵抗，下午1时，清军击沉日舰“筑紫”，2时39分又击伤日舰“葛城”。日军正面进攻失败，改由夜间以鱼雷艇小队连续突入港内实施袭击，铁甲舰“定远”，巡洋舰“来远”、“靖远”，练习舰“威远”，先后被击沉、击伤。
2月7日上午，日军开始第5次疯狂的进攻。“左一”艇管带王平假传命令，率所有鱼雷艇逃离威海卫，13艘鱼雷艇中仅“左一”逃出，其余均被日军击沉、俘虏。鱼雷艇队的覆灭，使北洋水师失去了与日本舰队决战的最后机会。2月9日，日军开始了第6次进攻，旗舰“靖远”中炮搁浅。10日，日军进攻益急，一些贪生怕死的将领，勾结洋员，鼓动水上民兵威逼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畏威吓。11日晚，丁汝昌得知率鱼雷艇队逃跑的王平逃至烟台后，谎报刘公岛已失守，增援威海卫的陆军已全部被截回。丁汝昌随即召开将领会议，以“援军绝望，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鼓力碰敌船突围而去，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胜于尽覆”。但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洋员马格禄带头散去，并指使水勇用刀威逼丁汝昌，丁汝昌知事不可为，乃命将提督印截角作废，遂自杀殉国。右翼总兵刘步蟾、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也反对投降，先后自杀。牛昶昞召集诸将和洋员，公推左翼总兵杨用霖出面接洽投降，杨用霖严词拒绝，举枪自尽。随后牛昶昞等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军乞降。
16日，牛昶昞代表清军在降书上签字，缴出北洋水师所有残存舰只、及武器弹药。17日上午10时30分，日军占领威海卫，除将练船“康济”解除武装交还中国外，北洋水师所有残存舰只尽数被日军掳去。
亚洲第一舰队就这样覆灭了。
北洋水师被腐败的政府所葬送，它葬送的不止是一支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海军，它葬送了近代中国跻身强国之林的最后机会，葬送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葬送了一代中国人的强国梦。
孙中山的遗憾
清王朝覆灭以后，在中国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建设海权海军才得以兴国者，莫过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当天就公布命令：
“以红旗右角镶青天白日，日有十二芒为海军旗。”两天后，孙中山任命黄钟瑛为海军部长、汤芗铭为海军次长。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共设9个部，海军部便是其中之一，可见对海军的重视。
孙中山认为，“所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海权问题也”，“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谁握此门户，即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人方以为我争，我岂能付之不问乎？”“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爱国将领丁汝昌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势。”可惜的是，孙中山振兴中华海权的宏图伟业尚未开始，大权就很快旁落到袁世凯之手。中华民国首任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黄钟瑛英年早逝，规模有限的海军力量全部落入袁世凯掌握之中而难有作为。图110黄钟瑛的生平黄钟瑛（1868-1912），原籍福建长乐，后迁闽县（今属福州），本名良铿，又名鍌，号赞侯。宋代大儒黄干的23代孙。
14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驾驶班。毕业后，入刘公岛北洋水师枪炮学堂实习。不久，到“济远”舰当舰员。后成为民国第一位海军总长。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黄钟瑛为海军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黄钟瑛决心整顿海军，成立随营宣讲团，编辑出版《军中白话宣讲书》。
南北和议后，北洋政府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黄钟瑛仍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提出辞职，于4月11日免职。同年12月4日病逝，孙中山撰联挽之。
孙中山以后仍有不少仁人志士致力于中国海军的振兴，陈绍宽便是不遗余力者之一。1918年，他到欧洲考察了美、英、法、意等国后，写出了发展海军即海军航空兵和潜艇的报告书。南京国民政府一度想扩充海军，曾扬言说：“要挽回国家的权力必须建设很大的海军，使我们中华民国成为世界上一等海军国……”1931年、1933年乃至此后的连续三年，针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态势，时任海军司令的陈绍宽数次主持制订海军发展计划，谋求海军能够在海上与入侵之敌作战，“获得中国孙中山铜像海之制海权”。但是，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政策下，海军经费得不到保证，计划屡屡落空，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海军总共只有大小舰艇120余艘，总吨位6.82万吨，不到日本海军总吨位的1/30。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支弱势海军既无力同日本海军在海上作战，也无力扼守海口以阻止敌海军进犯，遂决定将海军主要舰艇和其他船只沉于长江下游的江阴航道，借以迟滞日军的进攻行动。1937年8月11日和9月25日，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指挥将228艘舰船沉入江阴航道的最窄处，这位本应驰战海洋的统帅却成了沉船塞江的首领。结果是船毁海防摧，国破山河碎。
1948年，当国民党海军从英国接回第一艘轻型巡洋舰“重庆”号的时候，偌大的上海港竟没有自己的一泊之地。望着那满是星条舰、花旗轮的黄浦江，舰长邓兆祥的心里在悔恨，满舰官兵的心彻 底失望了……
海军与百年耻辱史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成前，中国被迫签订了1182个不平等条约，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60年间，帝国主义以战争赔款的形式，共向中国勒索白银13亿两，而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只有8000万两，即使全部拿来做赔款，16年也还不清。
中国需要海上长城，中华民族需要海权，这既是中国几代人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近代海军是应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需求而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战略历来是以进攻为主。中国发展近代海军的意识产生于对海上侵略的被动反应，所以中国近代海军尚在母腹中孕育的时候就是为了防御，这与海军的本身使命相矛盾。资本主义是为了海外贸易和向海外扩张而积极发展海军的，它们需要与进行世界性贸易和开拓殖民地相适应的远洋舰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和技术。
所有资本主义的海上强国对海权的运用都集中在海军战略上。这是以世界海洋为舞台的海军战略，是为整个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海军战略。
处在这一时代的清政府，开始“重庆”号巡洋舰发展近代海军时，却全然没有这样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说没有国家战略并不确切，它毕竟是为了保持国家政治、经济上的闭关自守而发展海军的，只不过从来没有从国家需要控制和利用海洋的高度来筹划和发展海军。这种低层次的国家战略必然制约海军的发展。因为服务于闭关自守的国家政治目标，海军只需要守住海防，保住疆土，不需要争夺海权，不需要具备远洋进攻能力，也不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而中国近代甲午海战中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晚于日本，中国完全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机遇。可惜的是，中国没有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产生于资本主义、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轨道，企图用体现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从而丧失了发展海权、振兴国家的大好机遇。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海军的失败，中国近代化的失败，都是失之于海权，败之于海权。
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中，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中国无海权则无国家之兴。近代中国蓝色求索的悲剧教训之深刻，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北洋水师战舰
元末清初的海禁政策元明两代和清朝前中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在位日久”，多数统治者骄奢淫逸，嚚弱“多病”，不仅未能孕育成新的生产力代表——资产阶级，而且自身的统治地位也两度被奴隶主或农奴主阶级所取代。因之，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既有元代和清初（多尔衮、顺治）两次反动倒退，又有明初（洪武、永乐）和清朝中期（康熙、雍正、乾隆）的两度振兴；既有封建社会末世整个统治集团的腐朽衰落，又有资本主义胚胎、幼芽的新生萌动。
560多年中，渔业的发展处于断续曲折和艰难前进的状态。
元王朝轻视渔业——工部没有掌理山泽职能。课税之外，基本情况是“听民自渔”。元末明初，我国沿海就遭到倭寇的扰乱。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倭寇的骚扰愈加猖狂。
明王朝为此实行海禁。明初，朝廷下令“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后来，终究由于沿海“小民衣食所赖，遂稍宽禁”。嘉靖三十年后，“倭患起，复禁革”。此后，鉴于“海禁太严，生理日促”、渔民“转而从盗”，海禁“势有难行”，才又弛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