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石
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至今余波未尽，且给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以前经济危机在我们眼中只是政治书上遥不可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痼疾，如今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对它有了全新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
经济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经济问题也越来越受国人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人对经济的关注就是对自身生活的关心。
了解经济大局进而掌握经济发展趋势需要有适宜的经济学理论做基础，《樊纲自选集》一书就是从理论层面上对中国经济的特点乃至改革发展做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学解读。
作为“当代华人经济学家文库”丛书的开山之作，《樊纲自选集》（以下简称《自选集》）分为“积极性基础理论：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三大主题，共收录了9篇樊纲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研究文章，内容基本涵盖了樊纲各时期的重要经济学研究成果，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应用
历史的看，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指导经济运行，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是适用的。但改革开放令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成分的复杂化与个体意识的恢复，经济参与者（国家、单位乃至个人）对各自利益最大化（每个人的利益是具有独特性的，构成也是复杂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私利）的追求使得“理性人”的概念在经济理论上更为流行，也更能解释当今的各种经济现象，如此便为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了用武之地。
经济学界人士多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直接拿来解释中国的种种经济现象，结果是在西方起源并发展的经济理论虽然有其科学性，但却无法适应“中国特色”的现实情况，导致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大打折扣。
樊纲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国化方面走到了更深的研究层次。在中国与美国共同学习研究经济学的经历使樊纲在系统接受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对中国的经济情况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结合中国实际科学地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并应用这些中国化的理论更科学地解读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提出指导实践的有效方法，这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更深层面的应用。
《自选集》由樊纲精心选择其9篇学术文章构成，内容虽偏重经济学的理论探索（这也是本套丛书的特点），但所有的理论分析均基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而且多就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展开论述，其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9篇文章的时间跨度从1988年到2005年，基本包含了樊纲研究中国经济的主要理论观点。每篇文章都紧扣当时中国经济的特点和突出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了极具应用价值的改革建议和发展方向。
二、基于中国经济的基础理论探索
《自选集》第一部分的3篇文章主要阐述樊纲应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方法，将这些基础性内容放在全书开篇是很适合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灰市场理论》一文，此文也被樊纲认为是自己的成名作。但我认为从研究方法起点与理论创新意义来看，第一篇文章《论公有制经济中各种利益目标、利益矛盾和经济行为》更能体现樊纲经济理念的闪光点。这篇发表于1988年的文章是樊纲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现象的起点，对“雷锋行为”、“国营企业的行为目标”、“公有制经济投资机制”等中国特色经济现象的分析非常精彩，他成功地将现代经济理论融入中国实际，并科学解读了中国的经济现象。文中提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在公有制经济中的作用，这在当时以社会主义经济学为正统理论的学术环境中是非常新锐的观点。
正如樊纲自己所说：“在哈佛学习期间，一边学习一边思考的问题，首先就是如何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的各种现象；而我之所以决心回国，首先就是因为在这一思考过程中，我的确感觉到已经‘悟’出了一点味道，已经相信自己可以将中国的特殊问题，分析、‘提炼’成一些特殊的理论模型，做一点在当时还算是独到的事情。”
《灰市场理论》一文更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之美。在此文中樊纲提出了“灰市场”概念，并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这种靠关系或“走后门”购买商品的市场现象。此文的研究对象更加务实，科学分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倒爷”横行的经济现象使这篇文章广受关注。
《“苏联范式”批判》一文表明了樊纲的经济学立场。樊纲针对“苏联范式”背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质来对其进行批判，分析过程科学、务实，在当时引起热议。
三、宏观经济学问题的研究
宏观经济学是樊纲的主要研究领域，第二部分的3篇文章展现了樊纲在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3篇文章分别探讨了通货膨胀（1990年）、不良资产与金融风险（1999年）、通货紧缩（2003年），3个主题紧扣当时的经济热点问题，再一次体现了樊纲结合中国实际研究经济学的特点。
如果说基础理论的探讨为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平台，那么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现实的政策指导性。“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要不要有和有怎样的经济政策来对市场的波动进行调节，搞得好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搞不好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在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很难直接应用于以公有制为主的中国经济环境，因此樊纲开创性地把制度因素引入了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在公有制基础上开展研究。樊纲说：“这些分析都属于一种努力，就是将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当时的体制环境，从而一方面正确地解释中国的种种经济现象（而不是用在别的制度环境下、在别的国家中的原因来解释我们的特殊现象），另一方面得出正确的政策结论，而不是错误地将在别的体制下有效的政策应用到我们的经济中来，不仅没有用，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从而更好地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目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的身份决定了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关注与探索，也要求他的经济分析必须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与指导意义。本部分的3篇文章展现了樊纲以务实的态度站在全局的高度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成果，其中的许多政策建议已经被政府采纳并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
四、更现实的应用——转轨经济学
转轨经济学是樊纲的研究特色所在，也是其最具现实意义的经济学研究内容。
在《非帕累托改变：既得利益与改革阻力》一文中，樊纲指出“非帕累托改变”为改革的一般情况，即改革在使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受损，并扩大“受损”的经济学研究范围，涵盖物质利益损失与精神利益损失，进而提出了改革的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可消除（即可补偿）的阻力与不可消除（即无法补偿）的阻力。在上述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说明了在改革中补偿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与政策建议：“最佳的策略还是尽可能准确地对改革的前景进行预测并且尽可能如实地告诉群众可能发生的一切，既不夸大改革的好处，也不过分渲染改革的风险。”这些政策建议说明了信息的透明与及时公开在推进改革与树立政府公信力方面的重要性。
《渐进式改革：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一文发表于2000年，是樊纲比较标准的转轨经济学理论分析，阐述了“留旧建新”这种渐进式的温和改革方式在中国的可行性。在这个下岗职工问题严重的时期樊纲论证了通过补贴把工人们“养起来”的做法是合理的，而且其实质也是改革，即“改了体制，但把人养起来”，同时指出“合理性的界限在于只能养人，而不能养制度”。
《平行推进：体制的“不协调成本”与改革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是樊纲关于转轨经济学的较新的文章。文章提出“在考虑一个制度体系整体改革的过程时，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顺序，而在于‘协调’”，并建立模型模拟分析协调性问题，初步回答了“在过渡的过程中，如何使不同的制度部件之间保持一定的相互协调，避免或减少不协调所产生的成本代价，使改革过程不被危机打断，不产生大的混乱”。
《自选集》用现代的理论抽丝剥茧地解读中国经济，笔者读时仿佛在品一杯清茗，香气虽淡却入心，通读后颇感畅快。
本书理论性较强，但读起来却不显深奥枯燥，其根源就在于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自选集》科学地解读了中国经济的特点与各种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更在字里行间折射出樊纲务实的学术态度，正如樊纲所言：“我干的虽然是一点点微小的事情，但是也许12亿人口的福利就因为我的这一点微小的贡献而增加。”
（作者单位是山西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