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节 一套研究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的好书——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
萧义夫
20世纪是中国农村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在这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变化比过去几个世纪的变化都要大，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迅速的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中国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为世界所瞩目。有许多人试图记录并分析这一变化的过程，“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陈吉元、何梦笔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丛书”），就是记录并分析当代中国农村变革的一套丛书。
村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连接点，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农村的变化。在这套丛书中，有5本书，约120万字的容量记录了分布于中国华北、西北、中部以及东南和南部的5个村庄的历史变迁，并特别着重记录了改革以来这5个村庄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变迁。村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研究中的“显学”，尽管有研究者认为村庄并不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点，认为村庄之上的市场体系或文化网络是分析中国农村的结构单位，但是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村庄的研究。近年来有许多描述村庄的著作出版，它们记录了一个个村庄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但这些研究多是分散的。这套“丛书”是由同一个研究群体对分布于不同地区的5个村庄，按照大致相同的思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中进行调查，并进行跨村庄的比较研究的，这还是第一次，是“丛书”与其他类似研究的一个区别。
在农村研究中，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间经常存在距离，很难沟通。宏观研究可能更多地重视通过大规模调查所得到的资料，这些资料涉及的范围较大，可以汇总和比较，但往往比较表面；微观研究往往只重视对个案的解剖，重视一个社会单位的独特性，但其研究方法和资料往往是孤立的，具有不可比性，使微观研究的许多发现无法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套“丛书”的研究方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互沟通的不足，在5个村庄研究中，对于每一个村庄，都是具体的微观研究，而基于同样的研究计划对多个村庄进行研究，就使研究资料具有可比性，从而使微观的研究可以与宏观的研究相互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丛书”的作者同时进行5个村庄的调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数量增加，也是贯通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一个尝试。
在对村庄的调查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盲人摸象，也就是说调查者本人对所调查的东西在进行调查之前没有明确的思路，到了村庄以后看到什么便记录什么，并且可能还会自认为是客观的调查，强调在农村调查中不带任何框子，以为这样的调查才不会存在偏见。但是，对于村庄的调查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当代的村庄调查和村庄研究也不是编写村庄的编年史，研究者是要通过自己的调查，通过对于村庄中每日每时发生的各种活动的了解和思考，发现其中所包含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查和研究的过程是一个解读的过程，透过复杂纷纭的现象，发现本质性的内容。在“丛书”的写作中，作者把记录和解读分作两个部分来完成，用5本书记录所调查村庄的事实，用3本书来阐述他们的发现。但是，可以看出，他们调查研究的过程是一个整体过程，反映在他们的5本调查报告的写作中，他们不仅仅是对调查村庄进行事无巨细的录入，而是存在着清晰的理论线索，这就是作者所关注的在中国当代农村中，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非正式关系和制度所起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5个村庄的调查不仅仅是对村庄社会变迁过程的记录，尽管这里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调查和写作中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在阅读5本调查报告时，可以发现其中的逻辑。这是“丛书”与一般村庄史的区别。
正是因为“丛书”的作者在研究的起步阶段就提出了他们调查研究的任务，所以他们的调查才没有停留在对5个典型村庄调查材料的汇集上，而是形成了3本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基于他们的田野工作，他们在3本研究著作中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思想。
作者所关注的是农村发展，特别是在高速农村工业化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关系到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东方工业化与西方工业化道路的不同。乡镇企业是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发展机制和过程对原有的许多理论是一次挑战，而“丛书”对中国的村庄和农村工业化做了多侧面的探讨。
在这项研究中，村庄是第一个核心概念，村庄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在人民公社时期又被赋予了公共资产，农村改革以后，村庄的结构和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庄是否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单位，“丛书”用5个村庄的调查说明，村庄在现代中国农村中依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由于村庄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外来人员进入村庄，使村庄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地处珠江三角洲的雁田村，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是本村常住人口的十几倍，与村庄外部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但这并不影响村庄原有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共同利益，村庄原有的常住人口仍然是一个密切相关的共同体。有的村庄在改革以后发生了较大的人口流动，特别是一些经营企业的人员，他们因各种原因离开了祖辈所居住的村庄，到外面去寻找发展机会，但这并没有割断他们与原来村庄的经济和感情的联系，如山西的屯瓦村，迁出的农民仍然关注着村庄的事务，在村内组织活动时，还会向村庄捐资。在温州的项东村，迁出的农民同样关心自己从中走出来的村庄。在改革以后，农民与村庄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村庄在农民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村庄是农民生活的一个中心，因而也是分析中国农民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单元。村庄的概念是这项研究的整个基础，其他的研究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贯穿整个研究的第二个概念是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的、没有被现行法律和制度所承认的各种制度，如果说在诺斯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那么，“丛书”则试图发现在经济发展中非正式制度所起的作用。非正式制度是多种多样的，而在“丛书”中更多关注的是“关系”。近年来，许多中外学者都开始探讨“关系”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关系”可以帮助希望发展企业的农民得到资金、原材料和市场。没有“关系”便很难发展企业，发展企业的过程也是“关系”不断扩大和巩固的过程。对于“关系”的解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之间的不同之处。如果说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信息是最重要的，那么在中国，信息往往是通过“关系”相互传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系”是信息渠道。此外，“关系”的作用还有很多，如建立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并由此形成稳定的社会联系等，在“丛书”中对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有大量的记载。在村庄和非正式制度这样两个核心概念的框架内，“丛书”的作者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如关于乡村工业与家族制度的研究。通过他们的比较研究发现，家族制度与乡村工业并不是如过去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水火不容，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二者可以并存，甚至相互支持。家族制度为农民形成经济上的共同体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组织资源，反过来，乡村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公共财产，又为家族的整合提供了可利用的资源。当农民不是以个体，而是以一个村庄共同体进入市场、发展乡村工业时，乡村工业的发展会强化家族的凝聚力。对移民问题他们也有新的见解。移民要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在新的环境中，新进入的移民往往表现出不适应，他们不容易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中，从而形成一个个亚文化。但在中国的移民中，文化的不适应表现得比较弱，新的移民希望成为当地人，但当地原有的居民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拒绝外来人口的加入，这与我们独特的村庄结构和农村工业化方式有很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的研究中，有许多这样很有价值的新发现和新解释。
“丛书”是一个中德合作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研究者不是关起门来作研究，他们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的理论动态，从而保证研究处于当代村庄研究的前沿。这个研究群体主要是由一些青年学者组成的，他们在研究中一方面进行深入的调查，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准备。能够完成这样的研究，这二者不可或缺，而每一个方面都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现代的农村调查越来越困难，因为农村的生活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简单，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农村社会，需要有一套科学的收集材料的方法，同时还要有熟练的收集材料的技巧。“丛书”的研究者们应用了多种收集资料的方法。村庄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研究单位，任何单一学科的技术都不足以完成村庄研究的任务，所以，他们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他们研读了许多当代最新的理论，这从他们的研究深度以及他们的引用书目中可略见一斑。
最后一点想说明的是，他们的研究是尝试性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村庄研究，要解读中国的村庄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需要更多的人做更多的工作。解读中国的村庄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丛书”仅仅是从一个角度进入了村庄研究，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村庄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
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是零散的，尽管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的共同出发点，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尚未形成体系，彼此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研究著作在一些方面不是统一的理论著作，而类似一本论文集。甚至他们的发现也存在着差距，有些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还需要更深入细致的加工。但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原载《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4期。
作者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