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飞
大寨现象，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探究大寨的成败得失，总结它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追寻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是当代历史中一个人们普遍关注又一直未能说出个究竟的社会课题。
这个社会课题，孔令贤先生在《大寨沧桑》中破解了、回答了。而且述说的是那样的雄健大气，那样的酣畅淋漓；那样的深沉丰沛，那样的举重若轻；那样的恰如其分，那样的耐人寻味。可以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这部逾30万言的纪实文学作品，是近年来我所看到的众多研究探索大寨发展史论著中的扛鼎之作，是极具价值意义的一部好书。著名作家二月河称其为“大寨版《史记》”，实在是不为过誉。
翻阅着《大寨沧桑》的文稿，我的心就像在60年间的大寨变迁史中穿行，良久地沉浸在风雨沧桑的境界之中。《大寨沧桑》确实沧桑，人沧桑，事沧桑，风沧桑，雨沧桑，读后感受很深，感慨良多。
站在时代的高度，用当代视野和观念理性地审视、研究、记述大寨的过往今来，是《大寨沧桑》最突出的一个亮点。
该书记述的史料相当丰厚，总起来讲是：60年的大寨变迁史、三代人的艰苦创业史、社会转型风潮中的重振雄风史。我们知道，大寨“曾为神州大地的农业典型，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史20余年进程。改革开放时期，又有过徘徊而觉醒、痛苦中奋起的复杂经历。可以说，大寨绝不仅仅是两平方公里和60载的狭隘时空概念，而是有着揭示昭显中国农业发展规律的全局性意义”。对这些许许多多尘封已久的历史现象，对那一段段难以磨平的峥嵘岁月，作者并不是平面化地进行叙述，而是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展开，是一部追寻历史、审视现实、开掘未来的力作。在这里，作者一方面是展现和陈述，一方面又是追问、思索和探究。他紧紧抓住的是他多次提及的“大寨精神”，这“大寨精神”其实就是大寨的本质所在。作者本人既是一位熟悉大寨的饱学之士，又是一位有着当代视野的思考者，他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在完成着一个双重对话的过程：一方面和大寨对话，以发生在大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为主线，透视大寨的兴起、低落、徘徊、复兴的全过程，发掘大寨人独有的个性和精神，既涉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又写到了当时的思想、观念、理论、文化，同时以现代意识和眼光审视这一切，用自己的心灵努力记录和激活着大寨精神；一方面和读者对话，使读者不仅仅局限在大寨兴衰的来龙去脉和相关资料，而是在一个更辽阔更深远的历史格局中，在社会转型的激烈风潮中，揭示大寨现象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阐释和挖掘它们深刻的社会蕴涵。这些论述在全书的六个篇章中随处可见，而在《尾声》篇中则做了集中的提升和呈现。作者在《尾声》篇中从大寨的兴衰史中总结了5个方面的理性思考：诸如，“六秩大寨，历史风雨涤荡，成败得失皆血泪，酸甜苦辣都是歌，堪为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七斗八斗是以亲和力丧失、思想禁锢、经济通道堵塞为代价的”；“欲使农民过上富裕幸福的日子，必得走出以农为本的误区，实现农业市场化、农村城镇化、农民产业化”；“任何事物从来都不是一好百好，也并非一坏百坏。人登高峰时，需要回头数数脚印，看看失足何在；身处低谷时，必须抬头向前，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奋起的勇气”等，都有着深刻的警示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在“善待典型”方面的大段论述，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在典型问题上，大寨是深得其利，也深受其害，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作者把在典型上的经验教训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捧杀”，无限度地拔高；二是“异化”，把本来的生产典型演变为政治典型；三是“护短”，一成不变，有错不改，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我对作者在“护短”问题上的论述实为惊叹，他说：“有一种认识我至今不敢苟同，即以为所谓爱护典型就是固守传统，如前清遗老遗少们宁舍生命不舍辫子般抱残守缺，且动辄以离经叛道的舆论杀人。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以卫道士面目欺世盗名，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不啻对人落井下石，害莫大焉。”这种振聋发聩的真言，非赤诚之人、施真爱之人是决然说不出的。任何事物从来不是一好百好，也并非一坏百坏。片面性，绝对化，一刀切，形而上学，确实把人害苦了，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因此，关于时代和典型的对话，确实是一个共性的社会问题。大寨的沉浮，学大寨运动的兴衰，有着许许多多可供反思之处。但是，平心而论，公允地讲，这么多长长短短，是是非非，完全从大寨单方面去深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从社会方面深刻反思。实际上更多问题都是后来推行学大寨运动中产生的，那样一个波及全国的运动大潮，一个大寨村庄岂能奈何得了？反思是一种文明的体现，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反思方面做得实在太差了。
以唯物史观为法度，正是非，论功过，记事述人，客观公正，是《大寨沧桑》又一个令人注目的亮点。
作者对于发生在60年间的一切历史的或现实的社会现象，不回避，不躲闪，“既不受一己感情所驱使，也不为社会舆论所左右”，总是站在一个秉有良知的立场上，明确而恰当地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和回答。在作者的笔下，陈永贵既不是被无限拔高的完人，也不是被任意贬损的俗人，而是一个集勤劳善良、忠厚睿智和狭隘保守、亦智亦愚的太行山区典型的农民形象。作者在充分肯定其功绩的同时，也如实地指出了陈永贵的局限和弱点：“后来大寨名声大了，陈永贵的官也做大了，就有些飘飘然……听不得不同意见，还常常以‘反大寨’的棍子打人。在众星捧月般的炽热气氛中，农民那种狭隘的表现欲日渐膨胀为权力狂热”、“直到后来失势之时，才真情回归，重新找回自己原先生存的那块土壤”。这就使人们在扼腕的同时，看到了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真实的陈永贵形象。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叙述这一切一切的时候，并不是把自己置之度外，隔岸观火，评头论足，而是把自己融入其中，表现出了一种焦虑、无奈和痛苦的复杂情感。他说：“作为当事人，我真切体会了大寨将本真经验祥和生活异化作浮躁飘逸政治语言的无奈和痛苦。有了这个经历，便有了和大寨共命运的切身感受。我为大寨的成绩而欣喜，为大寨的荣誉而自豪，也为大寨所遇到的困厄而焦虑。”这种心路情怀，恐怕是众多关心大寨的善良人所共有的。
还应该提到的一个亮点是，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学养很深，国学底子很厚，文字功力很硬，洞察力很强。
《大寨沧桑》笔触细腻，描述精当，感情浓烈，色彩斑斓，在史料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之中透出了大散文笔法的婉丽和倜傥，做到了史学和文学的完美结合，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可读性。在文学色彩极浓的前言《依依垂柳》中，他以一棵老柳树的变迁，隐喻大寨的兴衰发展，生发出了哲理性极强的人生感悟：“一个个跌宕起伏，被岁月堆积成记忆；一次次摸爬滚打，于旅途薪火相传……昨天孕育了今天，今天催生着明天，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而求索是永恒的主题。”作者曾言，在这本书中他要“用心把脉历史”，“用爱书写众生”，“用理点击沧桑”。要达到这个要求，其难度是相当大的。作者硬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凭借那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活跃的思维，调动自己全部的生活积累、知识积累和情感积累，纵横驰骋，知难而进，“稿纸耗费几十本，钢笔磨秃两三支，血汗堆砌，心力交瘁”，数易其稿，历时两载，终于撰写出了这部长篇巨著。可以说，《大寨沧桑》是作者的心血之作，生命之作。也可以说，作者是要用自己的这部力作，去迎接一个伟大民族新的整合与崛起，迎接又一个壮丽的日出！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曾为农本经济典型的大寨村庄，在社会转型的风潮中，经受了刻骨铭心的心灵炼狱后，走出徘徊，二度创业，再铸辉煌，在市场经济中重振雄风，其历史意义远在现实之上，这就是它的重要的价值意义所在！
我与孔令贤先生在此之前并不相识，完全是通过这本书把我们的心与情一下子联结在了一起，与这样的贤达之士、饱学之人相识而又相知，是我这暮年之人的一大幸事！衷心感谢他为我们奉献了《大寨沧桑》这么一部好书！大寨是一个品牌，品牌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在大寨，还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可探索可论证、可挖掘可书写的独有的宝贵资源，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有些则需要以抢救的精神迅速打捞。任重而道远，希望孔先生挑起领军人物的重担，在这方面大展雄才，奉献出更多的有价值意义的好书，我在翘首以盼！
（原载《太原日报》，2006年2月6日；
《晋中日报》，2006年4月14日。
作者单位是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