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飞
追忆文化先行者们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对他们进行全面解读并承传光大他们的精神风尚。山西经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追思文化大师》，就是这样的一部题材很大、分量很重的好书。乍一看来，《追思文化大师》似乎是一部读书札记或读书笔记，仔细读下去就会觉得，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心得记录，而是一部具有丰厚文化含量和深刻学术探求的论著。或可说是，《追思文化大师》一书，在内容、视角、史料等方面都有着许多值得关注的亮点，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理论意义。
总体来说，《追思文化大师》一书，是以现代化的视角和人文考辨的观点，解读20世纪之初中国文化的先行者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刻内涵，展示了文化的力量与理想的光辉。
我们知道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是中国文明发展进步极为重要的时期。这期间，中国的文化完成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革命，实现了文明发展的飞跃。这种白话文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和完善，逐步形成了比较规范的语言规律和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的机会，为中国参与21世纪的全球化竞争提供了可能。在这一时期内，涌现出了一大批在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文化大师，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严复、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在新世纪里的新景观。
在《追思文化大师》一书中，作者以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主线，集中论述了这一批体现时代精神、强烈要求变革的先行者们。从中，使我们看到了这些文化先行者们所以成为文化大师的治学之路、精神质点、勤勉态度和理想追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这些先行者们，作者并不是一般化的平铺直叙，而是在历史感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叙事、析人、骘史、论证过程中，既有考稽，又有论证；既有比较，又有厘定。特别是在勘史析人的过程中，作者对文化大师们既饱含着浓挚的感情，又不失去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认知，总是从深入勘证和冷静分析中，让长期处于浑蒙状态中的史实在鲜明的比对与强力的质证下，变得确当、明晰而凸现。这其中，最为精彩和最为突出的要数对陈独秀、鲁迅和胡适的精到论述。书中对当时的客观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肇始是对白话文的提倡和对文言文的否定。那时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也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就提倡白话文的新派阵营来说，应该要数陈独秀、胡适和鲁迅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了。但是，他们三人也并不相同，而是各有各的风格。陈独秀当然是旗手，他高举着文学革命的大旗一路横扫而过，不管别人能否跟得上，也不管别人是否赞同。而鲁迅则是一位最勇敢的战士，他的一生的确是战斗的一生，他是容不得半点虚伪和丑陋的，是一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针尖麦芒，决不妥协，绝不后退的真正战士。与陈独秀、鲁迅相比，胡适则显示出了另一种风格。他似乎不屑与人争论，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只要认准了目标就要坚持下去的精神。这种坚持不是不管不顾的冲杀，也不是毫不相让的争论，而是一种不断的持之以恒的“韧”性的坚持。在做出这样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中，如果没有陈独秀，就难以杀开一条血路；而没有鲁迅，就缺少了与各种各样的丑恶、保守势力做血淋淋的毫不妥协的搏杀的战士；而没有胡适，旗手和战士攻克的阵地就难以得到巩固，并为以后更为激烈的战斗准备武器。”一个人在读书之后，能够在深入思索的基础上做出如此精当的论断，实在是难能可贵。人贵识见，书贵明达。这就使得这部著作呈现出了可以称为“启示”的东西，或可说是具有了新的文化增长点，而这些正是一部著作最具价值的重要体现。
作者的这种严谨的学风和析人叙事的审慎态度，在书中还体现在对文化先行者们内心世界的“另一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探寻。这种严谨学风和审慎态度，对于本书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论述已故的先贤，往往涉及对一些历史史实的抉择与辨缪，甚至还担负着廓清历史迷雾和沉淀学术混沌的任务。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要么人云亦云，要么以讹传讹。而当作者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独辟蹊径的知识新天地。
在本书的第一辑中，作者从鲁迅精神是否与权利阶级对抗、鲁迅是否宽容与有气量、鲁迅是否知错必改、鲁迅为什么没有写出长篇小说、鲁迅是否讲求实际与注重策略等方面，对鲁迅不与人言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探寻，使我们对鲁迅有了一个全面、真实的了解。比如，在谈到鲁迅性格的二重性时作者说，鲁迅的性格中，实在是蕴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分。一种是体现在文章中的，表现出的是毫不妥协、锋芒毕露的战士形象。而另一种则是日常生活中的，是一个善良的、风趣的、没有任何名人架子的兄长。我们说他是战士的时候，往往指的是他的文字，而忽略了或者说不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普通的一面。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把他的为人当成了他的做人，以为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不苟言笑，没有人情，甚至不近情理的人。其实这只能说明我们充其量是了解了他的一些作品，对他的生活起居、待人接物还缺乏更具体、更真实的了解。我们只看到了他人格中的一面，而非常地不了解其中的另一面。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很难准确地走近这位对我们来说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在谈到鲁迅曾不同意女师大学生“三一八”游行请愿时，作者说，鲁迅注重实际，反对盲动蛮干，并不是对黑暗势力的妥协、退让，而是对战斗的坚守和自信，是战士的策略和战术。他不太赞成文人们冲上街去，而愿意在文化中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倾向。他是一个不怕战斗的人，是一个打过许多恶仗的人，但也是一个讲究策略，头脑清醒，不脱离实际的人。正如鲁迅自己在《空谈》一文中所说：“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鲁迅并且用打仗来作比，认为战士的生命是极可宝贵的，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得买卖相当”。这些记述都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诸如像鲁迅这样的人的为人，就难以走入他们的内心，就难以接近他们的精神天地，我们对历史，对文化，对今天的选择，也就缺少了重要的参照。这个道理，对鲁迅如此，对胡适同样是如此。在第二辑中，作者用18个篇章集中论述了胡适的为人后指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只会用一种尺度来衡量文化，即政治的尺度。不善于对文化现象进行文化的分析，只知道用与某种文化现象有关的人的政治身份来断定文化的价值。这种极其简单的价值判断虽然省事，却培养了我们一种不善于面对事物复杂状态的思维习惯，养成了我们不再愿意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养成了不再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去了解事实本来面目的惯性。作者所指出的这些有害的思维走势和认识误区，在今后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判定中，依然是应该防止和纠正的。
在追思文化大师的同时，注意对所谓“小人物”的关注和记述，也是本书值得关注的一个亮点。
这一特点在本书的第三辑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在这一辑中，作者不仅对“被掩盖在别人光辉之下”的林徽因以及曾被误读的高长虹、傅斯年、张恨水等人进行了论述，还对诸如阿累、孙用等“小人物”和大批的“无名者”做了记述。在一部追思文化大师的著作中，为什么要用一辑的篇幅论述这些并非是文化大师的人们？在作者看来，人们的一切存在和行动事实上都是对文化的创造，只不过是这种创造的价值不同。其中，有的成了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化巨人，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某一历史阶段的代表和象征。有的则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以自己的努力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而更多的人，则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者”。他们也努力了，也表达了自己对人类文明的关怀，但不为人所知。然而，不为人所知，并不等于他们的存在就没有价值。如果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颗所谓“重要”的“恒星”，那么，我们的天空将变得不再迷人，所谓的“恒星”也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我们难以相信，仅仅靠胡适和陈独秀的一两篇文章而没有那些普通的关心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的人们，就能形成风起云涌的新文学运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后者存在，不论是改良也好，革命也好，都只能是空谷足音。所以我们在尊敬、钦佩那些文化大师的时候，千万不可忘记了那些同样对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充满了关心和责任的普普通通的“无名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比那些所谓的“名人”、“大师”们更值得赞扬。因为名人们已经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名”甚至“利”，而那些“无名者”则一无所有。因此，他们对文化的关心就成为一种“纯粹的”关心，他们对文化的努力就成为一种摆脱了功利意义的努力。这些论述都是作者平民情结和唯物史观的映现。
还有，作者关于读书问题的论述也是值得人们关注的。在作者看来，现在我们有很多数字来说明社会的进步、生产和发展，但还很少有对人们的读书量和图书拥有量的统计。读不读书，读什么样的书，读多少书，实际上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读书不仅仅是一个求知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人内心世界那种向上、进取、超俗、爱心等美好品质的培养和训练。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读书就是为了提升我们的文明程度，使我们更有力量，更接近理想的生命形态，更接近真理。人生在世，对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知道的，对有些东西是需要略知一二的，而对某些东西则是需要有较多的了解，甚至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可以认为，杜先生这部书中的篇篇文稿，就都是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抓住点滴光阴，广泛涉猎，刻苦攻读，并经过深入研究探讨后写出的。从全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味到，作者撰写这类文稿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完全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是情感上的自然宣泄和思想上的执著追求。应当说，在当今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里，在多元化的生活内涵中，是有着许许多多说不完的话题和道不完的情愫，我们有责任把这些诉诸笔端，从而使知识的碎片得到整合，使感性的体认得到提升，使个体的感悟转化为社会的公共财富，借以建设整个民族更高境界的精神道德风尚。在这方面《追思文化大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还应当提到的是，今天我们追忆文化先行者们，绝不单单是一种怀旧，而是人们的一种识见，一种觉悟，一种追寻前行动力的自觉。正如作者在本书代序中所言：“当我们回想20世纪之初的那些筚路蓝缕的先行者们时，内心无不涌起一种深深的敬意。他们面对几千年的积弊所做的努力，就成为今天激励我们奋发进步的精神动力。”在后记中作者又说，今天我们再一次走进历史，走进大师们的精神世界，体察他们高雅的情怀，追思他们迷人的风采，就是对我们精神的慰藉，就是给我们前行以力量，就是赐予我们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在心灵迷茫时的指针。应当说，这些话语就是作者结集出版这部论著动因的真情陈述。事实正是如此，这些文化先行者们所走过的路，他们的学风与品格，他们的眼界与胸怀，他们的精神与理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饱受喧嚷浮嚣之苦的人们来说，无疑都是一种鞭策和警示。
曾记得，《文心雕龙》有言云：“心生而立言，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其意思是说，文章要出自内心，好的文章既要立意高，即“志足”、“情信”，又要有文采，即“文明”、“辞巧”。杜学文先生的《追思文化大师》，就是一部“心生而立言，言立而文明”的上乘之作。
真诚感谢杜学文先生和山西经济出版社为我们撰写出版了这样厚重的一部好书！
（作者单位是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