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晚年的刘邦而言，除了忧虑国事，最令他苦恼的是“家事艰难”。元配妻子吕雉，现在已经是尊为皇后。她为人工于心计，做事不择手段，在剪除功臣韩信、彭越等人的政治斗争中，与刘邦配合默契，可以说是刘邦的得力助手；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显然不具备“温柔娇媚”的风姿，不是那种需要男人呵护从而使得男人展示雄风的“小女人”，再加之，吕雉已经是“人老珠黄”，刘邦对她基本不会有男女之爱的情感了。“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吕雉不得宠，是肯定无疑的了。偏偏刘邦的身边，有一位婀娜多姿、能歌善舞、善解人意的美姬——戚夫人。假如仅仅是后妃争宠，或许刘邦还可以从容应对，麻烦在于后妃之争的背后，还存在着废立太子之争的大问题。吕雉所生的儿子刘盈，早已被立为太子。太子为人仁弱，与刘邦的性格大不相同，因此，刘邦曾经有“不类我”的感叹。戚夫人所生的一子，取名“如意”，立为赵王。刘邦对这个儿子特别喜爱，多次说“如意类我”。其实，赵王刘如意尚小，处世风格未曾形成，是否与刘邦相似，本来无从判断，刘邦对他的偏爱，主要是出自“爱屋及乌”的原因——由于喜爱戚夫人，转而怜惜刘如意。“母爱者子抱”，这是古人早已洞悉的秘密。刘邦多次表示，要废太子而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废立太子，固然是国家大事，刘邦不得不有所顾忌；而对吕后、戚夫人而言，首先意味着在刘邦死后她们各自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因此，两位均施展浑身解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年轻美貌的戚夫人，当然要利用她的优势条件，把“怜香惜玉”的刘邦搞得晕头转向。《史记·吕太后本纪》的一句话，把这种关系点破：“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无法在姿色上、感情上左右刘邦，却运用她的政治资源和阅历，拉住朝廷中的大臣，为巩固太子的地位苦苦努力。后来的事实证明，吕后的应对之策更加高明。
朝臣之中，力保太子、反对废立之事的人，并非都是吕氏一党，也有人是为了政权稳定的根本大计。而吕后必定适时出现在关键场合，对当面反对刘邦废立太子的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周昌一事，就很有代表性。
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何、曹参等人以下都为此而心怀敬畏。这位骨鲠大臣，时任御史大夫，他的极言直谏，曾经让刘邦伤透了“面子”。一次，周昌在刘邦饮宴取乐时入宫奏事，刘邦正在拥抱着戚姬嬉戏，周昌立即转身退走。刘邦的“猴气”突然发作起来，他并不因为自己的男女嬉戏行为被大臣发现而感到难为情，而是追了上去，将周昌扑倒在地并骑上他的脖项，问道：“我何如主也？”周昌倔强地仰起头回答：“陛下即桀纣之主也。”刘邦一笑置之。其实，这也是刘邦为自己解嘲的一个妙着。但是，在刘邦心中确实对周昌有所忌惮。等到刘邦欲废太子，而立戚姬之子如意为太子，多位大臣表示不同意，刘邦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此时，周昌在廷议之处极力争辩，刘邦加以责问，周昌有口吃的生理缺陷，又在盛怒之中，大声回答：“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刘邦听了他的“期期”之言，也只好“欣然而笑”。当时，吕后藏身于东厢偷听，君臣议事完毕，周昌出得殿来，吕后不顾皇后之尊的威仪，跪地道谢：“今天假如没有您，太子就要被废了。”（《史记·张丞相传》）此时的吕后，对周昌真是千恩万谢。侧室潜听、跪谢周昌，都说明吕后为了保住太子之位，已经是不择手段了。
坚决反对刘邦废立太子的大臣，还有太子太傅叔孙通。本来，叔孙通以“识时务”、多机变而著称，而在捍卫太子地位的问题上，他却态度鲜明地进谏了。他引经据典地规劝刘邦：春秋时期的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而废立太子，导致晋国数十年的混乱，为天下耻笑；秦始皇因为不及早确定扶苏的太子地位，使得赵高得以诈立胡亥，导致社稷灭亡。他明确提出：“今太子仁孝，天下人都知道。吕后与陛下同甘共苦，其可背哉？陛下必定要废嫡长子而立少子，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叔孙通的以死谏阻，令刘邦大感意外，也被感动了：“先生，算了吧，我只不过是开玩笑而已。”叔孙通义正词严地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稍一摇动，就会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安危开玩笑！”刘邦不得不暂且让步：“吾听公言。”（《史记·叔孙通传》）
迫使刘邦改变了废立太子欲望的关键人物，还有一位张良。事情的起因是，吕后胁迫张良设法巩固太子的地位，张良献策让太子以谦恭之礼请出“商山四皓”为辅佐。这四位名满天下的高年隐士，是刘邦曾经想要罗致而未能如愿的。张良的这一“奇招”确实见效了。就在刘邦公开宣传“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的背景之下，刘邦在宫中设宴，太子刘盈侍奉在侧。刘邦发现有四位仪表不凡的老者侍从太子，他们“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素，衣冠甚伟”。刘邦感觉惊异，询问其姓名，四人各言名姓。刘邦乃大惊。“四皓”敬酒之后，随太子退下。刘邦目送他们慢慢走出，他指着“四皓”的背影对戚夫人说：“我真心准备改立太子，但是，现在太子已经得到四位高士的辅佐，羽翼已成，难以动摇了。我死之后，吕雉就是主宰你们母子命运的人了！谁知她会怎样相待！”戚夫人听后涕泣不止，刘邦只好极力安抚注定要遭受厄运的爱姬：“你为我跳一段楚舞，我为你唱一曲楚歌。”说罢，二人长歌当舞，以泪洗面。伴随着美姬的翩翩舞姿，刘邦放歌一曲：“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缴，尚安所施！”（《史记·留侯世家》）刘邦反复吟唱，实际上是在满腹悲愁地愧谢戚夫人。冰雪聪明的戚夫人嘘唏流涕，刘邦无法自持，罢酒而去。
“商山四皓”出山辅佐太子，对刘邦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心理影响？后人已经难于准确判断了。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在接受了周昌、叔孙通、张良等人的劝谏之后，刘邦已经在重新思考自己废立太子的想法的正确与否，而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顾虑到如何在戚夫人面前收回自己的诺言？如果这一推测有成立的可能，刘邦就完全可能借着“商山四皓”的出现，而在戚夫人面前为自己找到了改变承诺的“台阶”。这样，刘邦在戚夫人面前的悲歌当哭，就既是愧疚之心的流露，也难免一点“作秀”的嫌疑。
既然废立太子的初衷无法实现，刘邦开始为自己的宠妃爱子的未来作出安排。首先，刘邦精心选择最有骨鲠之气的大臣周昌出任赵王如意的丞相。本来，周昌当时在朝官居御史大夫，官高位显，改任赵国的丞相，从官秩而言，属于“左迁”——降级使用；但是，刘邦选择周昌，实在是要借重骨鲠大臣，给赵王如意筑建一道保障生命安全的屏障。请看《史记·张丞相传》的如下记载：
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即万岁之后不全也。赵尧年少，为符玺御史……居顷之，赵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赵尧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邪？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宜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坚忍质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乃召周昌，谓曰：“吾欲固烦公，公强为我相赵王。”周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王，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
赵尧的推荐、刘邦的任用，都是看重周昌的为人耿直，而且自吕后、太子、大臣对周昌都有敬惮之心。这一安排，就一般常理而言，是最佳选择了。
刘邦为赵王如意安排的第二道安全屏障，是选择赵尧继任御史大夫。就常规而言，赵尧不具备出任御史大夫的条件，他的官秩偏低。刘邦之所以破格任用，完全是因为赵尧在推荐周昌为赵相时表达出来的政见——必须事先安排好刘邦身后对赵王如意的特殊保障。刘邦认定，这是懂得自己真情实感的人，也是可以托付身后事务的人。刘邦还特意安排赵尧跟从出击陈叛军，使他立有军功，晋封为江邑侯。这是为了提高赵尧在朝廷说话的分量。
刘邦为赵王如意安排的第三道安全屏障，是尽力排除可能会危及赵王安全的势力。在刘邦重病垂危之时，对猛将樊哙的斩杀密令，就集中体现了刘邦的这一思路。樊哙，娶吕后之妹吕为妻，与刘邦有连襟之亲，在楚汉之争中立有汗马功劳，刘邦对他一直以心腹相待。燕王卢绾反，刘邦任命樊哙为燕相国领兵平叛。出征之后，有人向重病在身的刘邦报告：樊哙与吕氏结为一党，将在刘邦死后对刘邦的宠妃戚姬和爱子如意有所不利。刘邦勃然大怒：“樊哙见我病重，竟然盼我死去！”他与陈平密商之后，令绛侯周勃在病榻前受诏：“陈平与周勃立即乘快车前往燕地，传旨由周勃取代樊哙领兵，陈平至军中立即斩樊哙，提头来见！”陈、周受诏而出，计议于途中：“樊哙，是皇帝故交，功多，而且又是吕后的妹夫，有亲且贵，皇帝虽因一时愤怒，欲加诛斩，真的杀了他，恐怕会有后悔之时。不如把他囚禁押送给皇上，要杀也由皇帝下令诛杀。”樊哙受诏，就被捆绑，塞于囚车之内，一路押送长安。陈平从权办理才保住了樊哙的一条性命。刘邦对樊哙的无情，就是对赵王如意的特别用情。由于樊哙是吕氏一党的成员，而且是一员猛将，万一刘邦死后樊哙对赵王动手，朝廷之中很难有人能够制约他。
纵横一生、豪气干云的刘邦，面对困境从来不服输的刘邦，在垂暮之年，开始感受到若干的无奈。仅仅是宠妃、爱子的命运，他都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安排了。这不能不使他黯然神伤。
当然，刘邦确实不同于众，在晚年，他又作出了一件显示个人魅力的惊人之举：重病却医。刘邦在平定英布之叛时，中箭受伤，凯旋途中，伤病转危，吕后延请名医为他医治。医生诊治完毕，说此病可以治愈。不料，刘邦谩骂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他对自己以平民身份打江山，颇为自豪，认定他的生死都取决于天意，即便是神医扁鹊复生，也无回天之力。所以，他拒绝医生施治，赐予黄金五十斤，发遣医生回去。个人生死已无关江山安危，所以刘邦可以利用最后的机会，向世人显示他豪爽大度、落拓不羁的性格。虽说有矫意做作之嫌，倒也真有些英雄暮年的悲壮之气。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四月，刘邦病逝于长安的长乐宫中。享年六十二岁。称帝之后，在位七年。死后安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东）。群臣议上尊号“高皇帝”，庙号“太祖”。后世大多习惯于连称“汉高祖”。群臣议定庙号的文字：“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汉书·高帝纪下》），可谓言简意赅。它准确地概括了刘邦在秦汉之交历史转折时期的特殊地位与贡献。
太子刘盈继承了帝位，他就是孝惠帝。吕雉则“升格”为皇太后。汉惠帝为人仁弱，朝廷大权落入吕太后手中。此后直到公元前180年，吕太后去世、控制朝政的吕氏外戚集团被功臣集团与宗室集团联合诛杀为止，吕雉以皇太后之名，实际掌握最高统治权长达十四年之久。
刘邦身后的其他家国之事，在此只能以粗线条的笔法加以勾勒与概述。
第一，先说刘邦身后的“家事”祸变。
刘邦在晚年，对宠妃戚夫人、爱子赵王如意的未来充满了担忧，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那位皇后吕雉了。她一旦大权在握，其报复之心发作起来，戚夫人母子必定要面临灭顶之灾。为了尽可能避免这一恐怖局面的出现，刘邦做了多方面的安排，力图为宠妃、爱子保住生命的屏障。
令刘邦意想不到的是，他生前的种种特意安排，都在吕雉的铁腕手段之下，归于无效。掌握了生杀大权的吕太后，就迅速地将戚夫人母子置于死地。而且手段是那般阴狠、毒辣。倘若人死后地下有知，刘邦是无法瞑目的。
刘邦死后不久，吕太后就将戚夫人囚禁在皇宫监狱内。昔日的皇帝宠妃而今身穿罪人服装，受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戚夫人还有可以慰藉的一丝希望，儿子如意已经在赵国为王，自己也许有朝一日可以到赵国去安享“王太后”的生活？吕太后心中同样明白，要彻底解决戚夫人，必须先除掉赵王。于是，她下达旨意宣召赵王入朝。刘邦生前设置的赵王保护人周昌，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了责任。朝廷的使者三次前来，都被赵相建平侯周昌阻止，周昌明白无误地让使者转告：“高帝把赵王交付给我，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恨戚夫人，欲召赵王一并加以诛杀，臣不敢送王入朝。况且赵王也有病，不能奉诏。”吕太后大怒，就改变办法使人宣召赵相入朝。周昌无法抗命只得来到长安。周昌谒见吕太后，此时的吕太后已经不是几年前跪谢周昌之时的态度了，她怒骂周昌曰：“难道你不知我怨恨戚氏吗？你却抗命不送赵王入朝，居心何在？”面对着如此歇斯底里的皇太后，身在长安的赵相周昌也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周昌离开赵国之后，吕太后再度派遣使者宣召赵王，赵国群臣没有敢于抗命的了，赵王只能遵命来长安。幸得孝惠帝为人慈仁，心知吕太后对赵王的怒火正盛，怕赵王遇害，就亲自迎接赵王于霸上，与之共同入宫，并且亲自安排与赵王的起居饮食。吕太后欲杀赵王，竟然一时无法下手。但是，吕太后刻意要做的事情，周昌无法阻止，孝惠帝也同样无法阻止。孝惠帝元年（前194）十二月的一天，孝惠帝晨出射猎，赵王年少未能早起同行。吕太后得知赵王不在皇帝身边的消息，使人以毒酒将赵王杀死。吕太后对戚夫人的迫害也随之达到了毫无人性、惨绝人寰的程度。“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史记·吕太后本纪》的这段文字，令人胆寒。戚夫人、赵王母子被杀于宫中，距离刘邦逝世只不过八个月的时间。
至于被刘邦寄予厚望、以爱子生命相托的耿直大臣周昌，也实实在在地尽力了，但是在吕太后的淫威面前，他根本无力回天。赵王被害之后，周昌只能以“谢病不朝见”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抗议。在郁郁不乐之中，他勉强支撑了三年而病逝。吕太后对当年的“恩人”却只记得“抗旨”的旧怨了，在他死后依然不让他安宁，送了他一个“恶谥”——悼侯。如果以周昌的行事拟赠谥号，得一个“忠”、“敬”之类的“美谥”，才符合公正之道。现实世界之中，哪有那么多的公正可言？周昌如果感觉不公正，大概也只能在冥间世界向“太祖高皇帝”刘邦诉怨去了。
另外一位被刘邦器重的大臣赵尧，之所以被破格任用为御史大夫的高官，是隐含着皇帝保护宠妃、爱子的嘱托的。对此，君臣二人均是心知肚明。但是，刘邦死后，连周昌都无法与吕太后抗衡到底，赵尧毕竟威望不足，再加之吕太后处理戚夫人母子的问题，完全是按照“家事”的方式处理，根本不与朝臣商定，御史大夫也就无法置喙了。赵尧的沉默不语，也无法避祸。赵尧事奉孝惠帝，恪尽职守，直到孝惠帝驾崩。到吕太后临朝称制的高后元年（前187），这位女主得知，当年向刘邦献策重用周昌以保护赵王如意的人，就是赵尧，就毫不客气地追究赵尧的前罪，罢免了他的御史大夫之职，并且废除了他的侯爵之封。
至此，当年刘邦安排的保护其宠妃、爱子的两位忠直大臣，不仅没有完成委托的任务，而且本人也受到了打击和贬辱。从“天子家事”这个意义上说来，死后的刘邦输给了在世的吕雉。
第二，再说国家大政。
关于辅政大臣，在刘邦垂危之时，吕后询问萧何之后的丞相人选安排，刘邦依次答以：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对于陈平和周勃，刘邦还有特别的评语：“陈平多奇计，足智谋，但不可独任。”周勃，“忠厚有余，文雅不足，后来能安刘氏天下者必定是周勃，可令为太尉。”（《史记·高祖本纪》）可见刘邦对陈、周二人的信任程度是有不同的，他既欣赏陈平的足智多谋，但又觉得他心计过多，所以只能控制利用，而不可单独委以重任；周勃是行伍出身，没有多少学识可言，在刘邦心中是可靠的“老兄弟”。吕后是完全按照刘邦的遗嘱安排丞相人选的，也因此而保证了汉初政权的基本稳定。由此可以证明，刘邦确实有知人用人之能。
惠帝六年（前189），相国曹参逝世，吕太后遵高祖之嘱，任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太尉。汉代以右为尊，王陵位居陈平之上。
王陵为右丞相两年，惠帝驾崩，吕太后正式临朝称制。吕太后有意晋封母家弟侄为王，又自感违背了高祖晚年所定的“白马之盟”，怕遇到宗室和功臣集团的反对，就首先征求王陵和陈平、周勃的意见。王陵当即表示反对：“当年高祖皇帝与群臣杀白马而结盟誓，非刘氏不得称王，有违背者，天下共击之。封吕氏为王，不符合白马之盟，不可。”陈平和周勃却冷静地意识到，单凭汉高帝的昔日之约已无法改变太后分封吕氏为王的决心，关键在于保住手中的权力，为日后的政治斗争做准备，于是他俩巧妙地回答：“当年高祖皇帝定天下，分封刘氏宗室为王，现在，太后治天下，想要封吕氏为王，无所不可。”散朝而出，憨直的王陵，当面责备陈平、周勃，怎能违背与高祖的盟约而曲从太后的私意？陈平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当面与太后辩论，我不如您；将来保全国家、安定刘氏后人，您不如我。”这是在暗示复安刘氏天下，当在吕太后死后。对这种玄机，王陵却未曾参透。
对于“不识时务”的王陵，吕太后心生厌恶，改任为少帝太傅，明升暗降，剥夺了他右丞相的实权。王陵一怒之下，称病辞职，堵门不出，连朝廷的盛大典礼也不参加，七年之后，病死于家中。王陵忠直固然可嘉，但他的仗节抗议，却没有在政治斗争中产生实际的作用。他保住了自己的忠直气节，却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创造历史传奇的只能是陈平等人了。
陈平被升格为右丞相，吕太后的宠臣审食其被任命为左丞相。按制度规定，左丞相低于右丞相，但由于审食其与吕太后之间有特殊的暧昧关系，这位左丞相居住于宫中，成为吕太后联系群臣的唯一桥梁，百官奏事都必须走左丞相的门路。右丞相陈平实际上丧失了政柄。
同时，太尉周勃与军队的联系也被打断，他名义上是武官之长，却没有调动任何军队的实权。甚至，如果没有皇帝颁给的符节为信物，太尉连京师禁卫军队的军营都无法进入。
仅有虚名而无实权，对于陈、周而言，都有一种失落感，但他们却从不流露任何不满，而是表现得安于现状，倦于国事。他们懂得，名分有时就是政治斗争的砝码；以谦让保住既有名位，才有可能日后与吕氏一争短长。
较量智诈，陈平自有他的优势。陈平与张良同为刘邦打天下的智囊人物，张良长于战略筹划，陈平善于战术权变。早在开国之战中，陈平曾“六出奇计”，帮助刘邦战胜了不同的对手。现在，陈平必须艰难地周旋于吕太后及吕、审食其等吕氏私党之间。他深知吕太后对他素有疑忌之心，而吕更因他当年为高帝出谋擒捕樊哙而怀恨在心，为了自保，他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国事全由审食其实际掌握。吕要想报复陈平，多次在吕太后面前诋毁他：“陈平身为右丞相，不处理政事，每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听到这些谗言，不仅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却更加放纵，似乎成了一个酒色之徒。吕太后得知陈平的行迹，却心中独喜。她为了表示对陈平的信任，召陈平、吕当面对质，并对陈平说：“俗语说：‘儿童与妇人的话不可信’，只要你对我忠贞不贰，就不必惧怕吕说你的坏话。”陈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只能假借酒色以求自保。
在吕太后分封吕氏为王的过程中，陈平与周勃审时度势，不强行阻拦，使得吕氏的疑忌之心有所减轻。吕氏称王，打破了外戚与宗室、功臣三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微妙平衡，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功臣集团虽以陈平、周勃所居官职为高，但初期却没有形成稳定的核心。周勃及其一班武将，轻视文官和谋士人物，甚至连陈平也难得到他们的敬重。后来，陈平采纳了陆贾的建议，主动交结太尉周勃，他以五百斤黄金的重礼，为周勃祝寿，周勃也如礼回赠。将相二人深相结交，为日后诛灭吕氏，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80年，吕太后病死。死前，她苦心孤诣地安排了政治格局。以吕氏的代表人物吕产、吕禄分别掌握行政、军事大权，控制小皇帝，控制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控制宗室集团的核心人物。借以建立外戚、功臣、宗室三方面“共治”的局面。但是，吕太后的身后安排，很快被功臣、宗室联合推翻。吕氏以“谋乱”的罪名被灭族。
周勃、陈平等人，联合拥戴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为帝。刘恒由边地藩王入继大统，是为一代明君汉文帝。汉王朝的历史，至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汉高祖刘邦，在历史评价上是褒贬相差悬殊的皇帝。作为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他无疑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够集思广益、能够破格用人。这一点，西汉后期的一位正直官员梅福说得非常透彻，原文引录《汉书·梅福传》如下：
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智）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智），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此高祖所以亡（无）敌于天下也。
愚意以为，此言可以视为对刘邦雄主之才的“盖棺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