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的一边，有时是左边，有时是右边——这条街名叫建设路，不长，如果我以每分钟60米的行进速度，走完它，大约只要五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但我却很少用步行的方式认真地走完它，因为我的居住之处在它的中段，每天清早，骑着那辆多年也不擦拭一次的自行车从“这边”去上班，回来时便是从“那边”了。我在这条街上走了好多年了，只要我没离开这个城市，就一天得在这条街上往返好几趟。
街的这边，是挤满了铺面，不给城市留有一丝缝隙的地方。从人民路与建设路相交的路口开始数起，街这边的店铺名号依次是：岳西绿茶行、大别山茶叶行、新绿绿茶庄、皖江旅社、供电局宿舍区进出巷道口，接着是：高山茶叶行、山地岳西茶叶行、云雾山地绿茶庄、皖南精品茶叶专卖店（其中有两家茶叶店兼有零售香烟柜台）、振风游戏室、城中第一锅、银星干果土特产铺、桂林米粉七分店、西部人家——兰州拉面馆、市府拆迁办公室（这个政府职能机构已在上个月迁址到房地产管理局那座24层的大厦里办公了）、建设路96号——荣仁里居民楼大院……——这大院的某一幢楼房的一居室即是我的住所。
街这边的店铺，或许和我一样，都是街这边的事情，日复一日地在这一个夜晚睡去，并再在那一个早晨醒来。在我看来，它们与我的区别在于：它们是只能在这儿，而不能在那儿的事情。它们不能像我那样——可以在一个又一个地点出现。街这边的店铺，与我日常生活发生直接联系的并不多，我除了经常要光顾那两家茶叶行的香烟柜台、偶尔到那家“七分店”吃上一份大碗的米粉外，我喝的茶叶都是在街对面那家茶庄买来的——那家老板我熟悉，这河边的城市不是他的生身之地，他来自于我经常要填写的履历表中的那个“别处”——天柱山下的某个村庄。他的绿茶在滚沸的水中本色不变，植物的绿即使在酷热的夏天，也仍然保持着山地的青翠，慢慢地洇染了那杯城市的水，清香四溢地进入我的鼻内，使我记起自己曾有过的那三年农民经历。
现在，西北风在这条街上轻轻地刮着，正午的太阳白得耀眼，照在能够照到的那些地方，照亮了店铺的玻璃门窗、店铺里和店铺外那些人的脸，照亮了街对面那家茶庄前的空地，甚至照亮了空地上那个扎着白羊肚头巾的汉子手上的唢呐。呵，唢呐——系着红绸的唢呐，红木杆儿、黄铜碗儿的唢呐，正被来自黄土高原那足够强劲的力量吹响，它反射着这南方河流北岸城市的阳光，然后再次折向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庞，使那张年轻朴素的脸有了金属质地的亮。那是一张鼓圆了腮帮子、眯细了眼，几乎让我看不出有什么表情的脸，它全神贯注在自己吹奏的旋律里，与驻足在空地周围的路人目光视而不见。我没像往常那样，立即走进建设路96号——荣仁里居民楼大院，而是在街的这边停住脚步，有些惊讶地向那个汉子仔细望去。
腊月的阳光不很暖和，不能使街两旁房顶上的积雪全部融化，让那一支接一支吹奏下去的陕北民歌——“走西口”、“信天游”、“《蓝花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在这个城市的街头热烈起来。
其实，在我听到唢呐声，向那个汉子望去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他——这应该是我第三次见到他了。第一次是在2002年的腊月，具体到哪一天，甚至是正午还是下午，我也记不清了，我仅记得那个日子大雪纷纷纷扬扬下着，快过年了，街上的路人不多，只有几个人立在那块空地前，听着他不遗余力吹奏着那杆铜唢呐。第二次是2003年的腊月十八——我之所以能够准确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在那个正午，茶庄老板以热情的笑脸欢迎了这杆回肠荡气的唢呐（茶庄老板后来对我说，他一听到吹奏陕北民歌的唢呐声，就打心底“真真个爱死个人了”——这句走腔走调的话，显然不是他那个村庄的口音），并且我与这个吹唢呐的汉子有过一次短暂的交谈，并从交谈中知道了他是“横山边上”的人——“横山边上”到底是指什么地方，我至今不知道。第三次即是这个阳光下的正午了。并且仍然是在街对面茶庄门前的空地上。或许还仍然是同一杆唢呐，在这城市的空地上又一次高亢吹响。
这会儿他停止了吹奏，接过听唢呐听得“真真个爱死个人了”的那位老板递过去的一杯热茶时，他的目光与我相遇。
我走过去——从街的这边，走到了那边。他再次拿起唢呐，让唢呐仰天发出长长的一声呼喊，再骤然停住。我站在了他面前……
……现在，我不想将街边的事情再继续叙述下去，使它成为一个故事。我总觉得，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演绎成故事的是一个匠人的行为。生活中很多人事并不因为他们从“别处”来到自己的眼前，我就有理由与权利让他们在我这里成为一个个故事。这包括我居住之地的这条街道——街的这边，或那边的事情；还包括茶庄门前空地，和空地上的那杆唢呐。他们，似乎永远在我这儿之外的那个“别处”发生着——就与我一样，我即使走在“别处”，但在本质上也不可能是“那儿”的事情。
——尽管我意识到了——这样说，或许有些宿命的意思。
可那个陕北唢呐手却必须在这个正午之后，又一次离开这里远行。
然而，西北风还在刮着，街边的店铺、店铺里和店铺外的人，还有我，仍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