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好几篇文字中都提及过冀南平原的一个村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故乡，叔叔一直在那个叫作未宋村的村庄中生活。
可是叔叔现在已经终止了那样的生活，他躺在了未宋村村外那片麦地与麦地之间隆起的坡地上，被一望无际随风而舞的麦浪湮没了。
我是1998年的正月初八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个寒冷的电话不是叔叔家人打来的，叔叔家里没有电话，电话是我姨妈打来的。她说：你叔走了，走了……
叔叔走了，在寒冷的正月里那天，他觉得再也没有气力吃下麦子，于是大口大口地喘气、大口大口地吐血，最后躺了下去，躺在麦田间。
叔叔是个农民，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说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是因为他的营生不在种地上，而是用“望闻问切”的手段给病人治病，这些病好了再去麦地里寻吃找穿的种地人都叫他“大夫”。“大夫”是个很中听很古旧也很叫人敬重的名词，可未宋村和未宋村周围的人都这么叫，而不叫他“郎中”或“医生”。他们觉得，“治病”的跟“种地”的不是一样的人。叔叔不觉得不一样，他总坚持说：嗨，我是个庄稼人。这句话仔细琢磨没错，他是给生病的农民治病的庄稼人。
叔叔是他们那个大家庭唯一没有走出麦地的人。他的大哥——我的伯父，十几岁的年纪就从北平的一所学校跑到了陕北、走进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他的二哥——我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末离开了麦地、做了一个吃部队食堂的人；他的姐姐——我的姑姑，也跟着她的南下干部丈夫南下了。这些走出去的哥哥和姐姐及他（她）们的子女最后都住进了城市，做了看不见麦熟麦香的城里人。在我的想象中，叔叔一次又一次坐在了未宋村那片麦地边，眼睛充满了泪水望着姐兄走出去的方向。
我离开平原村庄的时候尚在母亲的襁褓中，因此我不可能记住叔叔与我们分别时那忧郁的神情。但我可以揣测，在我的揣测中我总看见叔叔捋下一把麦穗，放到手上搓一搓，然后再搁进嘴里咀嚼着，叔叔说：今年的麦子不孬。
我记得，1994年5月9日——在我父亲去世三个月后，叔叔来到了安庆——这是他人生的第5次安庆之行，他要为他的弟兄扫墓。他对我说：这怕是最后一次见你们了，我兄弟和凤荣（他的姐、我的姑）都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下一个该是我了。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受，我知道叔叔前两年因胃出血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为了使失去兄弟的叔叔心里得到平静和安慰，也是为了怕应验叔叔“怕是最后一次见你们了”这句话，我们兄弟姐妹都接叔叔去自己家里吃饭，并围着叔叔要他给我们切脉，但叔叔郁闷不乐地说：咱可不会给家里人把脉。当我把那篇发表的散文《北方叔叔来我家》（写1990春天叔叔的安庆之行）拿给叔叔看时，叔叔的脸上像是有了松动。在这之后的5月15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安庆市青年书画展”在工人文化宫开幕，我想带叔叔去看看，叔叔高兴地答应了。那天阳光强烈，天气热得历害，我见叔叔穿的衬衣很短也很紧，便劝他换上那件才买来的短袖衬衫，可是叔叔不换，我只好领着头戴草帽，身穿长衫长裤，脚踏草绿色军用球鞋，一身土气的叔叔去了书画展厅。后来叔叔在一幅斗方写意画面前站住了，其实那幅画很简单：三四个葫芦自肥美的绿叶间滴溜到地上，两三根长藤柔韧地穿过了画面，有几只红嘴红掌呱呱叫的雏鸭嬉戏其间；其中有只鸭子竟蹦上那个最大的葫芦，但很快就要滑下来。我看见叔叔在这幅画面前待得太久，便有些不好意思——这幅“田园小景”是我的手笔，因笔力不够，我只好让鸭子跳上葫芦。叔叔又看了一会，笑了，他说：北方水少，没见人家养鸭子，只养鸡。他在回去的路上又对我说：我的字不好，只能写方子，医术也不及你爷爷，你爷爷你没见着过，他用药真胆大，想学都不敢学，也学不了。
叔叔住了一段日子便回北方了。1995年的夏天，我和大哥回到了未宋村。叔叔对我们的到来异常兴奋，他和婶子拿出了所有的酒与我们没日没夜地长谈；我们从叔叔散发着酒气的言语中知道了发生在平原村庄及麦地里最是平凡的人事。
平凡的事情有时也很难表达清楚，比如那里的鸡与我以往见到的鸡就不同：跟麦草一样的颜色，每只都很瘦长，像鸟一样在我们面前飞来飞去，飞到树桠、飞上房顶，晚上歇息也不下地，那里鸡窝只是鸡下蛋时的“窝”，我想用笔墨写出那种意思，但困惑地被北方的风沙迷住了眼睛。
如今叔叔走了，这依然是平原村庄中最平常的事情。我们不能再为叔叔做些什么——我们只能面向北方，让视线越过黄河，向躺在河北平原麦地里的叔叔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