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良【11】
摘要：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同孙大午案相比，各有所长所短，当把两者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时，我们如何衡量和选择？事实上，这两个案例的发生再次将全社会的目光聚焦于民间金融问题。把尤努斯的乡村银行理念搬到中国，未必真的就是济世良药。而孙大午创立的大午集团的成功本身就是活跃的农村金融的一种体现，是中国式农村金融的一个亮点。据此，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民间金融展开分析，在考察民间金融的制度事实、民间金融的困境的基础上，反思中国民间金融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探索中国民间金融制度建设的突破点。
关键词：草根金融；乡村银行；信用社；金融改革
一、引言
（一）尤努斯和他潜心经营的格莱珉银行
“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后才成为可能，尤努斯创设的小额贷款正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我们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或许并不感到陌生。2006年度，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摘得本年度诺贝尔******。而这句话就是当时的颁奖辞，感人至深，促人深思。
1940年6月28日，尤努斯出生在孟加拉吉大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61年，尤努斯于达卡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远涉重洋到美国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深造。1969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在田纳西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当副教授。1972年，孟加拉国独立一年后，尤努斯回国，于吉大港大学的经济学系任教。
1976年，尤努斯偶然走访乔布拉村一个叫苏菲亚的农村妇女。单身的苏菲亚以做竹凳为生，带着三个孩子。每天清晨，她以相当于22美分的价格从中间商手里赊来竹子，傍晚把做好的竹凳卖给中间商，抵偿完竹子的费用后只能赚到2美分。就这样，苏菲亚只能不停地赊竹子再卖竹凳，从而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而当时像苏菲亚这样无力提供担保的人，根本无法从银行贷到款，因为银行家们认为穷人是没有信用的，他们会赖账不还。而尤努斯拿出27美元，以小额贷款的形式借给了42个农村女性，她们由此摆脱了中间商的盘剥，获得了销售竹凳的全部利润，很快就把钱还给了尤努斯。
当年，尤努斯创建了孟加拉农村银行，即所谓的“格莱珉工程”，1983年，政府正式批准尤努斯成立格莱珉银行。30年之后，孟加拉乡村银行已经拥有近660万借款者，还款率高达98.89%，其中96%为妇女，孟加拉乡村银行成为遍及69140个村庄的有2185个分行的庞大的乡村银行网络，并已保持了9年的盈利记录。到2006年，格莱珉银行累计放贷高达53亿美元，帮助近400万穷人脱贫。
在世界范围内，尤努斯及他的乡村银行的成功，引起巨大反响，先后23个国家引进了该模式，同时，其成功在金融界引起反思，很多主流金融机构开始把它看成未来的发展源泉。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银行不能贷款给穷人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尤努斯的成功，更是有力地打破了“穷人是金融界不可接触者”的传统金融理念。进一步而言，我们传统的金融体系，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如何才能帮助我们的落后地区建立真正为自己服务的“草根金融”呢？
（二）孙大午的成功与落难
1985年，孙大午创建了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坐落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资金作为民间企业的生命线，大午集团同样如此。此后多年中，大午集团为了发展的需要，试图申请贷款，但由于多种原因，无一成功。1993年，大午集团准备投资100多万元购买生产设备，申请银行贷款，无果。1995年，孙大午申请银行贷款50万元，举办民间技校，同样无果而归。例外的是，大午集团曾得到两笔因为荣誉而特批的政府特别贷款。一次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之一，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贷给了250万元；一次是1996年孙大午被评为河北省“养鸭状元”，农行又一次贷给了180万元。2000年，大午集团准备投资1200万元建设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需贷款600万元，被银行拒绝。被逼无奈，大午集团法定代表人孙大午在向律师咨询后，通过“民间借贷”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
2003年5月29日，公安机关对孙大午实施了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徐水县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批准逮捕孙大午，并提出起诉。
法庭审判中，公诉方指控大午集团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通过设立代办点的形式，以高于银行利率、不收利息税等手段，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针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孙大午及其辩护律师认为，大午集团利用借来的资金用于公司的发展和兴办教育等，其借款对象主要是公司员工和亲属，不属于“不特定社会公众”。
2003年11月，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罚金10万元，并判处河北大午集团罚金30万元。
如此一来，引起金融界、学术界、企业界高度关注的孙大午案告一段落。但是，该案暴露出的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诸多弊端，更是亟待解决。
二、中国“草根金融”的制度事实考察和比较分析
尤努斯乡村银行模式的成功和中国农村信用社的举步维艰，为我们探讨中国的“草根金融”提供了制度事实。据此，我们将视角锁定于格莱珉银行的运作机制、运作理念，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困境，展开比较分析。
（一）格莱珉银行的运作机制探析
以小额信贷【12】为依托，格莱珉银行通过向贫困群体发放信用贷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通过对格莱珉银行模式进行分析，探究其成功因素。
第一，运作机制的独特性。尤努斯创办的乡村银行，打破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原则。首先，贫困者可以通过加入一定的互助组织为保证来取得贷款，而且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时间内归还贷款；其次，格莱珉银行严格按“2—2—1”的独特制度，实行分阶段发放贷款，将贷款的群众以五人一组的形式，划分为不同的小团体，进而实现团体内部的相互制约和帮助，有效地减少了银行运作的成本，并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高风险；最后，格莱珉银行通过类似于“保甲”制度的特殊机制，有力地调动了贫困群体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将银行的利益同他们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让贷款者更多地去主动创造和致富，而不是商业银行的高压。
第二，经营理念的创新性。即倾向于为穷人辩护的经营理念。正如尤努斯所认为，穷人之所以潦倒不堪，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所事事，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和银行没有给予他们机会。传统金融体系避开了穷人这一最需要信贷服务的群体，单纯地追求商业利益。因此，只有富人才能借到钱，而穷人永远都不可能借到钱，似乎已经成为定论。恰恰相反，格莱珉银行一反传统商业银行模式，而将目光转向了穷人。进一步而言，尤努斯坚持尊重和信任穷人，并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注重贫困阶层的、能够调动和培育弱势群体民主管理能力的金融文化，【13】创造了一个新型的银行架构和一种崭新的金融概念。【14】
（二）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制度困境
在探讨农村信用社的困境这一问题之前，笔者首先解释一下为何将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同尤努斯的乡村银行进行比较。首先，两者面对的对象有着共同性，都是贫困群体，他们的抵抗意外能力较低。其次，贷款对象的组织形式中有着相似的地方，以一定人数组成团体。【15】笔者认为，我国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农村信用社，可以说是小额贷款的原始态。然而，由于受到政治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并没有像尤努斯的乡村银行一样，实现发展和扶贫的双赢，反而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至今发展仍是举步维艰。
20世纪90年代，农村信用社的内在矛盾和弊病日益突现，一方面，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抵御风险的能力持续下降。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外部因素。“行社脱钩”后，信用社的问题更加严峻，风险和亏损充分暴露。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信用社投向乡镇企业的大量资金，随着乡镇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甚至停产、倒闭，更是雪上加霜。此外，由于行政的因素，信用社人浮于事，极低的工作效率，难以迅速把握农村脉搏。
第二，内部因素。农村信用社盲目模仿国有商业银行，将资金的放贷重点放在工商企业，进而放弃了急需资金支持的农户，拒绝发放农业方面的小额信贷。同时，由于信用社自身并不具备健全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和必要手段，如此一来，必然陷入困境。此外，由于农村信用社浓厚的行政色彩，使之在成立之初就表现出强烈的“官”本位意识，不信任广大农民，更是失去农村社会和农民的信任及支持。
总而言之，在丧失了其应有的合作金融性质、无法满足农民的需要甚至将农民排除在业务范围后，对于立足农村的信用社而言，就意味着彻底地失败了。
（三）从制度事实角度展开比较分析
综上所述，孟加拉和中国的“草根金融”有着共同特征，更有着在时空条件下的阶段性差异。尽管如此，我们试图将两者比较考察，以审视中国的“草根金融”，具体如下。
第一，中国农村金融的错误定位。正如上文所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就作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被建立起来。然而，由于中国自身浓厚的“官”色彩，受之影响的信用社一步步脱离农村，向无法企及的商业银行靠拢，这不但没有带动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反之，导致本已贫困的农村流失了大量的资金。早在1994年，我国实行商业银行改革，四大银行成立，此后它们在农村的机构迅速萎缩，逐渐放弃农村市场。然而，在农村有着广泛网点的信用社，并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占领广大的农村金融市场。这一现象同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形成鲜明的对比。格莱珉银行充分贯彻对农民的信任，利用农村金融的贷款金额小、技术含量低、风险系数相对较低【16】等优势，并结合独创的运作形式，迅速扩展业务，最终取得了赢利和扶贫的双赢。
第二，浓重的行政色彩，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农村金融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突出表现为：政企不分、内部机制僵化、缺乏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立足农村市场，但实行相同于城市的金融政策，控制过死，无法满足农村需要；工作人员素质偏低，无法随时把握农村金融脉搏。其结果是，信用社的成立完全成为一种摆设。在脱离了农村之后，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不能也不会主动去寻找拓展农村金融市场的途径。
第三，中国的农村金融必须立足本地，因地制宜。笔者举出尤努斯的例子，并不是认同对其模式的照抄照搬，而是，试图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来启示更多的人关注中国本土的农村金融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阅尽资料发现，由于没有充足的资金进入农村市场，民间金融的发展势头迅速，占据了重要地位。对此，本文将会在以下的内容中涉及。其次，由于农民贷款的困难和高成本，为非法的金融市场提供了空间，农民更多地转向成本相对较低或者能够解决紧急困难的“高利贷”，进而扰乱了农村金融。
三、以孙大午案为视角检讨中国“草根金融”制度
当我们谈到孙大午案时，首先考虑的问题便是：中国的小规模金融的困境。据此，我们同样沿着这一思路展开探讨。
（一）大午集团集资案的启示
第一，中小企业融资难。如同大午集团的困境一样，有着较好的前景，然而却跨不过眼前的资金门槛——拿不到银行的贷款，或者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民营的中小企业难以取得发展所需资金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权力寻租又显得无可破解。
第二，金融机构的不足。现今，金融机构总是以自身的发展和经济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在风险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它们首先会选择更有保障的贷款对象，典型的例子如高等学校。此外，由于金融机构无法实现运营方式的创新，自然不去考虑像大午集团这样的中小企业，进而让自己承担高风险。
第三，政府相关机构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欠缺。大午集团集资案表现出：相应有效政策及法规的缺失和无力。事实上，我们能够找出的只有诸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之类的文件，笔者认为这并不足以解决类似于孙大午案的各种案件。
（二）孙大午案件的定性问题
在目前法律框架内，孙大午案至多属于违反经济法规的需要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介入调处的“非法集资”行为。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相关金融法律制度的适时完善，类似本案大午集团公司的行为将被更多地导入包括合法民间借贷在内的规范而灵活多样的民间金融制度创新中。【17】
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观点。
（三）民间融资的灵活性和飞速发展
孙大午案同时也传递着一种信息，民间金融的存在有着自己独特的背景和因素，有着一定的市场，然而，我们的金融体系在这一方面则是一片空白。
对东中西部15个省份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于75%，贷款来源倾向约为0.3。人民银行常德中心支行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湖南常德的334家个体工商户中，有过民间借贷行为的占76.6%，民间借贷成为农村融资的主渠道。相关学者对50家个体工商户、50家私营企业、200家农户的调查发现，非正规借贷发生率分别为82%、94%和24%。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显示，2000年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为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约占68.6%，按2亿农户计算，2000年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金额高达1400多亿元。2002年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大约在2000亿～2750亿元，农户非正规借贷总量在1800亿元左右，户均非正规借贷在1000元左右，农村个体私营企业非正规外源融资总量近1000亿元。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更加活跃。据农业银行温州支行调查，2002年温州市地下金融的规模达到了600亿元人民币之巨，温州市民间借贷“盘子”占到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有83%的农户曾有过民间借贷活动。有学者甚至认为，实质上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已不是农村信用社，而是非正规金融。【18】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民间金融的繁荣。
（四）对中国农村金融的思考
笔者思考农村金融问题更主要地是关注民间金融问题。
第一，民间金融的优势。绝大多数的融资活动很少受到行政干预；基于借贷双方之间的亲朋、乡邻关系，能够相互信任，借贷手续简便快捷；无借贷期限或者期限比较宽松，程序机动灵活，适应农村社会的需要。
第二，民间金融同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存在诸多相似。首先，是有效的信任机制；其次，是灵活多变的风格；第三，绝大多数的民间借贷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一种互帮互助，这同格莱珉银行的理念有着共通点。
第三，民间金融的拓展思考。这一案例让笔者回想起“地下钱庄”一事。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为了给家里寄钱，需要通过中国银行进行，但是需要很繁杂的程序，而且需要等待近一周的时间。相反，“地下钱庄”可以以很简洁的程序，并在一个小时内实现所有的现金转移，正因为如此，“地下钱庄”有着自己存在的基础和一定的市场。进一步而言，民间金融同“地下钱庄”有着某些相同的地方，这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四、中国民间金融的出路
我们认为，将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同孙大午案相比，各有所长所短。把尤努斯的乡村银行理念搬到中国，未必真的就是济世良药。而孙大午创立的大午集团的成功本身就是活跃的农村金融的一种体现，是中国式农村金融的一个亮点。当然，我们不去关注案件背后的是非对错，而是从中国民间金融出路的角度展望，又基本上认同类似于孙大午案的这种民间金融。中国民间金融的突破依赖于金融体制的改革，不仅要实现对民间金融的有效监管，更要建立有效的金融机制以吸收民间闲散资金。
也许是时间的巧合，在孙大午获罪的同时，尤努斯在中国正引发着热火朝天的讨论。对此，孙大午本人认为：即便是把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搬到中国来，也难有作为。首先，我国很多小额贷款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却受很多部门法规的制约和体制限制。其次，中国的小额信贷试验，多是精英们从上到下的设计，往往从安全角度出发，以收回贷款为目的，与尤努斯自下而上的草根金融方式背道而驰。【19】
孙大午举例道，同样对于农民贷款买牛的行为，尤努斯关注的是贷款的农民是不是要真的去养牛，而商业银行更多的是关注贷款的回笼和利润。尤努斯彻底打破了“穷人无信用”传统金融理念，将信用同认真做事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贫富本身。进一步而言，农民完全可以通过辛勤劳动来创业，然而，初期的创业是迫切需要金融资金支持的，没有资金，就等于失去机会，一切似乎都显得徒劳。但是，我们国家似乎并没有把握住农村贫困的实质，政府的扶贫仅仅停留在“授之以鱼”的层面，而农民这群“小白兔”很快会将“老山羊”发给的“白菜”吃完，再次陷入困境。农村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贫穷，而是“贫血”。【20】我们政府更是在这个圈圈里忙得一塌糊涂，结果是农民贫困依旧。令笔者深有同感的是，孙大午说道：“我没有像尤努斯一样通过小额信贷帮助穷人站起来，我的实践仅仅是把老百姓的血汗钱留在了农村，使其在农村流转，这其实具有深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在我获罪之后，我曾苦苦地追问：‘你说我是非法集资，那么你告诉我合法集资的渠道在哪里？’”【21】
我们认为，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同孙大午案相通的是：他们两者都看到了农村自身的巨大潜能，并加以引导。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不同：尤努斯是将资金引进农村，而孙大午是将农村自身的资金留了下来；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而孙大午获刑了。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以下思考：
1.进一步活跃农村金融市场。
以一种看得见的形式，使广大农民能够看到不同形式的融资方式，而不仅仅是类似于孙大午的“非法集资”。如可以通过入股的形式融资。
2.改变对农民的观念，增强对农民在金融领域的信任，加强对农民的引导。
政府的扶贫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发米发油发人民币的单一途径。相反，政府应当重视培养农村的“造血”功能，使其自我循环。农民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完全可以合理地运用贷来的资金，因此，我们又何必为此过于担心呢？除非我们依旧是在寻找超额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扶贫。
3.探索信用社建设的新途径。
孙大午提出的民间金融建议中指出，要“放小、拆大、民营化”。【22】对此，笔者并不十分认同。因为中国存在着有着50多年历史的信用社，有着其深深扎根农村大地的网络。虽然，它的不成功令我们心碎，但是，我们并不是需要彻底地拆碎它，相反，我们应充分地利用信用社广泛分布的网点，结合中国的特色，因地制宜，迅速将其壮大。
尤努斯的成功并不代表一切，笔者也并不喜欢成功的尤努斯所带来的那一阵狂热。转型期的中国，民间借贷将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对尤努斯的成功，我们应当多一些借鉴，少一些崇拜；对孙大午一案，应当多一些思考，少一些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