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前后，投诚的伪军警人员很多，他们大多是以班、排、连、所为单位，像保安团这样整建制拉过来的皇协军也不罕见。共产党内部在对待这些投诚人员的态度上分歧很大，最后，对鱼龙混杂的伪军政人员持不信任态度的一方占了上风，不久又开展了一轮甄别活动，这次甄别活动是在省军区的主持下进行的，甄别的对象主要是连级以上军官，身为伪团副的詹孝廉尽管是五里桥保安团起义的策划者和领导者，也不例外地被审查了两个多月。
所有起义部队的原建制均被打乱，当兵的被分到各个班排小队，去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对在日伪统治时期为虎作伥，罪恶累累的伪军警人员则被审判或者被枪毙，而经过甄别没发现重大历史问题的营连以上军官则被集中到宽城子的“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改造。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解放军官”在甄别活动之初，就已经被列进了“特别关注”的花名册，主要还是不信任派为了便于掌握这些人投诚后的表现而采取的一种控制手段，一旦发现他们在言论上或思想上跟新政权相悖，以便及时采取极端措施……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身为五里桥行政区副区长的詹孝廉在他的办公室里被逮捕。
这阵子詹孝廉很忙，他在给东北局起草一份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五里桥区辖下各乡屯的土改工作进展顺利，罪大恶极的地主老财得到了应有的惩办，但工作中也出现了严重问题，而且有着广泛性和代表性，务必尽快加以制止和纠正，否则将会破坏土改工作大局，痛失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詹孝廉在报告中，总结了三个方面的错误。
错误之一：在镇压地主老财的过程中，杀人太过随意，甚至随意杀掉被划为地主家庭的人，而且不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掉的做法泯灭人性，尤其是土改干部强迫群众看行刑，已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致使少数缺乏阶级觉悟的长工，参加了流亡地主组织的还乡团，帮助反动势力报复新生的民主政权。
错误之二：有的地方为了对付还乡团，组织土改积极分子成立“棒子队”的做法，只能在清算与反清算，流亡地主还乡和农民反还乡的过程中加剧仇恨。
错误之三：极个别地方的贫协和农会对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肆意拘禁、审讯、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如得不到有效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可怕局面。
詹孝廉在报告中指出，造成上述错误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贫协和农会干部良莠不齐，特别是极个别人挟嫌报复，致使广大基本群众对土改政策产生误解，间接地帮助了敌人，孤立了自己，更违背了“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区别”的基本原则，应引起东北局党组织的高度重视……詹孝廉起草这份报告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土改时期，批准杀人的权力掌握在区一级领导者的手里，年轻的区长和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上万口人的生杀大权，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人员都睡觉去了，而开了一天会的区委书记或区长还要坐在煤油灯下，根据下面上报的材料，勾画第二天要镇压的人员名单。如果这个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儿，这些人就能幸活下来，如果这位年轻的领导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已经杀红眼了，手里的朱笔一路勾下去，黄泉路上便不知道要有多少屈死的冤魂了……更可怕的是，这个年轻人要是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名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个人第二天也就完蛋了。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村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只要跟区干部说一声，也很少有不被批准的。
清算地主的场面同样充满着野蛮和血腥的气息。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地主们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要开口，台下的群众在土改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呼喊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早已淹没了他们那微弱的声音，虽然声音小得可怜，甚至也可能没有发出声音来，台上的土改积极分子们则会立即上去抽他们的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他们根本不敢开口。这个时候，惟一能够起到一点点作用的也许只有那脆弱的不堪一击的“人性”了。这个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如果几十年前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鼓动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也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毫无分辩余地。
在贫雇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还保留着一些同情之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不再记恨往日的小事，什么也不说，这个地主的小命儿也许能保住，如果摊上了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地主便要死在了这些人的嘴里，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动员，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
在土改过程中，镇压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当时的政策规定：要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如果连富农都没有，就矬子里面拔大个儿，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不杀是绝对不行的——杀一儆百嘛！
血腥、残酷、恐怖，令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会被恶梦惊醒，尖叫着泣不成声。杀多了，吓怕了，稍稍有点家产的人家都成了缩头乌龟，而人性不好的地主富农自知罪责难逃，在土改工作队进村之前，早都卷起浮财，埋起枪支举家逃之夭夭了……詹孝廉在报告的附件中，还例举几个案例：
——亓大巴掌是五里桥的一个中等富户，早年靠烧炭起家，置了十几顷地，拴了两挂马车，炭窑被日本人兼并后，全部的生活来源只能依赖这些土地。农忙时，亓家雇几个短工帮忙种地，晌饭送到地头上，他总是让雇工们先吃，自己假意察看庄稼，等都吃饱了，吃剩下了他再吃，剩啥吃啥，不剩他就不吃了……就是这么一个人，被定为恶霸地主，全家十几口全被镇压，包括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和不满一岁的孙子。清算挖浮财的时候，亓大巴掌交不出贫协要的金银珠宝，被棒子队扒光衣服，浇上热水胶套进麻袋里，等水胶干了，他们把麻袋从亓大巴掌身上生生的扒下来，人皮被粘在麻袋上，立刻变成了一具血淋淋的活尸……贫协把这叫做“披麻戴孝”。
——四方甸子的冯国运是从陕西兴平逃荒来的，靠开荒积攒了一些家业，这个人平时下地连鞋都舍不得穿，把鞋掖在裤腰带上，土改时被定为中农。本村有个老光棍儿，一直对冯国运老婆的美貌垂涎不已，后来当上了贫协主席，便把冯国运拉出去毙了，什么手续都没有。冯国运老婆不从，这个贫协主席指使棒子队，把刚满月的孩子摔死在碾盘上，冯国运老婆被他强行霸占，第三天，疯了……
——东荒地白家有个忠诚的长工叫黄喜子，目睹了老东家白继业被土改工作队砍头，血淋淋的人头滚到了他的脚下，“咔嚓咔嚓”地咬着他的鞋帮子，分明是想嘱托什么，黄喜子当场昏厥过去，醒来后连夜跑出屯子，参加了还乡团的大刀队。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还乡团潜回屯里，抓住一个回乡探视老母亲的民主联军战士，他们残酷地殴打这个战士并将他活埋，年迈的老娘追来了，而老太太正是黄喜子的干娘。还乡团又开始毒打这位舍命救儿的母亲。这时，被埋进土里的战士开口说话了，黄喜子俯下身子，听见这个战士微弱的气息：“哥，别伤害咱娘，别伤害咱娘……”
大刀队实施阶级报复，将农会和贫协干部捉住后一刀两断，而棒子队捉住还乡团成员则将他们埋起来，只露出脑袋，反复往上浇凉水，数九隆冬，人头很快冻成了冰疙瘩，棒子队手起棒落，人头滚落——黄喜子就是这么死的。
詹孝廉在纠偏的报告中，对上述暴行予以了严厉谴责，并在结束语中写道：我们不能悉听其自然演变，如不加禁止，势必会断送新生的民主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