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电话，找到不少这次论坛的后续，都是关于这次闹场的。组织的同学在那里解释占座以及迟到的原因，原来是为辅导员准备的，结果说好了来三十个辅导员，却只来了一个，而迟到，是因为我被电台记者拖出去采访了。至于上台的同学，原来真的是托，这倒让我对那位女生有点刮目相看，她的应对确实很大方，但是她那样面不改色地说谎，让我觉得有些惊讶，因为，其实当时不说更好。
我也看到了那位男生的留言，原来在离开了会场之后，他被辅导员叫去谈话了，不过辅导员没有批评他，而是告诉他这样一句在年轻人里面颇为流行的话：“二十岁之前不愤青，一辈子就废了；三十岁之后还愤青，一辈子也废了。”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缺乏激情了。
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说他这样，正是因为爱这个论坛，爱学校，爱国家。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但是很快就觉得非常的忧心：这样一件小事情，也要上纲上线到这样的高度，或许是我太低估了现在的大学校园里面的环境。如果说，我感叹只有新生还有这样的活跃程度，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甚至可以想象，只要一年，这个男孩会觉得，台下大叫，或者跳上讲台，那会是损害了学校形象的事情，他，不会再这样做了。
2003年在全国二十多所高校巡回演讲，印象最深刻的是清华，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一直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更喜欢理工科学生，也许是因为思维方式的关系，他们提的问题不那样功利和空洞，以及宏大叙述。于是，当今年有机会到清华演讲的时候，我拖着朋友一起，因为之前的讲座，互动环节还是让人有些失望，太过不实。
当我和朋友走进清华的时候，四个穿着黑色西服的学生，还有两辆黑色私家车停在那里，把我吓了一跳，因为这太像商学院的面试，我甚至有一瞬间在那里审视自己，是不是穿得过于随意了。
整个讲座流程顺利，完美无缺，就好像在做一个直播的电视节目，台下的同学的提问写在纸上，事后朋友告诉我，她看到黑色制服的学生，在外面进行挑选之后，才送到了主持人的手上，这也让我明白了：为何那些问题，是那样不痛不痒。
在讲座的最后，他们打出了一张照片，那是2003年讲座之后和组织的同学们的合影，我看着那些年轻的脸，如果和眼前的这些比较的话，他们显得有些土气，不管是服装还是发型，但是他们的笑容是那样的真诚和阳光，而在这场讲座里面，我只感觉自己是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当我被送出讲座的教室之后，大功完成。其实最终，是为了那张合影，因为这是一种政绩。
我知道，这样去看这些年轻人过于苛刻，因为他们付出了不少，在不少人的眼中，他们才是未来的社会精英。只是，他们的沉稳，让我很是担心，我想起几年前，在清华采访一个大四的学生，一位学生会主席，当我尝试和他开玩笑的时候，他的那种稳重，让我的笑容僵在那里，觉得自己显得很幼稚。虽然还没有走出校门，但是他，还有那些穿着制服的学生，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设计好了自己未来的路途。
我真的很想不通：大学，不应该是充满了朝气的吗？
今年11月，在香港参加了复旦的一个活动。虽然爱着复旦，但是自己深爱的复旦，总觉得已经成了记忆。复旦的校园大了，高楼多了，但是书卷气也少了。前些年，在北京主持复旦校友的聚会活动，趁着学校领导在场，忍不住恳请他承诺，不要最后把相辉堂也给拆了。
和校长杨玉良聊天，他聊起自己刚刚看过的一本书，讲述的就是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
这项实验，是在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史丹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模拟囚犯和看守，来进行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
结果，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甚至出现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两个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也在他的妻子的强烈要求下，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这本书让杨玉良很有感触，他说：环境对人的行为影响太大，其实这个实验恰恰可以解释，为何在“文革”中会有那样残酷的情形出现，原本的朋友、亲人，会如此残酷的对待对方。也因为这样，让他开始思考大学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环境，让学生如何健康成长。
他对大学有一种期待，那就是一定要摆脱军事院校或者干部学校的印迹，军事化的教育，会扼杀学生的激情和天性，把服从作为第一使命，而干部学校，会让学生学习察言观色，变得虚伪。所有的这些，无法让大学成为培养真正的社会精英的地方，因为真正的社会精英，需要人文关怀。
他提到了学校里面的辅导员制度：辅导员的权利应该是越来越小，人数也不应该越来越多。
我在微博上写了这些，没有想到引来了很多的批评，甚至是对杨玉良的谩骂，这些人里面，从他们的留言可以看出，很多是辅导员，有些就是在复旦工作。他们认为，自己如此辛苦的工作，也没有实质的权利，却得到这样的评价，很不公平。
我在复旦念书的时候，辅导员给我的印象已经很模糊。
那个时候，除了那些希望留在上海的外地同学，会频繁和辅导员接触，希望能够拿到优秀毕业生的名额。因为从我们这届开始，不包分配，需要自己找工作，所以也就不需要和辅导员打交道，所以对我来说，只是每个星期五的政治学习，如果不露面太多次，会被辅导员谈谈话之外，辅导员对我的大学生活来说，可有可无。
那天参加完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一个自我介绍是复旦新闻系本科毕业，在香港中大读新闻系研究生的学生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复旦的学弟学妹还是很喜欢你的，不过你关于辅导员的那段微博，在复旦引发了很多讨论。”
我诧异地看着他，更正他：“那不是我的观点，我只是转述。”
他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接下去。
“我做了一些资料搜集，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从1953年清华大学开始的，工作包括帮助团支部以及学生会成立工作。我想杨校长讨论的是整个辅导员系统的问题，不是针对作为个体的辅导员。”
他似懂非懂地点头。
“你觉得辅导员对你有用吗？”
他想了想说：“最近，我因为要申请去纽约时报实习，所以上网发了一些东西，结果辅导员就来找我谈心了。”
“那你觉得需要有辅导员来和你谈这些吗？”
他摇摇头。
我想起了在杭州的演讲，一名听众站起来，介绍自己是辅导员，我马上意识到，她肯定也看到了这条微薄。
她的自我介绍引发了一阵掌声。
“我想，这证明我们辅导员还是很受学生爱戴的。”
“是吗？”我对她的自信有点不以为然，“大家说呢？”
结果台下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
我知道，她想要为辅导员正名，但是，我提醒她，如果作为老师，都用这种把自己带入进去，而不是从整个制度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我们根本讨论不下去。
“我们批评官场腐败，但不是每个官员都是贪污的，但是这些好的官，并不代表制度没有出现问题，对不对？”
我在想，如果老师自己都没有学会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