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胡适和冯友兰关系的文章，是因为看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以下简称《日记》）中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可以说是同代人，但在胡适和冯友兰之间，这四岁不仅是年龄的距离，还是师生的差别。一九一七年，胡适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冯友兰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胡适是他的教师。胡适一生中和冯友兰的直接交往并不多，虽然因了北大和清华的关系，他们不可能有较密切的来往，但事实上，胡冯二人，也许是个性，也许是思想不同，在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他们的交往是很少的。
应该说二十年代，胡冯二人有过交往，关系也还比较融洽。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为了能到教育部将要设立的国立编译馆中谋事，冯友兰曾给胡适写过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前在京畅谈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曾未与先生一信，歉厌何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三四六页）冯友兰这封信是求胡适帮忙的，写得很客气，信末署“学生冯友兰鞠躬”，可以想见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
一九三一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没有能说服胡适。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夜，胡适曾给冯友兰写信，申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册，第三八页）
一九三一年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同上第九六八页）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关系进入四十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变化可能确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的怨气，但这时胡冯之间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当年在学术上和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胡适读到了在贵州印行的由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记》第十五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日记》第十五册）
一九五〇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日记》第十六册）可以说，从五十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他已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有鄙意，一反胡适固有的宽厚态度。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The Deik Bodel》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日记》第十七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笔者注）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有成见，所以评价不够客观。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是偏激了。人们也许会说，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这样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评价中有胡适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五十年代末，胡适在给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长编》第八册，第三一〇二页）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冯友兰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一九六一年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一九五〇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长编》第十册，第二五五六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九五〇年冯友兰没出国，他是一九四八年二月由美返国的，胡适显然是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卖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八十年代初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该书第二一六至二一七页，三联书店，二〇〇九年）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同上第二二八页）
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不全在个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