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倘若阎王爷要我登记下辈子干什么，我会要求还当新闻记者。我想进一步提出，仍当个旅行记者。我要继续以这种身份去采访人生，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再现在纸上，同广大读者见面。
一九三五年春天，当《大公报》胡政之先生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会见我，并邀我去该报编副刊时，我立即向他表示，希望在我把副刊预先编出之后，准许我到各地走走。
起初，他误会了我的意思，就派我去采访天津市法院的一个案子。我去了，写了，随后向他表白说，我要去的是广大天地。
于是，他把我同画家赵望云一道派到正在闹大水的鲁西南去踏访灾区，继而又派我一人去苏北邳县。我的系列报道《流民图》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然而那并不是我在报告文学方面的处女作。一九三四年，我结识了平绥铁路上一位押货员孟仰贤。他的职务是沿线押送货物。载货列车的最后一节叫“守车”，那是他的办公室兼宿舍，因而准许他带上个把“黄鱼”。我就以守车为据点，踏访了大同、张家口、卓资山、绥远（********）及包头等沿线城市。归来，写了一篇《平绥琐记》，投给了天津《国闻周报》。
一九三八年我在昆明写的《刘粹刚之死》也是自己找的题材和路子。转年赴滇缅公路采访就是报馆派去的了。当时那一带瘴气（其实，就是恶性疟疾）闹得很厉害。睡在我身旁的一位，头天晚上还有说有笑，天明发现他已死在被窝里。
从这条通往外界的公路，我看到中国民族之伟大。滇西的许多地带都是原始森林。巍巍群山插入云霄，澜沧江的水咆哮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凭着一双双的手（当时筑路谈不上机械化），他们竟然把路修通了。
从数量说，我的海外通讯要比国内题材的多。一是由于在国外的时间较长（七年），二是一九三九年九月我是欠了《大公报》一大笔旅费债去的英国。还债的急切心理也驱使我一抵英国，除了教书，就不停地写。
如果是太平年月，也没有那么多可写的了。我正赶上英国为了生存而同纳粹厮拼的时候。一九四〇年，我主要报道了纳粹大轰炸下的英国。当时，我的动机很明确，就是想让在重庆挨日机轰炸的同胞，看看英国人民是怎样沉着应战的。我突出了公民秩序这一美德，同时也写到英国社会的一些矛盾。《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和《银风筝下的伦敦》是主要的三篇。
一九四四年，我脱下剑桥大学的黑袍方帽，当上了《大公报》的驻英特派员兼随军记者。我穿的是英军军服，却隶属于佩奇将军率领的美军第七军。我跟他们从法国进军到莱茵。
正当我们准备抢渡莱茵河时，重庆《大公报》拍来电报，要我赶回伦敦，从格拉斯哥港登轮，去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那是我初次访美，也是头一遭儿从事外交采访。这里，由于胡霖社长的机警，我抢了一条独家新闻。当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宴请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时，胡霖先生也作为团员参加了。莫洛托夫敬酒时说了句“欢迎中国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胡霖听罢，佯作去卫生间，溜出来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赶去，得悉后，给重庆发了个加急电。
从美国飞回伦敦，战争已停了。报道完英国大选，我就去采访波茨坦会议，顺便踏访了废墟中的柏林。后来又赴南德采访纽伦堡审判战犯。我那篇《南德的暮秋》写的就是占领下的德国。
一九四六年回沪后，我选了一些国内外通讯，编了一本《人生采访》。这是我写的报告文学的第一次结集。当时是仅就手头的剪报来编选的。进入八十年代后，朋友李辉又从旧《大公报》上找出《话说当今英格兰》的系列报道十余篇。
我是有意识地选择走上报告文学这条路的。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杂志以《我与文学》为题，向我征文。我在应征文中，谈到作为一个文艺青年选择生活道路的问题。我说：“我年纪尚轻，谦虚犹压不住对自己过分的期望。回忆起来，过去的痛苦刚好形成一个不太寂寞的开端，像我这什么也没有了的人，正不应把自己糟蹋在太稳定的生活里。我希望目前这点新闻的训练能予我以内地通讯员之类的资格，借旅行及职务扩展自己生活的视野。如果在经历中我见到了什么值得报告给大众的，自己纵不是文人，也自会抑不住地提起笔来。如果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传达者。”
我当时有两个决定。一、不去当老师——所以才从英文系转到了新闻系。二、不当专业作家，因为要是为五斗米去创作，是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的。
因此，对我来说，报告文学是介乎新闻与创作之间的一种文学形式。新闻，是要写跟前的事，怎样才能把它写得过几十年还值得一读呢？
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来着眼。一九三五年我去鲁西南时，倘若把重点放在灾区面积、灾民数目以及救济物资的分配上，事后就不会再有人要读了。同样，倘若在写纳粹大轰炸时，我把注意力放在敌机架次、伦敦防御设施方面，时过境迁也没有人去看了。我认为上述细节纯属通讯社的新闻报道范畴。我在报道灾民时，着眼于用白描手法写受灾民众的惨状及精神面貌。反映伦敦大轰炸时，则着眼于伦敦市民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的精神状态。文中没有数字，有的却是一个个侧影。
报告文学永远不能代替小说，正如摄影代替不了绘画。然而它比任何其他文体都更能迅速有力地把现实摆到读者面前。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五日
（原载1988年8月10日《新民晚报》，收入《八十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