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午餐会是在伦敦市中心苏合区一家很大的广东餐馆举行的。那天的主席记得是H.G.威尔斯——当时他是国际笔会的主席。到会的，中国方面有驻英大使郭泰祺以及笔会会员熊式一（《王宝钏》的作者）和画家蒋奕。英国方面的参加者，我认识的有阿瑟·魏礼和E.M.福斯特等人。我讲的题目是《战时中国文艺》，全文曾由张君干译出，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我曾说：
……现代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与一般社会改革运动不可分的关系。逃避主义的文学从未被宽容。如我刚才所说，它是作为一种教育改革起步的。其实可以说是政治运动的一个副产品，一个意外的孩子。在这一新文学的全部简短的历史中，差不多每个自觉的作家都有所拥护或反对。我们攻击乡绅的重利盘剥，也攻击政府干涉艺术家的愚行。最重要的则是我们攻击我们的国民性，如满不在乎和聊以自慰的心理以及自卑感等。故鲁迅的著名的《阿Q正传》，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我讽刺，大大起了镜子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不断搜索着我们的灵魂，看我们血管里究竟在流着多少阿Q的血液，同时你在中国常可听见某人骂某人是“阿Q”。
……我们有了右翼和左翼的不可避免的分裂。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一九三〇年。它号召作品应真实地反映国民生活。
但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侵略却起了一个真正的变化。开头作家们束手束脚。作为一家报纸的文艺编辑，我曾于战争爆发前在天津一年，上海两年，能证实当时中国政府的确是任凭兽性的侵略，不顾人民的盛怒，严厉禁止新闻和文艺上的任何反目情绪，无望地希望避免任何不能避免的冲突。我得承认当时我们政府的忍耐和谨慎已不是任何高尚尊严的公民所能容忍的了。《新生》半月刊的编者杜重远先生被囚十八个月，因为他提到日本的天皇还是一个卓越的植物学家，而日本政府对此强硬抗议，甚至以武力威胁，理由是植物学家只是一个凡人，而天皇则是超自然的。在战事爆发不久之前，中国文学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尝遍风格和意识论战的滋味，我们开始接近西方和我们自己的文学遗产。直到此时，外国文学的翻译大抵是放任自流的，既无甚辨别力。像莎士比亚那样的艰深作品又往往避而不译。一九三五年，即战前二年——我指那东方的战争——在郑振铎先生和胡适博士的领导之下，世界名著的系统翻译开始出现了。英国文学的许多重要作品由更肯吃苦、更有学识的人重新翻译了，如托马斯·哈代、约瑟·康拉德、勃朗特姊妹的作品，以及《莎士比亚全集》等。令人惊奇的事实是翻译作品的销路有时竟超过创作作品，因为读书界对翻译水准的要求也更高了。
像中国所有其他建设一样，这一努力也突然地被日本的更大的大炮、更快的飞机和难忍的贪欲所中止，所粉碎了。
今日，虽在严峻的考验下，自由中国的民众生活仍有改进，同时当代中国文艺也能与各方面一道坚定地向前进，文艺界也团结了起来。只有一个全国文艺协会，组织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总会现在设于战时首都，各大城市都有它的分会。过去作家们往往被指为帮闲或隐士，今日，许多作家为了服务国家，也为了在这东方的伟大的史诗获得亲切的经验，实地与军队和游击队并肩作战。作家团体在日军后方跋涉二千余里。已故王礼锡先生，他去年此时曾来伦敦参加援华运动总会。他率领一支先锋队到前方去，因患心脏病死于洛阳。
有意思的是，第一支文学远征队是中国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女士发起并领导的。战争一开始，她便把少数女孩子组织起来。她们一再和平地深入日军占领区。她们的武器是戏剧表演和诗歌朗诵，常是在露天举行。
今日的怪现象，而且是极其自然的怪现象是，有血淋淋的战争经验的作家们，腾不出手来写，他们得参加活动；而那些留在后方有充裕时间的作家又往往没有实地的体验。他们只能写写小品，坐下来写一部严肃的小说，在那些英勇的作家是不可能的。何况空袭也不允许。
从文学的产品来说，目前的情形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但我们确信一旦能享受和平，这些英勇的作家必将用他们的笔写出可歌可泣的东西来。
时间不允许我在此详谈任何个别的作家或作品。对评论我是外行。这里，我只想简短地谈几件中国战时文艺的令人兴奋的事情：一、任何心理学家如果发现我们已停止辩论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一定认为我们进步了，恰如我在十四岁时即不复关心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今日，即使是我们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也承认要人信服一个论点，要人记住一幅图画，必须给予自己的作品一个生动的生命，而且无想象决不能生动。最近访问前方归来的作家，有好几位先前都曾被指为象牙之塔中最负恶名的住户。
二、还在十年前，我们的一位老作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说，新文艺的主顾，百分之九十是中学生，因为农人看不懂，大学生会读外国书，不一定非读创作。现在战争将我们的新文学传播到内地，兵士、农人和一般人士都成了我们的读者。倘无战争，这大概又要费一百年工夫。
聚餐会结束后，欧鲁德就邀我加入国际笔会及伦敦中心。从他送我的资料看，最早参加的中国会员是诗人陈立三。欧鲁德还送了我一本他个人的诗集和一套由他主编的《笔会丛书》，出版者就是出版阿瑟·魏礼的唐诗英译本的乔治·艾伦与恩温出版社。欧鲁德希望我也为他这套丛书写一本介绍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书。字数以两万为度，并还希望介绍当代中国文学的全貌。
我当即答应了下来。旅英期间我出过五本书，这是第一本。
由于有了《中国简报》、《辅仁杂志》以及《活的中国》那三次尝试，同时，离港之前我又尽力搜集了一些白话文学史之类的书和剪报，所以写起来并不吃力。
书名《苦难时代的蚀刻》（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这本小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的标题是《永别了，老古玩店》，谈一九一九年中国为什么要进行白话文学运动。何以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直到上世纪还一直闭关自守的中国人，要进行这样剧烈的改革呢？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也曾固执过。直到上一世纪中叶，我们还宁可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不愿面对世界局势所呈现出的明显的现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十九世纪是一场噩梦：“它充满了来自外边的耻辱及内在的腐败。中国年轻一辈看到印度和高丽的结局，看到自身面临的危机。政治、社会和文化上都动荡起来。这新的文艺正是记录并反映着这一变革。”接着引述了文学改革中的一些争论。“二十五年来用白话所产生的成百篇小说、成千首诗歌及散文证明，这种活的文字可以表达一切人的感情，描绘一切事物。中国人仍然观赏描绘三峡或泰山风景的古画，然而今天扬子江上已在跑着汽船，泰山顶上也有飞机在翱翔。我们一方面欣赏古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找到最适合于描绘中国的媒介。”
《蚀刻》的第二章题为《作为改革者的小说家》。开头就指出惊险小说及幽默小说在现今的中国小说界完全没有地位。小说家们耻于纯粹为大众娱乐而写作。我们大部分小说家都是“改革者”。接着就从鲁迅的《阿Q正传》谈起。并指出中国作家在作品中也描绘外国，还举了许地山与印度、巴金与法国、艾芜作品中的缅甸、郭沫若写日本、靳以写哈尔滨的白俄为例。这一章摘译了沈从文的自述，也谈到冰心用海来象征母爱，介绍了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和《沉沦》，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叶绍钧的教育小说。结尾一段说：“抗战爆发前，中国作家大多闭门创作，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坚实基础。战事把作家赶到生活中去了。他们第一次闻到稻田里的香味，看到巨大的橘林，和农村的形形色色有意思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们跟人民——居住在远离沿海、完全不曾欧化过的人民，有了直接接触。此外，他们还经历着战争，看到战争的残酷以及人们在战时所表现出的英勇。因此，我们可以寄厚望于战后的中国小说家。”
接下去的一章是《诗歌在十字路口》。所谓“十字路口”是指要不要格律问题。“诗的形式是个永恒的难题。当诗人感到自己像是只夜莺时，他就希望摆脱任何拘束他的形式。当他觉得诗也像绘画一样，需要有个框框时，他同样强烈地希望回到这样一个框框。”文中先谈到新月派的胡适、徐志摩、闻一多、陈梦家和卞之琳，以及英国的布莱克，法国的梵乐希，美国的惠特曼的诗歌，对戴望舒、何其芳等的影响，也谈到李金发。
底下一章题为《戏剧——扩音喇叭》。开头就说，现代中国的话剧与传统中国戏剧诀别了。如今背景是逼真的，对话用的是日常语言。与旧时的中国戏剧截然不同。现代中国戏剧的特点是：植根于欧洲戏。最早的试验是《黑奴吁天录》和《茶花女》的上演。这一选择不难理解。中国人同情被蹂躏的黑奴；而且在婚姻上，他们不能自主。当外国戏触动了我们的感情时，自然就引起共鸣。同样人们也把葛蕾格蕊夫人的《月亮上升》与日本侵略联系起来了。然而把中国戏剧引上改造社会的大道的，是易卜生的问题剧。此章从春柳社、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曹禺的《雷雨》、《日出》一直谈到《放下你的鞭子》。
论散文那章的标题是：《雕刀还是利剑》。从鲁迅的《热风》谈到郁达夫、梁遇春、丽尼、李广田等人的散文，引了何其芳《画梦录》的序并引用了欧阳镜的评语，说明散文写作方面，也有唯美与服务现实之间的矛盾。
《翻译——永恒的时髦》是谈外国文学那章的标题。从林琴南谈起，追述了中国对西方及俄罗斯文学的介绍。当然更着重谈对英国作品的通译。“中国读者对英国社会毫无了解。但是他们照样为狄更斯笔下的大卫·科波菲尔德的遭际而淌泪，正如他们读了《匹克威克外传》中的撒姆·惠勒，同样捧腹大笑。”
在结束全书时，我慨叹道：“这场日本人原以为可以大捞一笔的战争，并没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然而对于中国的文化活动则给予了沉重打击。涂着太阳旗的轰炸机毁灭了我们图书馆中的一切藏书，其中也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剧。纸张的奇缺使得出版困难万分。在无防御的城市里，经常听到警报当然无助于小说的创作。战事嘲弄了一切。但也正是战争，使人们感到国与国之间深入了解的必要。我们需要知道每个国家当前的苦恼、问题和向往。中国不能通过《鲁滨孙飘流记》来了解英国，正如英国也不能通过唐诗来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中国。”我在微微的抗议和热切的希望中，结束了这本小书。
《苦难时代的蚀刻》出版后，没料到所有伦敦出版的报纸都写了评论。《泰晤士报·文艺附刊》（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在评论中，特别重复了我在序章所说，英国不能通过唐诗来了解当代中国。“从这第一次的介绍中得知，中国新文学充满了活力。”评论还说，从此书才知道许多英国及欧美主要名著都已被译成中文了。“我们也该回报一下，把中国新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来。”《新政治家与民族》（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在评论中提醒我不要忘记关于中国作家在描写抗日的作品中光注意宣传而忽视了文学的永恒价值的问题。小说家约翰·韩普森（E.M.福斯特的至友）在《旁观者报》上推崇说：“凡关心东西文化交往的人都应一读此书。”
人的一生，也可比作打台球，总是一件事又引发另一件事，就像球在台子上东撞西撞。《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说：“通过你这本书的描述，在我面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过去，我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当时他正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负责对印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一九四一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几次有关中国文学近状的广播。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最近我读到韦斯特所编的一本《奥维尔与战时广播》，书中记述了奥维尔与我这段往来，还收了奥维尔给我的几封信，也摘录了他的日记中有关部分。我从而知道，在我第一次做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广播后，他嫌我宣传色彩太重（见该书第177页）。可那题目是他出的。他对后来几次专谈“中国文艺”的广播，都还满意，并写信告诉我：“印度听众反映良好。”我从书中他与E.M.福斯特的通信中，知道这位《印度之旅》的作者，在对印广播中也谈起过我的《蚀刻》。我对印广播的《易卜生在中国》一文，收在用英文出版的《<；珍珠米>；及其他》中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参加了国际笔会中心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以纪念英国诗人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三百周年纪念。名义上是向这位《失乐园》的作者致敬，其实是着眼于谈战后的言论自由问题。研讨会由E.M.福斯特主持，参加者大多为英美作家，也有法国以及流亡在伦敦的东欧作家，如《中午的黑暗》作者匈牙利的阿瑟·克兹勒尔。来自东方的只有印度的安纳德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