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向本刊作者读者辞行
即使仅仅是个奶妈，在辞工的时候，一股依恋的情绪不也是难免的吗？更何况是一个性子最急躁的小伙子呢，四年来，我如一个老管家那么照护这刊物：每期一五一十地拼配字数，抠着行校对，到月头又五毛一块地计算稿费。有时工作同兴趣把我由编辑室里扯出去，扯得很远。但黄河沿岸也罢，西南边陲也罢，我总还是把它夹在腋下：可以疏忽，然而从未遗弃。这一次，我走得太远了。平常对它，我很容易说出“厌倦”的话。临到这诀别的时刻，我发觉离开它原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一种近乎血缘的关系已经存在着了——然而我又带不得它走。
当您翻看这份报纸时，我已登上了一条大船。这将是一次充满兴味的旅行，船正向着人类另一座更大的火山航进。我将看到更大规模的屠杀，那将帮助我了解许多。自然，一个新闻记者不能忘掉他报道的职责。意外，对他是求之不得的。这刊物从即日起便由“文艺”的另一科班——杨刚先生接手主编了。
一、四年间
是四年前的今日，第一期的《文艺》在天津《大公报》上与读者见面了。回忆起来，像是很长时间了。这中间：个人，国家，全世界都经历过惊心动魄的突变。
做了四年《文艺》作者或读者的您，或许想知道我同这刊物究竟是怎样结起因缘的吧？首先我得承认，我是它几十几百名科班之一，它培养起来的一个不长进的孩子。远在一九三三年，当杨振声、沈从文二先生辞去大学教授到北平来教小学，并主持本报的《文艺副刊》时，我投过一篇题名《蚕》的稿子，那是除了校刊以外，我生平第一次变成铅字的小说。随后《小蒋》，随后《邮票》，直至我第六篇小说止，我始终没在旁的刊物写过什么。那时我在北平西郊一家洋学堂上学。沈先生送出门来总还半嘲弄地叮嘱我说：每月写不出什么可不许骑车进城咽！于是，每个礼拜天，我便把自己幽禁在睿湖的石舫上，望着湖上的水塔及花神庙的倒影发呆，直到我心上感到一阵炽热时，才赶紧跑回宿舍，放下蓝布窗帘，像扶乩般地把那股热气誊写在稿纸上。如果读完自己也还觉可喜，即使天已擦黑，也必跨上那辆破车，沿着海甸满是荒冢的小道，赶到达子营的沈家。
那时的《文艺副刊》虽是整版，但太长的文章对报纸究属不宜。编者抱怨我字数多，我一味嫌篇幅少，连爱伦·坡那样“标准短篇”也登不完。沈先生正色说：
“为什么不能！那是懒人说的话！”像这样充满了友爱的责备的信，几年来我存了不止一箱。
第一次收到稿费时，数目对我太大了，我把它退了回去。我问编者是不是为了鼓励一个新人，他在掏腰包贴补呢？编者告我说，他给的不多也不少，和别的人一样。
于是，靠这笔不多不少的数目，我完成了最后两年的教育，并且抓住了一点自信心，那才是生命里最宝贵的动力。
戴上方帽子的十五天后，我便夹了一份小小行李，上了平津快车，走进这个报馆。那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号的事。
像我在一本小书的“题记”里所写，那年夏天，北方是破纪录地酷热。大编辑室的窗户朝西，而且是对了法国电力厂的烟囱。太阳烤着，煤烟熏着。由于自己的趣味不同，对当时经管的刊物《小公园》的传统及来稿感到不舒服。终于，在社长的同情谅解下，我辟了条舒服点的路。不幸，这条路没多久便和《文艺副刊》重复了。刚好那时杨、沈二先生因工作太忙，对刊物屡想脱手，便向报馆建议，索性将刊物改名《文艺》，交我负责。那以后，每次遇到难题，还不断地麻烦杨、沈二先生，而他们也永远很快乐而谦逊地接受这麻烦。
“你要我们做什么，尽管说。当你因有我们而感到困难时，抛掉我们。不可做隐士。要下海，然而要浮在海上，莫沉底。凡是好的，正当的，要挺身去做。一切为报馆，为文化着想，那才像个做事情的人。”这是我随报馆去沪前，他们郑重叮咛我的话。
这话我记了四年，此刻也还揣在心坎上。
这四年来，我目睹并亲历了大时代中一家报纸的挣扎。当日在华北当局委曲求全的局势下，一个必须张嘴说话，而且说“人话”、“正派话”的报纸，处境的困难是不下于目前上海同业的。一个炸弹放在门口了，四个炸弹装在蒲包里，一直送到编辑室里来了。我看见社长和同事脸上的苦笑。炸弹从没使这个报纸变色。《文艺》虽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但也不能不分到一份厄运。在天津法租界编副刊，除了明文规定的“****”、“反日满”的禁款外，还提不得法兰西，提不得安南，提不得任何挂三色旗的地方。在上海，那环境更要复杂。除了应付那时文坛上的四阵八营，种种人事微妙关系外，还要揣度检查官的眼色。那时新闻送检，副刊可免检。这省了事，可也加重了编者事后的责任。当一位故都的作家责“文艺”下了海时，上海一朋友却正指我们为“谪京派”；当进步批评界责备我们太保守太消沉时，南京中央党部的警告书也送到了。为了刊登陈白尘先生的《演不出的戏》，报馆被日本人在工部局控告了。这官司纠缠了许多时日，终于在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的“中国什么时候承认过满洲国呢”的严词质问下，才宣告无罪。
二、苦命的副刊
有时在内地，我遇到编副刊的同行，谈到对他那版的意见时，我永远只能说“好”。这不是虚伪，我深切地知道编副刊的限制与困难。譬如昆明《云南日报》的《南风》，每期仅有三栏地位，没有比篇幅对副刊发展更严峻、更致命的限制了。三栏不够登一篇小说的楔子，为报纸设想，每期题目还要多，且不宜常登续稿，才能热闹。这是说，副刊只能向报屁股的方向发展。登杂文，挑笔仗，至多是小品随笔。一个编者如还爱好文艺作品，不甘向这方面发展，就只有陷在永恒的矛盾痛苦中了。
在这方面，一个杂志编者的处境要有利多了。技术上，他不必如副刊那样苦心地编配。一期副刊多了一百字便将挤成蚁群；少了一百字又即刻显得清冷贫乏。（一个整版的副刊就比半版好编多了，且易出色）然而很少人注意到一本杂志这期是多了一万还是少了五千，何况必要时封皮上还可以标上“特大号”呢！
副刊拉不到好稿子——即使拉到，也不引人注目。一个杂志编者像是在盖楼房，砖瓦砌好，即刻便成为一座大厦。那成绩本身便是一份愉快的报偿。但一个副刊编者修的却是马路，一年到头没法停歇，可永远也看不到一点成绩。这原因，主要是文章无法集中，因而也无法显出系统，例如《文艺》每年年初的清算文章，今年二月间来自敌后方及延安的文章，前年的书评讨论，如果放在一道，足可给读者一个印象了。但散登出来，只有令人不耐烦。这短处是先天注定的。在中国报纸不能发展到像《泰晤士报》那样另出《文艺附册》之前，副刊一日附在报纸上，一日就得接受这份命运。
副刊拉不到好文章，拉到手也容纳不了。《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立刻轰动全国。但如拿到副刊上，每天登个一千八百，所有它的剧力必为空间时间的隔离拆光。在这悬殊的情形下，一个副刊编者拉稿时，已怀着一份先天的自卑感。为了整个文坛，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顾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彩。我曾多次把到手的好文章转送给编杂志的朋友。
本刊这些年便在这种平凡中存在下来。我们没有别的可夸耀的，只是安于寂寞，安于自己的平凡，从不在名稿或时髦文章上与人竞争。我们了解副刊占不了文坛的上席，但也从未忽视其应尽的职责。它是一道桥梁，它应该拱起腰身，让未长成的或还未把握住自信力的作家们跨过去。今后，这个刊物大约也不会有什么雄图，它将继续驮载作品，寂寞地，任劳任怨地。
三、《文艺》传统
在移交的前夕，我曾严肃地反躬自问，我可曾利用篇幅中伤过谁没有？那是我所最想避免的。为了这个，本刊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我们的书评政策一向是“分析的”、“说理的”。不捧场，也不攻击。而且，所有杨、沈先生及我自己的书，都一概不评。刊物承各方厚爱，稿件是始终充裕的。（不然我也没有去远处旅行的可能！）如同最近我去滇缅之前，竟从容地发了二十万字，而存稿还未发光。在这情形下，编者对自己有一约束，即永不用自己的东西占刊物地位。四年来，只要不发生“文责”干系，我尽量都用编者的名字填空白，且从不曾领过一文稿费。一切全往“非个人”的方向去做。除应得的薪金外，不利用职权便利窃取名利。也就是这点操守，使许多文章被积压下来的朋友们能始终容忍体谅。
由报纸的生意经来说，不登杂文，注意作品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所幸《文艺》创刊以来，本报社长胡政之先生几次嘱咐我说：我们并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利编辑那样，专在名流上着眼，要多留意新人。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推进中国文化起一点点作用，那就够了。于是，几年来在报馆的宽容和支持下，这刊物很安分地拱成一座小小的桥梁。时常遇到时兴的东西它反而躲闪开。它不势利，然而也从不持提拔人的态度。它尽力与作者读者间保持密切联络，但教训式的文章却不大登。战争爆发以来，许多当日一向为本刊写稿的作者们很快地跑到陕北，跑到前线去了。他们将成为中国文坛今日最英勇的、明日最有成就的作家。
正如我们对作品不存歧视，本刊稿费容许因预算或汇水关系，偶有出入，但有一个传统的原则：它必须“一律”。读过那本文人书信集的朋友们当明白十年前文坛的“稿费黑幕”怎样龌龊，进而也明白近年来上海出版界的“稿费划一，按页计算”这一技术上的改进对文坛有着怎样的好处。第一，势利的编者再不能借着剥削新人来侍奉文坛元老了。第二，文章至少像一般劳力一样，可以光荣而公允得到它低微但是平等的报偿。第三，更重要的，精神上，这个改进给开始写作的人自信力不少。一个较小的数目后面往往隐着的是一只白眼，一种不应持有的藐视。
必须声明的一点是：本刊编者向不经手稿费。我的责任是，每月底将所登各文，按字结算，逐条开单，由会计科汇付。且因编者时常出门，从不代领、代转，或代购书物。自七七事变以来，本报积存未付的稿费数目确已不少，然而原因都不出地址不明（如渝市大轰炸后）或因汇兑不通（如战地）。所有这些稿费，全部暂存本报会计科，作者可以随时补领。
四、书评是怎样失败的
自从我发现副刊在创作上不能与杂志竞争，而又不甘走杂文的路时，我就决定《文艺》必须奔向一个对读书界可能有更大贡献的路：书评——一种比广告要客观公允，比作品论浅显实用的文字。由于“日刊”出版的迅速，在时间性上一个杂志是竞争不过报纸的。战前，为建立一个书评网，我费了不少力气。读者或还记得刘西渭、常风、杨刚、宗珏、李影心、陈兰诸先生的名字吧！我们曾尽力不放过一本好书，也尽力不由出版家那里接受一本赠书。每隔两三天，我必往四马路巡礼一趟，并把检购抱回的，一分寄给评者。
这方面我承认我并未成功。第一，战事：交通线的阻断，出版物的稀少，书评家的流散，拆毁了这个脆弱的网。同时，书评在重人情的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推行的工作。书评最大的障碍是人事关系。一个同时想兼登创作与批评的刊物，无疑是作茧自缚。批评了一位脾气坏的作家，在稿源上即多了一重封锁。
这困难一如本报前举办的“文艺奖金”。也正如那个，是不能因噎废食的。这只文化的筛子必须继续与创作并存，文坛才有进步。本刊在这方面虽未成功，却也不准备知难而退。
五、综合版
我时常怀疑，在文艺刊物多于任何期刊的中国，究竟报纸的副刊还应偏重着文艺吗？一个专业杂志自有其特定读者。如果文艺也可算作一项专业的话，它自有其特定的读者。但一个报纸的读者却没那样单纯。他们需要的知识必须是多方面的，但使用的可得是比新闻轻松些的文笔。如果报纸也是社会教育工具之一，应不应该把副刊内容的范围尽量扩大些呢？
“综合版”便是在这疑问下动手尝试的。我想做到的是《纽约时报副刊》那样庞杂、合时而寓教育价值的读物。如果做得好，那是说，如果我们的专家肯动手写点大众化的东西，它的前途必是无限的。然而截至现在，“综合版”距这理想尚远得望不到影子。这原因。一方面是编者无能，同时，也许我们的学者只能或只肯写“学术论文”，而笔下轻松的作者，在学识上怕也一样轻松。这是一个矛盾。但我们不信那是注定的。愿这一版在杨刚先生的看护下，茁壮起来。
亲爱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过去所给我的支援与指导。相信你们必将继续帮助这个小刊物，视如己出地爱护它。我感激地握你们的手。
[附记]
这是一九三九年秋我把香港《大公报·文艺》移交给杨刚之前对刊物读者作的交代，原载于同年九月一日的《文艺》上。这里，我初步小结了一下编副刊的一点体会，可作为《鱼饵·论坛·阵地》一文的附录或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