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李唯建
心爱：
血与泪是我贡献给你的呵！唯建！你应看见我多伤的心又加上一个症结！自然我也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你对我的真诚我不该怀疑，然而呵，唯建，天给我的宿命是事事不如人，我不敢说我能得到意外的幸福，纵然这些幸福已由你亲手交给我过！唉，唯建！唯建！我是断头台下脱逃的俘虏呵，你原谅我已经破裂的胆和心吧！我再不能受世上的风波，况且你的心是我生命的发源地，你要我忘了你，除非你毁掉我的生命！唉，唯建！你知道当我想象到将来有一天，我从你那里受了最后的裁判时，我不能再苟延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丢下一切走，我不能用我的眼睛再看别人是在你温柔的目光里，我也不能听别人是在甜美的声唤中！总之，我是爱你太深，我的生命可以失掉，而不能失掉你！我知道你现在是爱我的，并且你也预备永远爱我，然而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有时在你觉得不经意的一件事，而放在我的身上成了绝对的紧张和压迫了。唯建，你明白的告诉我，我这样的痴情真诚的心灵中还容不得你吗？人生在世上所最可珍贵的，不是绝对的得到一个人无加的忠挚的心吗？唉，唯建！我的心痛楚，我的热血奔腾，我的身体寒战，我的精神昏沉；我觉得我是从山巅上陨落的石块，将要粉碎了！粉碎了呵！唯建！你是爱护这块石头的，你忍心看他粉碎吗？并且是由你掌握之下，使他粉碎的呵！唉！多情多感的唯建！我知你必定尽全力来救护我的，望你今后少给我点苦吃，你瞧我狼狈得还成样子吗？现在我的心紧绞如一把乱麻，我的泪流湿了衣襟，有时也滴在信笺上。亲爱的唯建呵！这样可怜的心要吐的哀音正不知多少，但是我的头疼眼花手酸喉梗，我只有放下笔倒在床上，流我未尽的泪吧！
唉！唯建！你是绝顶的聪明人，你能知道我的心纵使沉默你也是能了然的！
你可怜的庐隐书于柔肠百转中。
庐隐小传
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生于福建闽侯。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同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临盆难产子宫破裂，死于上海大华医院。
庐隐的全部创作生涯只有十二、三年，是一位思辩才识相当健全的女性，她提出了妇女走上社会获得其做人价值的必要，也提出了文学对历史进步应起推动作用及革命之于文学的重要性等看法。她性格极其热烈，据她自传说，少时既失父母之爱，长大后又常受命运的播弄，一个热情人处于这样冷酷环境，好像一株玫瑰花种在冰天雪窖，叫它怎样可以蓓蕾？她创痛的心灵要求爱情的慰藉，正等于花之需要阳光的温煦呢。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她的散文作品有一大类明显地是自我感受的宣泄与陈述。她用“灰色眼睛看人生”，作品不粉饰、不掩盖，即使弥散着“悲哀”也绝对的真诚。庐隐的苦闷，现代人不曾感觉到，但在别人看来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暴露出来，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伟大之处。
她的悄然逝去，对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她才情并茂、文华出众、极有见地，令当时乃至现在的人折服。她的文学创作体悟非常，在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涉猎也相当广泛和深入。她的全面修养和综合的审美眼光激发了她的艺术创造力，这对加强作品厚度，提高作品品位，使文化氛围达到更浓郁的效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大众喜欢她的作品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对于当今的创作者来说更是一个鲜明的比照。
名人婚恋
庐隐与李唯建
庐隐新寡时已年届三十，本就其貌不扬，加之心伤累累，她已把爱的梦想锁在心灵深处。郭梦良死后，她向“四公子”们表示：“我学静轩，抱独身主义，孤云般自由自在！”“庐隐丧夫后的一段光阴过得极为苦闷，生活倾向于颓废，常常喝酒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人颇多，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会对这些人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有人开口求婚，庐隐必将对方大大排揎一顿，将其轰出门去。”“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苏雪林如是说。
一个青年大学生，悄悄地走进了庐隐的视线，他叫李唯建。
李唯建（1907—1981），成都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青年诗人，长得很帅气。常在报刊发表诗作，已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名流有了交往。庐、李的相识，确是缘分。某次，李唯建经梁漱溟介绍去北大哲学系拜访林宰平教授。李见林的书桌上有本庐隐与人合编的《华严月刊》，崇拜名人的他便萌生了拜访“浪漫女作家”庐隐之念。经林宰平介绍，他们相见了。初次见面，李唯建因路遥没能守时，庐隐面露“一些不豫之色”。但深入交谈后，两人在情感的深处产生了火花。李唯建是孤儿，早年丧母，他的潜意识中渴望“一个好的有力量的乳母”。而庐隐长他8岁，创作上又是成功人士，正是他想要的对象。
他们相识之后，便开始频繁地书信往来。通信时，李唯建自称“异云”，庐隐署名“冷鸥”。浪漫诗人李唯建在了解了庐隐坎坷的经历后，予以极大的同情，他自语“同情心太大太深，便变为伟大纯洁的爱了”。一只孤独的“冷鸥”在一片漂泊的“异云”中翱翔穿行起来。李唯建在信中渐谈渐深，大胆地表白：“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甚而膜拜道：“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面对情感的爆发，庐隐毕竟是见过世面的，李唯建的骑士风格、浪漫情怀和生性的随便，她是体察到的。庐隐还比较冷静，先是婉拒，后是疑虑，她直言：“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然而，信越通越多，话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直白。庐隐心灵的渴望，生理的需求，使她面对难以抗拒的诱惑再也无法招架：“请你用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李唯建烤化了庐隐，终使庐隐眼前的“世界变了颜色”。庐隐情不自禁地融入了李唯建的怀抱。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庐隐是当红的作家。当初她与林鸿俊解约，公然下嫁使君有妇的郭梦良“做小”；如今新寡的她又带着前夫的孩子与一个小她8岁的大学生恋爱，这是一桩货真价实的爆炸性桃色新闻。社会舆论，亲朋故旧的指责、嘲笑、谩骂铺天盖地而来。一向具大丈夫气概的庐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心态，坦然以对。倒是她的老同学苏雪林为其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
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
蜜月随着流水的日子淌去，积淀的是平淡。淡至发腻、发涩、发苦！
1931年8月，他们夫妇由杭州到上海。庐隐实现了她的“三窟”：教书（工部局一女中）；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以“一·二八”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突破她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的框子，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做家庭主妇。但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辛、繁琐累得她“像负重的骆驼”。“小爱人”李唯建呢，当初“你是我的宗教”的誓言已忘在脑后。他生性疏懒，不好好工作，长期闲散在家，又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庐隐曾劝他努力上进，他如风过耳。他不干家务，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区别对待。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而“小爱人”李唯建却趁庐隐外出打麻雀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时“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程俊英）。朋友们为了替庐隐分担，出面请舒新城介绍李唯建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
天妒英才。1934年5月13日，庐隐分娩时难产。为了省钱，他们没上医院，请民间的接生婆接生。子宫被接生婆划破，一滩鲜血，带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庐隐在转往大华医院的救护车上留下了遗嘱：“开追悼会要用基督教仪式，口中不断地念上帝，主。”庐隐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她36个春秋的人生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