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传略
郑振铎（1989—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出生于贫苦的家庭，1917年，靠亲友帮助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1920年11月，和茅盾、叶圣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刊》。1923年后，长期主编《小说月报》，积极倡导写实主义文学和为人生的血泪文学，并致力于翻译介绍苏联及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郑振铎在30年代出版的70万字的巨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解放前国内篇幅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同时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也是我国第一本民间文学史，而且迄今尚无可以替代之书。
郑振铎在文学以外的文化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令人钦佩的。40年代主编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等都是对我国文化领域的巨大贡献。
解放后，郑振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10月17日，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逝世。
湖畔夜饮
丰子恺
前天晚上，四位来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饮酒。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荫下一条石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时在学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欢喜相。每当灯火中，团团清辉上。人月交相庆，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饮，举杯献高堂。”觉得这歌词温柔敦厚，可爱得很！又念现在的小学生，唱的歌粗浅俚鄙，没有福分唱这样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两句，觉得我高堂俱亡，虽有美酒，无处可献，又感伤得很！三个“得很”逼得我立起身来，缓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泪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花灵所笑了。
回进家门，家中人说，我送客出门之后，有一上海客人来访，其人名叫CT，住在葛岭饭店。家中人告诉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找我了。这是半小时以前的事，此刻时钟已指十时半。我想，CT找我不到，一定已经回旅馆去歇息了。当夜我就不去找他，管自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岭饭店去找他，他已经出门，茶役正在打扫他的房间。我留了一片，请他正午或晚上来我家共饮。正午，他没有来。晚上，他又没有来。料想他这上海人难得到杭州来，一见西湖，就整日寻花问柳，不回旅馆，没有看见我留在旅馆里的名片。我就独酌，照例倾尽一斤。
黄昏八点钟，我正在酩酊之余，CT来了。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轻了。他说我也还是老样子，不过头发白些。“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这诗句虽好，我们可以不唱。略略几句寒暄之后，我问他吃夜饭没有。他说，他是在湖滨吃了夜饭，——也饮一斤酒，——不回旅馆，一直来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馆里的名片，他根本没有看到。我肚里的一斤酒，在这位青年时代共我在上海豪饮的老朋友面前，立刻消解得干干净净，清清醒醒。我说：“我们再吃酒！”他说：“好，不要什么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西湖不像昨夜的开颜发艳，却有另一种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态。昨夜宜于到湖边步月，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夜雨剪春韭”，多么动人的诗句！可惜我没有家园，不曾种韭。即使我有园种韭，这晚上也不想去剪来和CT下酒。因为实际的韭菜，远不及诗中的韭菜的好吃。照诗句实行，是多么愚笨的事呀！
女仆端了一壶酒和四只盆子出来，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机旁的方桌上。我和CT就对坐饮酒。收音机上面的墙上，正好贴着一首我写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而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为纯正。因为我又觉得，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因此，有些“专家”的诗，我不爱读。因为他们往往爱用古典，蹈袭传统；咬文嚼字，卖弄玄虚；扭扭捏捏，装腔做势；甚至神经过敏，出神见鬼。而非专家的诗，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
我和CT共饮，另外还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话旧。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沦陷在孤岛上，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话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人都惊醒。谈到二十余年前他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我在江湾立达学园教课时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宝，软软和瞻瞻——《子恺漫画》里的三个主角，幼时他都见过的。瞻瞻现在叫做丰华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到；阿宝和软软现在叫丰陈宝和丰宁馨，已经大学毕业而在中学教课了，此刻正在厢房里和她们的弟妹们练习平剧！我就喊她们来“参见”。CT用手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比比，说：“我在江湾看见你们时，只有这么高。”她们笑了，我们也笑了。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谓“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可以浓烈地尝到。CT叫阿宝“大小姐”，叫软软“三小姐”。我说：“《花生米不满足》、《瞻瞻新官人，软软新娘子，宝姐姐做媒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画，都是你从我的墙壁上揭去，制了锌板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你这老前辈对她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气？依旧叫‘阿宝’、‘软软’好了。”大家都笑。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又浓烈地尝到了。我们就默默地干了两杯。我见CT的豪饮，不减二十余年前。我回忆起了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有一天，我在日升楼前，遇见CT。他拉住我的手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我说“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楼上，点了两客公司菜。外加一瓶白兰地。吃完之后，欧仆送帐单来。CT对我说：“你身上有钱吗？”我说“有！”摸出一张五元钞票来，把帐付了。于是一同下楼，各自回家——他回到闸北，我回到江湾。过了一天，CT到江湾来看我，摸出一张拾元钞票来，说：“前天要你付帐，今天我还你。”
我惊奇而又发笑，说：“帐回过算了，何必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我定要把拾元钞票塞进他的西装袋里去，他定要拒绝。坐在旁边的立达同事刘薰宇，就过来抢了这张钞票去，说：“不要客气，拿到新江湾小店里去吃酒吧！”大家赞成。于是号召了七八个人，夏丏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焘都在内，到新江湾的小酒店里去吃酒。吃完这张拾元钞票时，大家都已烂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作古，刘薰宇远在贵阳，方光焘不知又在何处。只有CT仍旧在这里和我共饮。这岂非人世难得之事！我们又浮两大白。
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CT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伞，看他的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荫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
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廿八日夜于湖畔小屋
追念振铎
冰心
说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莫斯科的欢迎亚非作家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来宾台上坐在我旁边的巴金同志，忽然低下头来轻轻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不要难过！振铎同志的飞机出事，十八号在喀山遇难了。”又惊又痛之中，我说不出话来——但是，但是我怎能不难过呢？
就是在那一年——一九五八年——的国庆节的观礼台上，振铎和我还站在一起，扶着栏杆，兴高采烈地，一面观看着雄壮整齐的游行队伍，一面谈着话。他说他要带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尼泊尔去。我说我也要参加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
他笑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当时，我哪里知道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次的充满了热情和诙谐的谈话呢？
在我所认识的许多文艺界朋友之中（除了我的同学以外），振铎同志恐怕是最早的一个了。那就是在五四时代，“福建省抗日学生联合会”里。那时我还是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的一年级学生，只跟在本校和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和其他大学的大学生之后，一同开会，写些宣传文字和募捐等工作。因为自己的年纪较小，开会的时候，静听的时候多，发言的时候少，许多人我都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我。但我却从振铎的慷慨激昂的发言里，以及振铎给几个女师大的大同学写的长信里；看到他纵情地谈到国事，谈到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大字纵横、热情洋溢。因此，我虽然没有同他直接谈过话，对于他的诚恳、刚正、率真的性格，却知道得很清楚，使我对他很有好感。
这以后，他到了上海，参加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
我自己也不断地为《小说月报》写稿，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直接通过信。
我们真正地熟悉了起来，还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季他到北京燕京大学任教以后，我们的来往就很密切了。他的交游十分广泛，常给我介绍一些朋友，比如说老舍先生。振铎的藏书极多，那几年我身体不好，常常卧病，他就借书给我看，在病榻上我就看了他所收集的百十来部的章回小说。我现在所能记起的，就有《醒世姻缘》、《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等，都是我所从未看过的。在我“因病得闲”之中，振铎在中国旧小说的阅读方面，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这一点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那几年他还在收集北京的名笺，和鲁迅先生共同编印《十竹斋笺谱》。他把收集来的笺纸，都分给我一份，笺谱印成之后，他还签名送给我一部，说“这笺谱的第一部是鲁迅先生的，第二部我自己留下了，第三部就送给你了”。
这一部可贵的纪念品，和那些零散的名贵的北京信笺，在抗战期间，都丢失了！
振铎在燕京大学教学，极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学，都十分兴奋地讲述郑先生的引人入胜的讲学和诲人不倦的进步的谈话。当他们说到郑先生的谈话很有幽默感的时候，使我忆起在一九三四年，我们应平绥铁路局之邀，到平绥沿线旅行时，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员名叫“屈龙伸”，振铎笑说：“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说：“这个名字对张凤举。”（当时的北大教授）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于是纷纷地都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和当时人或古人的名，对了起来，“郑振铎”对“李鸣钟”（当时西北军的一个军官），我们旅行团中的陈其田先生，就对了“张之洞”，雷洁琼女士就对了“左良玉”，“傅作义”就对了“李宗仁”等。这些花絮，我们当然都没有写进《平绥沿线旅行记》里，但当时这一路旅行，因为有振铎先生在内，大家都感到很愉快。
振铎在燕大教学，因为受到进步派的欢迎，当然也就受到顽固派的排挤，因此，当我们在一九三六年秋，再度赴美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上海了。他特别邀请朋友给我们饯行。据我的回忆，我是在那次席上，初次会到茅盾同志的。胡愈之同志也告诉过我，他是在那次饯别宴上，和我们初次会面的。
也就是在那次席上我初次尝到郑老太太亲手烹调的福建菜。
我在太平洋舟中，给振铎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感谢你给我们的‘盛大’的饯行，使我们得以会见到许多闻名而未见面的朋友……更请你多多替我们谢谢老太太，她的手艺真是高明！那夜我们谈话时多，对着满桌的佳肴，竟没有吃好。面对这两星期在船上的顿顿无味的西餐，我总在后悔，为什么那天晚上不低下头去尽量地饱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先回到上海，又到他家去拜访，看见他的书架上仍是堆着满满的书，桌子上，窗台上都摆着满满的大大小小的陶俑。我笑说：“我们几经迁徙，都是‘身无余物’了，你还在保存收集这许多东西，真是使人羡慕。”他笑了一笑说：“这是我的脾气，一辈子也改不了！”
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他又是第一批来看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觉得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气更大了，想象力也更丰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讲说他正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他解放前多年来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进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贡献出他的全部力量。
他就是这么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横溢的人。虽然那天晚上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能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个勇敢直前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