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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遇到穿军装的树，是在陶然亭公园的湖畔。
那是一个雨后的下午，天空明净柔和，被雨水打湿过的柏油马路，在阳光的抚摸下，散发着新鲜的味道，潮湿得有些发甜。
树已经完全没有了小时候的模样，没想到，他竟然能长到这个高度——1.85米，而且，帅到了足以有很高回头率的程度。如果在街上偶遇，我一定不会把他和“小地主”联系在一起，那个在司令部大院儿里，常常跟我哥一起抢山头的、拖着鼻涕的“小地主”。
可树却能在刚见面的时候认出我。这让我一直奇怪了很久。因为，细细算来，我们已经分别了整整10年。我原以为，再也不会见到树了。更何况，在我脑海里常闪现的是他的哥哥大林。
那会儿，还差半年就毕业的我，正在一家媒体单位实习。单位离我家很远，在北京城的最南边，有时候，我不得不住临时宿舍。
这天上午，我怀里抱一堆资料和一本翻卷了的英语四级词汇，走进大厅，忽然看见了大院时期的好朋友文。文是那种长得纤细的女孩子，从小到大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变白，眼睛变大，酒窝更深而已。时间对于她来说是加数。没有人不喜欢文。如果你看到她也一定会喜欢上她。
对我来说，文一直是一个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的宿营地。
看到我，文飞跑过来，伸开双臂，乌黑的长发飘舞着，裙裾轻盈，大厅里所有的目光都随着她滑行。我站在原地甚至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上一次见面是在6年前的北京市中学文艺汇演。文那天化着淡淡的红脸蛋（即使她不化妆也很好看的），扎着两条黑黝黝的小辫子，在侧幕频频向我挥手，而我正紧张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合唱队唱《我们的田野》。
我们的田野，
美丽的田野，
静静的河水，
流过无边的稻田……
这是我最卖力指挥的一场了，因为节奏过于舒缓和优美，独唱、重唱、合唱编排在一起。事后，文用那种浅蓝带花纹的信纸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上说：“你不要紧张，你的白衬衫都被汗洇湿了，下次要记得多穿一件……”我意识到是指我腋下的部位，而且一定也让合唱队的许多男生看到了，这让我羞愧了好久……
我高兴地拍着文的肩膀，跳了起来。
文竟然和我在同一个单位，不同的部门。我们交换了电话、住址和休息日，约好一定要聚一下。文说，你还记得“小地主”树吗？他家搬到万寿路去了，他就在离这儿只有两站地的地方当兵。
我说，记得啊！我不是“小地主婆”吗？他和他哥大林还有我哥他们后来就掰了，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脑子里先是跳出树那单薄的身影，然后出现了浓眉大眼的大林，对，树的哥哥大林，那个经常对我拧着眉头的家伙。嘴里便溜出一句，大林现在什么样子啦？
你醒醒、醒醒嘿！文用手掌从我眼前划过，然后很神秘地说，想知道什么样儿吗？干脆，我们大院的孩子聚一次吧，离得这么近。谁让北京太大了呢，即使住在一座城市里都不一定能相遇，这叫“有缘”呢。
我说那好吧！你挑地方我随你，我有选择障碍，千万别让我眩
放心吧，文笑着说。
对于哪个饭店的菜好，去哪里玩走哪条路线最佳，包括哪个牌子的内衣蕾丝花边做工精致，等等，都是文擅长的。可我仍不明白为什么文非要选择到陶然亭公园碰头，因为一进陶然亭我忽然觉得我们很傻。很明显，公园里有两类人，一类是正在“甩手”、“倒走”疗法进行锻炼身体的老头老太太，一类是20岁以下，或是40岁以上的陷入感情漩涡的一对一对。
树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确切地说，是成年的树。
我们比赛念诗吧？忽然，坐在我和树中间的文说道。
文的声音，好听，有乐感，像唱歌。可她这个提议，在阳光灿灿的下午，却令我的汗毛竖了起来，很莫名。
此时，对着一大片湖水，我们三个人并排坐在木质的长条椅上。我下意识地用眼睛去找树，与他的目光相遇，树连忙将视线移开。然后，很局促地竟红了脸。
我又看了文一眼，文的笑似乎静止了一秒。
我们还是乖乖地听文念了一首戴望舒。然后，树清了清嗓子，岔开话题，问我从大院搬走后在哪里上学、学的什么专业。
我两个字、两个字地答着，恨不得一个字都不说，因为觉得嗓子发干。什么情况啊这是？后来想想，我不想给重逢的树一个坏印象。
文忽然插话，她现在写小说呢，是吧？笑着扭过脸看我。
树说，是吗？他的目光忽然从我脸上滑过，落在其他有可能落到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莫名地不好意思起来。这事我悄悄地告诉过文，瞎玩一把的。事实是，我刚动了动嘴唇还没说完，文又扭过头对树说，呵呵，这次准备把男主人公写挂了。上次她把女主人公给写挂了……呵呵，是吧？
文又把笑对着我。
我低下头，随手捡了一枝小柳条，拿在手里，在地上瞎划拉一些自己也看不懂的图形，脸很热，恨不得把脸埋进地里。
因为悲剧……有力量。我磕巴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地不自信起来。然后扬起脸。
呵呵，对，她们老师就是这么说的。文轻松地应着。
啊，就是就是。哈哈。我夸张地笑，立即恢复常态。站起来，很气派地拍着文的肩膀，对树吹牛：我写出来就是要赚你的眼泪的。
树轻轻地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抬了抬军帽的帽檐儿，阳光散漫地把他的手托起来，原本修长的手指，被阳光穿透，几近于透明。然后，眯起眼睛对我一笑。然后，他的脸竟然红了。
树的眉毛里有一颗痣。
晚上，我们又跑到崇文门去吃西餐。路过新桥饭店时，我放慢脚步，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想看看里边那令人垂涎的奶油牛角，等到转回头，文和树已经甩下我，走出去足足有二三十米。文大约1.7米的个子，袅袅婷婷，与树并行的背影很有看点。我甚至认为，成年后的树和文站在一起非常和谐、般配，当然，如果日后没有那么多的意外发生的话。
吃晚饭的时候，树坐在我对面，很规矩地用刀叉。我对文说全北京最好吃的是新桥三宝乐的奶油面包了，当然，老莫（莫斯科西餐厅）的是另一种风味。文说，你忘了马路对面的马克西姆了。我窘了一下。树静静地说，你喜欢的话，下次发工资请你们去。
我傻乐着认真地点点头。文没笑，我也立刻闭了嘴。文坐在我左边，抬起头瞟了树一眼，然后忽然就开始滔滔不绝起来，我不知道怎么插话才好。同时，紧张着刀叉在盘子上发出的任何一种声响。这是谁出的主意——西餐！
他们在讲共同认识的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不是很熟，那俩孩子进大院不久，我家就搬出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文在男生面前的滔滔不绝……
坐在树的对面，我变得很笨拙，盯着盘子里没动过几口的生菜，我想这样也挺好，如果文不在场我们该有多尴尬埃
文说起大院后边的那个家属冰棒厂，我就说我很想念那种五分钱一根、像日光管灯状的奶油冰棍。那会儿流行用玻璃丝（塑料丝）编成小钱包，里边都是自己攒的钢蹦。如果手头没有还可以去卫生所要塑料包装回来做。
文“咯咯”地笑着，她拥有最多数量的那种小钱包，多是深粉色的。
树笑了，灯光把他的笑罩住，温暖，模糊。
树说还记得他去卫生所耍赖，向所长叔叔要大号的山楂丸然后分给我们。我说记得记得，我常常和哥他们混在一起吃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说，你还记得吗？在锅炉房后山上的那个废坑里，你们还立两块红砖，用一根细树枝当签子，串上老玉米架在中间，然后在两砖之间的地上烧火小烤，有一次，还烤了大胖绿肉虫子来着……
哈哈，树第一次笑出了声。他揉着眼睛说，烤糊了给你吃，你吃了一嘴黑，后来听说是虫子吓得又叫又蹦。那会儿，你梳着娃娃头，脸上哪儿哪儿都是齐齐的，吃完以后，嘴上也是一条黑色的横线。
树笑得真开心。树的牙很白。
哈哈，我跟着他笑了起来。
后来，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人往往在笑声中坠入情网。不知道，那时候的我算不算。
文有声响地放下手里的餐具，故作不满，撇着嘴说，拜托拜托，有人正在吃饭好不好。
我对文说抱歉抱歉，不说这个了。
于是话题从虫子跳到了令人头疼的考试，文说树的外语很棒让我现在讨教捷径，让他帮你过关。我说好啊好啊，也就是说说而已，没往心里去。
回去时，树坚持要送我们。我们说不用送不用送。他说天黑了不安全，他不放心。执意要送。坐车也就三站地。
当晚，工人体育场有个香港明星的演唱会，谁来着，记不清了。反正本来应该很清静的车上一下子塞满了人。
我们一上车就晕了。
我和文找到可以伸手扶住的座位，这样站着也不会太累。树很自觉地横站在我们侧面，稍稍有一点驼背，用身体挡着挤来挤去的乘客。同时还要顾及与我和文之间的距离。不过，无论他怎样努力，也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
文站得真好看，车上有几个挺帅的男孩都在有意无意地看她。
树一直不肯向下看。我的头正好在他的胸前（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恨天高”呢），甚至隐约能够听到心跳的“怦怦”声。我和文交换了一下眼神，文笑了。
我想，树一定又红了脸。
这天入睡之前，我对自己很泄气，你想想，分别那么多年，可树都能一下子认出我，我都22岁了，那个“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的定律，在我身上根本就不起作用，能不泄气嘛我。
尔后，我脑子里闪过树的眉毛，以及那颗痣。这样的感觉很奇怪，像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又像认识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小地主”和“小地主婆”的外号，从此没再被我们三个人拿出来开玩笑，即使是在当天的聚会时。
说实话，我挺纳闷的。
10年前，我和树两家同住在北京最西边的一所部队大院儿里。那是某兵种的司令部机关，有位副司令员，姓郭，是周恩来总理长征时的警卫员，也是开国坦克将领之一。将军楼在大院儿的东边，我们的楼在西边。小时候，我去他家时，据说极有气场，会连厕所一起都“视察”了。
大院儿的东与西之间，空旷地带是露天大操场和大礼堂。甬道两旁是盛放的榕花，我们叫它芙蓉树。每到盛夏季节，它们就炫然绽放，粗粗的枝干，粉红半白的伞状花冠，昼开夜合，清香扑鼻。大院儿里除了丰盈挺拔的法国梧桐，就属它们最有气质了。
我们的生活氛围，除了穿军装的，就是穿军装的。每天的生活，包括一天三餐在内都是在军号声和各种进行曲中进行的。那个年代，大人们都对工作异常热情。很少有人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他们傻傻地卖力气、干革命。大人们“傻”得纯粹，大院儿里的孩子们也活得纯粹。
我哥、我弟、我，常常和大林、树、文、秋秋摽在一起，除了司令部办公大楼外，就没有我们没折腾过的地方，我们可以没心没肺地在无忧的世界里奔跑。记得有一天放学，正好碰上下大雨，出了学校门口，发现大林撑着一把雨伞，手里还拎着一把伞，嗯，是那种天蓝色硬塑料雨伞，他说，是“顺便”留给我的。
后来，部队整编撤番，我爸，军龄23年的老兵23离开了司令部，转业到了与天安门近在咫尺的“海”里工作。我们全家也搬出了大院儿。临别时，我从212吉普的车窗向外望，大林和树正站在芙蓉树下……
对了，树那天告诉我，他哥哥大林当了海军。
一个月以后，我意外地接到树的电话。
当时，部门所有的同事都在办公室，总结会刚刚开始。铃声打断了主任的开场白。叫我接电话的前辈眼神很凌厉，我慌慌张张地接过电话，真想多说两句对不起，又急又尴尬。
树在电话里说，他创造了一套英语词汇的重点提炼材料，问我要不要。我说好啊谢谢，是真心的感谢，不过心里不是很在意，因为我知道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样的考试我都不太会抱着复习题不放，所以并不热心。但我不能驳人家的好意。
何况，我惊诧于树竟然记得这事，而且，我还是挺想见树的。
于是，我们约好周日的中午12点在宣武门地铁口见面。
这天，树穿了军装。
我从地铁里走出来的时候，一眼就看见站在太阳里的树。那天太阳挺毒的，树直直地站在地铁口。旁边还有两个30多岁的男女，在他附近转来转去，不敢靠近。看见我上来了，俩人凑过来追在我身后低低地问：要发票吗要发票吗？妹妹？妹妹要发票吗……
树一眼看见我，快步走过来，那俩人立马转身开溜。
树把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给我，是那种大一点的文稿袋。
我说，谢谢。
你可得用心看，都是我自己总结的，可以对症下药。树说，嘴角挂着浅笑。
其实每次考试我都是靠临阵磨枪的，有时候连书都不看，不过还是谢谢啦。我接过牛皮纸袋时蹦出这句话。
树尴尬了一秒，随后问，嗯……你往哪边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