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南近郊西大山顶一声炸响，在浓雾、烈火、密雨中诗人摆脱了地球这个狭小的牢笼，不知云游去了何方！但林徽因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中却说：“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的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的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轻月白。人们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的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是的，志摩走了，离我们并不太远。他用浓重感情、浓重色彩起草的未臻之画，人家要帮他完工；他走了，曾与他休戚相关的人，几十年的生之旅程只走了一半，他们还要艰难而坚实地走完……
抚子成人兴门第
1925年3月26日志摩与幼仪在德国柏林相会之后，他致信陆小曼：“……（幼仪）是一个有志气有胆的女子，她在这两年来进步甚多，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实通达，这是朋友的好处。老K的力量最大，不亚于我自己的。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颗炸弹，惊惊中国的鼠胆的社会。”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离婚的悲痛非但没有把她压垮，相反幼仪更坚强了。志摩的死，幼仪同样非常悲痛，但她勇敢地挑起了志摩该挑而不能挑的重担，对徐家尽协理之责，对公公尽寄女孝责，对积锴恪守母责。梁启超曾经说过，做人的关键是责任两字，尽到了责任就了无遗憾了。那么张幼仪对徐家实在尽了应尽甚至是不应尽的重责。
张幼仪在社会上也着实干了一番事业：她在上海静安寺路开设了中国第一家新式时装公司——云裳公司，营业盛极一时；她在上海又创办了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尽心尽力，业务也相当发达；她积累了资金之后就想造福社会，在志摩故乡硖石筹建幼儿园及中小学，部分建材也运到了工地，可恨日寇入侵，被迫中止。抗日战争胜利后，她胞兄张家璈被选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幼仪以中执委身份总理财务，虽经费相当困难，而需钱时，她总能筹措到钱来应付。民社党在当时被视为第三种势力，在国共谈判中曾参与调停。
尽管空帏寂寞，张幼仪心如止水，直到1949年她才移居到香港蓝塘道，住处楼上楼下相当宽敞，仅她与保姆居住。前纽约中国银行经理余英杰，是张家璈旧属，他的好友苏季子医师在香港觅住处，余英杰就介绍到张幼仪处。张幼仪让出一层楼给苏季子，从此张苏两家就成了上下近邻。时张幼仪五十六岁，苏季子比张小三岁。苏季子谈吐风雅，性情和善，与张幼仪相处得非常和谐，苏季子丧妻，张幼仪失夫，感情发展就很自然，可谓水到渠成，但碍于面子，那层薄纱双方始终不曾挑破。这情况被余英杰识破，于是他主动担起了月下老人之职，有心成就这桩姻缘。
苏季子正苦于没有内当家来辅导身边儿子，他看到张幼仪极有风度教养，朴实干练，真是相见恨晚，所以一口答应了下来。张幼仪此时已抚子成人，儿子也已在美国成家立业，母责已尽，晚年正该有个伴侣，才不致孤寂终身，因此也为之心动。但她在作出决定之前，向两位胞兄及儿子去了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张家璈没有复信，保持沉默；张君劢在复信中说：“……兄不才，三十年来对妹孀居守节，课子青灯，未克稍竭绵薄。今老矣，幸未先填沟壑，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不管是否回信，两位胞兄实质都要幼仪自断自决。
儿子积锴的回信给了她极大鼓励：“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够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瞻，诸孙长成，全出母训。当年绕膝，今日留学，继志述事，母忝所生，门第中兴，此其时矣！……骨肉分离，迢迢万里，难以团聚。移民限制，寸步难行，板舆迎待，缈不可期。每一念及，寸心若碎，去日苦多，来日苦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张幼仪得到此信后，遂下决心与苏季子结婚。
他俩为避免社会舆论，双双飞往日本结婚。但终因张幼仪是一大诗人的原配夫人，她的两位胞兄又是政界和金融界的显赫人物，所以仍在港澳台传扬为佳话，轰动一时。婚后他俩过了十多年温馨生活。不幸苏季子因病先逝。此后张幼仪移居美国，心如止水，颐养天年，终年八十七岁。而今徐氏后代在海外成家立业，徐家后继有人，门第中兴，张幼仪立了大功。
扑朔迷离百宝箱
如果说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是包办婚姻、那么初婚时他还未曾恋爱过；如果说林徽因在口许梁思成时敬重多于挚爱，那么她也不曾恋爱过，所以徐、林在英国的那段感情对双方而言都应属初恋，特别真挚、深沉、热烈。林徽因秀外慧中，娴淑贞静，中西两造文学齐佳；后来又学戏剧、建筑设计，是才貌兼优的女才子。徐志摩英俊潇洒、才智过人，为冬夜里暖炉，夏日里清风，处处讨人喜欢。以后他俩虽各自另婚，但他俩间的感情是非同寻常的：志摩搭机失事，直接原因是志摩要急于参加林徽因的一个报告会，而且是应林徽因之请，这使林徽因内心又多了一份不安与伤痛。
1934年的冬天林徽因与梁思成去浙南地区考察古建筑，他俩回京时，火车途经志摩故乡，在硖石（海宁）站停了十多分钟。巧极了，时间竟是11月19日——志摩三周年忌日。徽因步出车外，独自站在幽暗的站台上，种种不相连的往事潮水般涌向她的心头，眼泪不自主地外流，在生与死这最大的距离间，幻成一片模糊……
徽因在志摩遗像前供奉鲜花，一束又一束，一天又一天。她提议设置“志摩奖金”，用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持久的素志，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及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新中国成立后她与梁思成曾为保存北京古建筑及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北京而呼号奔走，惜许多宝贵意见，不被理解，反遭批判。她是中国国徽及天安门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有《林徽因诗集》等著作传世，1955年病逝于北京。
但她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那就是志摩的文字因缘箱，又称百宝箱或八宝箱（硖石土语百、八同音，此处称百宝箱为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百宝者珍贵之意。八宝又称景天是一种植物）。箱内装有志摩的英文日记二三册，小曼日记二册，还有不少志摩未发表的诗文。志摩的英文日记记的是他与林徽因恋爱时的感情起伏，小曼的日记涉及人间是非，连名字也不肯包涵，其中骂徽因的最多。正因为如此，所以此箱志摩常随身携带，秘而不宣。直到1925年3月志摩旅欧前夕，才交给凌叔华保管。志摩旅欧归来后也一直未取（有说中间一度交卞之琳代管，1996年10月笔者赴北京时曾询问过卞先生，他一口否认曾有此事）。
那么这只百宝箱为什么偏要交凌叔华保管呢？除了箱内文字不宜给林徽因、陆小曼看，而且不宜由她们中任一人保管之外，还源于志摩与凌的特殊情谊：凌叔华原名凌瑞棠，1904年生于北京一个书画世家，1922年考进燕京大学外文系，后与陈源（西滢）结婚。陈源是志摩在英留学时同学，又是文坛好友。但在凌未嫁陈之前，凌与徐志摩有过一段不寻常关系，仅志摩写给凌的信，有据可查的就有九十余封。1936年至1937年凌在武汉主编《武汉文艺周刊》时，这些信件，她以《志摩遗札》为题，陆续在周刊上发表过。现在能够查到的有六封，近万字。其中缠绵之情充满字里行间。凌叔华在1931年12月3日写的《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这篇纪念文章里，同样透露出浓浓深情。
在志摩的故乡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志摩的父亲力主志摩与凌叔华结婚。一次在上海一家旅馆里父子相遇，志摩为了承欢其父，说凌叔华与他关系如何亲密，并从枕底下取出凌的情书来给其父看。但志摩枕下也放着陆小曼的情书，志摩是近视眼，匆忙中他竟将小曼的情书递给了他父亲。他父亲越看越不对头，越看越气。志摩知道闯了祸搔首顿足，不知所措。他父亲说：“像你这种年纪身边是该有个女人的，但不能去找有夫之妇，这是偷情，犯禁忌的。”从中可以看出凌未嫁陈源之前与徐志摩是何等亲密，连他父亲也知其事。这就是为什么要将这只百宝箱交凌保管并嘱她给自己写传的原因所在。
志摩罹难后，百宝箱就成了林徽因与陆小曼争夺的焦点。林徽因自知要此百宝箱的理由不足，就请出他们中的老大哥胡适来斡旋。现在我们可以凭借当时的往来信件、日记看到当年争夺百宝箱的情况：
1982年10月15日凌叔华从英国致函给陈从周，追述了当年交出百宝箱的经过情景：
“……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适之）帮着林徽音（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他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
1931年12月28日胡适写给凌叔华的信：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的材料了。
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的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
……
所以我今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的材料。为此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失散，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
……
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带回，那就更好了。”
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日记》手稿本，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里就有关于百宝箱的记载：
“今天日记到了我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音最多）……”
胡适的日记后面还附有凌叔华送百宝箱时的附信：
“适之：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起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从这些信件、日记中可以看出百宝箱已从凌叔华处交到了胡适手中，所谓打印三份看来未曾兑现。那么胡适又将百宝箱交给了谁呢？
陆小曼既是日记的主人。又是百宝箱主人的夫人，但她没有拿到。1947年陆小曼在《志摩日记·序》中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比这几本精彩得多。”从这里看来，陆小曼没有收到过胡适交给她的日记。
但令人不解的是凌叔华在晚年给陈从周的信中又提及了小曼的日记：“但胡不听我的话！竟未交出全部。小曼只收回他的二部日记（她未同志摩结婚前的日记，已印出来了，但许多人还以为另有日记）。”我认为凌叔华可能记忆有误了：已印出来的只有一部而非二部，已印出来的小曼日记写于1925年3月11日至同年7月11日，即志摩赴欧期间；志摩的百宝箱是他赴欧前夕交给凌叔华的，后写的日记怎会放入已交出的箱内？而且已印出的这部日记中也未见有骂徽因及涉及他人是非之处。所以已印出来的（附《志摩日记》之后）的一部日记是小曼以后另写的一部，小曼婚前的二部是否到了小曼手中很成问题，但可以肯定那二部日记从未印出来过。
那么百宝箱最后落于谁手呢？
从胡适信中说明林徽因仅获半册，胡适主张材料集中，那么是林徽因又将那半册交还了胡适呢，还是胡适一总都交给了林徽因？迄今从胡、林当事人当中还未找到文字根据。但赵家璧在《徐志摩全集·序》中说：“近据卞之琳写的文章中透露，就是这些后来交给林徽因保留的日记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消失了（倒不是直接出于‘打、砸、抢。’）”陈从周也曾说过这些日记等存林徽因处。卞、陈均非当事人，他们讲话的根据又在何处呢？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1955年因病逝世。梁思成的新夫人是林洙，曾有人问过林洙，林答：“找遍未着。”
根据上述文字记录，我认为百宝箱下落有以下两种可能：
第一，如果卞之琳的说法成立，那么徽因死于1955年，百宝箱毁于“文革”，证明百宝箱被林徽因一直保存到死，总算对得起长眠人。不是出于“打、砸、抢”，那就是有人暗自销毁。这种可能应该是不小的。“文革”时种种恐怖活动令任何人都胆战心寒，徐志摩在“文革”中又属资产阶级反动诗人，保留反动诗人的文字，罪责非轻，至少也要拖出去批斗，问一个居心何在，所以卞之琳的话只能解释为出于对“文革”的恐惧心理，而被人销毁。
第二，因当事人（胡、林）对百宝箱的交割未见文字记录，百宝箱仍由胡适保存的这种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胡适有两只大的保险箱，内藏不宜公开的各种文字，他临终时嘱咐：“二十年后才能开启保险箱。”如果保险箱内仍无百宝箱，那么只有第一种可能了。
遗文编就答君心
志摩死后，小曼又悔又恨又悲痛，来自社会的压力与亲属的谴责，就如五雷轰顶，将她击倒了。她一病不起，昏沉沉地倒在床上有一年多时间。她想哭却流不出泪，她想喊喉头却发不出声来。她独自关在房内，不透一点光，不发出一丝声响。她盼志摩显一显灵，给她一句话，给她一个吻，让她在这满是荆棘的世界上有勇气迈步，有勇气抬起头来望蓝天白云。她下了天大决心，要为志摩争一口气，像模像样地做人，她决心搜集志摩遗文，将它结集出版，让志摩的诗文传之后世，“遗文编就答君心”成了她生的唯一目的，成了她生的最大动力。
1932年7月小曼编就了诗集《云游》，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并第一次为志摩著作写序。1936年她编就了《爱眉小札》（日记书信集），内含志摩日记（1925年8月9日—31日北京及1925年9月5日—17日上海）、志摩书信（1925年3月3日—5月17日）及小曼日记（1925年3月11日——7月11日），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小曼又一次为志摩书籍写序。1947年3月小曼又编了《志摩日记》，内含“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小曼日记”，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仍由小曼写序。
小曼最大心愿是要出版《志摩全集》，但这部书的出版颇费周折，因为志摩不少诗文未结集，散落在各种刊物上。志摩大量书信还保存在收信人手里，他的英文日记还由别人代管着，要把佚文佚诗及书信日记收齐颇费功夫，为此小曼与赵家璧合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发往志摩生前各位好友，但收效甚微。直到1936年初才完成了十卷本的《志摩全集》整理编辑工作。经胡适与王云五谈妥，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签订了出版合同，并给小曼预支了一大笔稿酬。
那时小曼心头乐陶陶的，每天计算着“全集”出版的日期。谁知左盼右等，盼来的竟是抗战爆发的消息。商务印书馆总机构由上海迁至香港，又由香港迁至重庆，《志摩全集》的出版遥遥无期了。
在八年抗战期间，小曼没有离开过上海，她不与敌伪交往，不在敌伪的刊物上写文章，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她想，只要种子在，总有入土生根开花的一天。于是她又盼曙光再现。一天盼一天，一月盼一月，一年盼一年，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小曼真高兴，中国人又见太阳了，《志摩全集》出版有望了。于是她三天两头跑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从重庆迁回上海，千头万绪，十年前的书稿也不知放在何处。小曼找不到书稿差一点急出了眼泪。这是她唯一的成绩，最大的希望。后来朱经农出任商务印书馆经理，朱经农是志摩生前好友，通过朱经农总算在香港找到了书稿。原来抗战胜利后商务已投下不少人力物力，该书稿早已整理编校完毕，并打成了纸型。准备用《志摩遗集》名义出版，书后还有一段附记：“……整理未就而八·一三之难作。敞馆编审部自沪迁湘，由港徙渝，抗战期间，几无宁处。原稿仅获保全，未遑编印。”经过风风雨雨，原稿已变成了纸型，真要感谢商务的负责精神。
纸型在，出书当然指日可待。小曼又在掐指计算出版的日期了。这次她盼来了上海解放的消息。小曼说：“……我这时候，只有对着苍天苦笑，用不着说了……一切都绝望了。我还能去问谁，连问的门都摸不着了。”果然后来商务印书馆以“该书不合时宜”为由，将清样、纸型退给了小曼。
那时小曼突然想起她曾经做过的一个梦：在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出书合同，“全集”出版指日可待的时候，志摩突然闯进了她的梦境，告诉她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没有几十年时间“全集”是不可能出版的。她醒来时还嗔怪志摩，为什么在她最高兴的时候要来扫她的兴？现在回想起来，不禁使她毛骨悚然：难道真的志摩地下有灵，料事如神？
1956年中国大地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北京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徐志摩诗选集》，由卞之琳选编。那时小曼心头又是一乐：诗能出版，散文、小说、戏剧为什么不能出？“全集”慢慢地也总能出的。可是1957年反右风暴席卷神州，志摩诗选的出版当然成了泡影。“希望，不曾站稳，又毁。”
1965年4月小曼临终前将“全集”清样、纸型托付给陈从周。陈从周在“文革”前夕，将清样送北京图书馆收藏，将几箱纸型另托人保管，由于他的精心安排，总算躲过了这场“浩劫”。
岁月悠悠，风风雨雨，终于盼来了改革开放，枯枝又发出了新芽。1983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了五册装《徐志摩全集》，以后该馆又着手蒐佚工作，1992年出版了补编本《徐志摩全集》（计四册），一部远比陆小曼手编本完善的《徐志摩全集》问世了。共一百八十万字。“遗文编就答君心”，小曼的夙愿实现了、志摩泉下有知也当报以痛快一笑。
陆小曼是出名的美人。她的美艳，南北哄传。她在北京时，人们说：到了北京没有见到陆小曼等于未入北京社交圈。她到了上海同样如此。在上海上流社会中，无分男女，闻小曼之名，咸欲一睹颜色以为荣。人们常常用清秀端庄、朱唇皓齿、婀娜娉婷、仪态万方来形容她的美。但志摩死后，小曼素服终身，再也不进娱乐场所，头发经月不梳，后来掉了满口牙齿，也不再去镶补，一改以往奢侈无度的恶习。小曼由美人渐渐成了春梦婆。因为她顶着志摩夫人名义，所以徐家与她签有协议，每月供她二百元生活费。但她一次也没有去领过。后来她连这一纸协议也不要了，为的是争一口傲气。
她写作，她绘画。她写的小说《皇家饭店》收入赵清阁编的《无题集》，她的山水画中有一股秀逸之气。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上海国画院和上海美协。在一次上海美协举办的画展上，陈毅市长在陆小曼的画前观赏良久，并自言自语道：“这画很好嘛！她的丈夫是不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我的老师。”陪同人员趁机把陆小曼的近况告诉了陈毅市长。陈毅知道她体弱多病，经济也拮据，于是派人给她送去公费医疗卡，并聘她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59年聘任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每月可得薪水一百六十元。
但陆小曼在生活上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翁瑞午。香港《春秋》第189期有一篇过雨青写的《一代名媛陆小曼之死》，其中涉及翁瑞午其人：“翁瑞午为苏州人，原籍安徽系属世家子弟，赋性风流。又传他的祖遗甚厚，拥有一座茶山，故囊橐亦殊充裕。他在票友界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医道中则学得一手推拿的本领。……既为她（小曼）施其推拿妙技，又导引她吸上阿芙蓉。隔衣探手，并枕吹箫，使其娇弱之躯，活血舒筋，提神忘倦。凡志摩所供奉者，瑞午固供无遗，即志摩不能及者，瑞午亦能悉力以赴。”尽管小曼人老珠黄，瑞午仍奉若天人，她那种清雅的林下风度，至老未变。凡小曼开口要的东西，他千方百计去满足她。1960年前后三年，物资奇缺，为了一包烟、一块肉，瑞午不惜冒暑热、顶严寒排长队去设法。翁瑞午在香港有亲戚，副食品时有惠寄，但翁瑞午只十取其一，余则都送给小曼。小曼有病，他端汤奉药，不离左右。翁瑞午成了小曼空闱中的伴侣，精神上的依托。翁瑞午于1961年故世，临终时他握着小曼的手说：“我可把你害苦了。”从此，小曼与她的一位表妹朝夕相依，直到1965年4月2日离开人世。
志摩与幼仪离婚时他曾写过一首诗《笑解烦恼结》送与幼仪。若说志摩与幼仪的结合是烦恼结，那么小曼与王赓的结合亦当是烦恼结了。解除了这两个烦恼结，志摩与小曼的再结合应该是同心结了，偏偏又有小曼婚后的挥霍无度与翁瑞午的介入，同心结又成了烦恼结，真是世事如环，玄妙莫测。
温源宁曾这样评价志摩：“他在许多神座之前烧香，并不是不专一，反而是他对理想美人之专一。好像一个光明的夏天的白日里荫影的移动，志摩也在女友中踪影靡定，可是这些荫景是由一个太阳造成的，所以志摩的爱也仅仅为了一件东西——他的理想美人的幻象。对于这，他永久是一个忠实的信徒。不仅在他和女子的关系是这样，在他作品里，和男朋友里。并且就是在他短短的生活中，一切似乎是狂浪的举动里，也都是这样。”有人把志摩比作中国的雪莱，确实，他俩的恋爱观一样惊世骇俗，他们的死也是那样相仿，雪莱爱海死于海，志摩想飞逝于天。
凡志摩爱过的女人，中间不管发生过任何波折，涌起过任何风浪，没有一个女人不真心的终生爱他；凡志摩相交的男友，没有一个男友不把他当作终生知心的朋友。志摩的魅力何在？那就是他的赤子之心，那就是他那淳朴、率真、风趣和永不恨人的人格力量。
志摩撒手云天，留下了无数清丽的诗篇。然而，徐志摩让后人缅怀不已的，又何止他的作品呢？他那谜一样神秘、梦一般美丽的爱情信念，他那短暂但骇世惊俗的一生，他真挚率真不作伪的人格魅力，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泯灭光彩……若说志摩的人生是一个烦恼结，普天之下，谁个的人生又无烦恼呢？烦恼易结难解。人生因烦恼而美丽。英年早逝的徐志摩，终其一生，便这样不断笑挽并笑解着一个又一个烦恼结……
志摩短促的一生，经历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四·一二”事变及“九·一八”事变等重大变革运动。这是最纷扰的年代；这是光明与黑暗反复搏斗的年代；这是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思想体系纷纷登台表现的年代。马列主义虽已传入中国，并且日益扩大，但毕竟还处在幼年时期，因此广大知识分子寻求济世良方，仍构成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他抱着实业救国的崇高理想赴美留学，一度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被部分中国留学生称为“鲍尔雪微克”（布尔什维克），立志要研究社会主义。后来他又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迷恋于罗素、尼采、罗曼·罗兰。他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康桥改学文学，这是他为学方向的改变，而不是他人生使命的变更。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在康桥形成，康桥也成了他新诗的产床。
他听从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告诫，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只是一堆肮脏，因此他一生没有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但他毕竟是学过政治经济学的，又受到罗素的影响，因此他不只是诗人、作家、教授，他也是一位社会评论家。他以救国救民为人生使命，妄图冲破各种哲学体系和政治学说，来追求他单纯的信仰。
“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成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成为文人。”这是志摩的一位朋友给他的评语，后来成了他自嘲的一句口头禅。“杂”，这是事实，在世界的百花园里，他像一只蜜蜂，在他认为有蜜可采的花蕊里都要停一停，吮一口——马克思、列宁、泰戈尔、哈代、丹农雪乌、罗曼·罗兰、曼殊斐儿、韦尔斯、嘉本特、魏雷、傅来义、歌德、雪莱、尼采、孔夫子、孙中山、梁启超、胡适，以及耶稣、释迦牟尼。然后飞回蜂巢去酿蜜，酿出一个单纯的信仰。胡适把他单纯的信仰归纳为“爱、美、自由”，这四个字内涵太广，又太抽象。他的“单纯信仰”，就是他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温馨的婴儿”——一个类似英国式的民主政治，在松宽自由的气氛中耕耘他文艺的园地。
至于感情之“浮”，好像没有实据，他只是天真，直率，有趣味，一任感情奔驰而已。他在上海期间，有一晚上去看望梁实秋。只见梁实秋房里的灯光透过百叶窗泄漏出来，便想今晚上先吓他一下再说。就在窗外怪叫一声。而从沙发上惊起来的不是梁实秋，却是一对他不相识的男女。结果把那对男女青年吓着了，把他自己也吓着了。没有吓着梁实秋，他仍不甘心，就转身上楼，到另一个朋友家里。房门虚掩着，灯却熄了。他想这家伙那么早就睡了，也吓他一下，就一下扭燃电灯。结果从床上蹦起来的又是一对他不相识的男女，这一吓反把志摩吓呆了。郁达夫说他永远是一个孩子，他就像孩子那样俏皮无邪。
他认为共产主义“蔽于张”，资本主义“失之隐”，而罗素“无党故蔽不著”，“爱情故言无讳”。志摩就想用这种超然态度来对待人生与现实。凡符合他理想的就接纳，反之就排斥。他对同一对象的不同侧面，或不同时期的同一侧面，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他作品中有着看似矛盾的诸多说法，但透过他的外壳，依然可以看到他思想的经纬脉络。
他的理想太高！他所处社会又太黑！这就使他与社会一直处在尖锐的对立状态。所以理想与现实，人生与社会的不调和性构成了他作品的主旋律。自“自剖”之后，他的思想又起了一层变化，“由盲冲性转变到有意识的行动”。他要“迎上前去”，面对现实。但他始终找不到解决人生与现实矛盾的良方，也无力掀掉头顶的重压。于是他失望了，走向怀疑的颓废。他失望，但从不绝望；他还在摸索，还在抗争，还“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他后期的作品正是他失望时所发出的哀鸣。
他的创作生涯仅十年左右时间，但给我们留下的诗集有：《花雨》《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拾遗》《集外译诗》共六集，计二百八十首。散文集有：《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秋》共四集。小说集有：《轮盘》。剧本有：《卞昆岗》。其他还有《志摩日记》《志摩随笔》《志摩家书》。翻译有《涡堤孩》《曼殊斐儿小说集》《玛丽玛丽》《赣第德》及翻译剧本《死城》《墨梭林尼的中饭》等。
在新诗园地里他是耕耘最勤的一个；在新诗理论的探索上他是有自己创见的一个；在提携和奖励他人进行新诗实践上他是很热心的一个。回首新诗发展的道路，有他艰辛跋涉的足印，今日诗坛脚下有他流大汗埋下的基石。穆木天说：“如果说‘五四’时代的代表诗人是郭沫若、王独清和徐志摩的话，那么代表初期狂飙时代的，是小市民和流浪人的浪漫主义者郭沫若，代表末期的颓废的空气的是落难公子王独清，而代表中期的则是‘新月’诗派最大的诗人徐志摩了。”
他虽以诗著称，但他的跑野马式的散文，在散文园地里树起了一面异帜。他的散文更能代表他的才情，更能表现他的人格力量。小说，戏剧上也有一定贡献；童话，杂文他也曾尝试。在翻译工作上曾下过细密工夫。
他是一个学问极博，兴趣极多的人，除了文学之外，他对美术、音乐有极高的鉴赏能力。他对天文学的爱好有时到入迷的程度。他对政治经济学、历史、相对论也有研究。但可惜他死得太早，除文学之外，使他不能在某个专业上成为专家。
在生活上，他抽烟，喝酒，划拳，下棋，演戏，养猫，种花，周围有女如云；他游山、玩水、探胜、访古，甚至留恋教堂、庙堂、陵园。除了地上，他更爱无限大的空间，他要冲破空气的牢笼，到无穷的宇宙里去遨游，仿佛只有空间才够他驰骋，他想展翅自由飞翔，不愿受任何束缚。在他的生活里有的是浪漫色彩，多的是戏剧情节。他不是天神，也绝非魔鬼。他是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有人的弱点，有人的错误，也有人的志向，人的情趣。
他曾在近十所大学任教，他是深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他上课时海阔天空，情趣横溢，诗意盎然。他与学生不板脸，不说教，以心换心，赢得了学生对他的尊敬。不少学生和青年曾得到过他切实的帮助。
他是独子，又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过着嫌糖不甜，嫌鸡不鲜的优裕生活。他有一般富家子弟任性的习气，他说他是一只没笼头的野马：愁则乌天黑地，喜则山崩地裂，对人对事全凭一颗热腾腾的心，一任感情的汹涌。他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甚于接受传统的教育，他既有几分洋气，又有中国一般传统文人们的傲气。他的一些行事常被有封建宗法思想的人所指责。他的一些资产阶级的文艺观，也曾受到“左翼”作家的严正批判。
他是一个极有趣味的人。他不恨人——无绝对的恨，也不知道他人会恨人。他没有架子，不做作，他说为让人家快乐，自己吃点亏算啥！他把人就看作人，不分男女老幼，不论贫富贵贱，韩湘眉说他是：“温柔诚挚乃朋友中朋友，纯洁天真是诗人中诗人。”
他在《罗曼·罗兰》一文中说：“一个伟大的作者如罗曼·罗兰或托尔斯泰，正像一条大河，它那波澜，它那曲折，它那气象，随处不同，我们不能划出它的一湾一角来代表它那全流。”这话也适合他自身。浩浩乎长江，有三峡的雄奇，中游的明丽，下游的坦博，我们截取哪一段来代表长江的性格？即使纵观了它的全流，也由于季节的不同，水位有低有高，水色有清有浊，水流有缓有急。徐志摩也像山谷里窜出来的一条江河，水势时缓时急，水色时明时浊，河床有宽有窄，有曲折、有波澜、有枯荣。但这是一注活水，它溅着、流着、奔着，从不停息。他不要天、不要地，他要一个无穷大的空间。可惜空间也不是一无阻拦，空间同样有风暴、有迷雾、有雷电……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徐志摩。
